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66)

(5)掌控陪審團的秘訣

對於將要成為領袖的人,或者是一名律師,或者是即將登上法庭的人來說,我們將要說到的內容至關重要,因為它關系到你能否在與陪審團的較量中獲勝,能否將陪審團掌控於股掌之中,能否利用陪審團來實現自己的意願。

無論是這些人中的哪一種,想要做到對陪審團產生影響,秘訣就在於打動陪審團的感情。

正如對付一切群體一樣,施加影響並不需要做很多的論證,只需要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佐以堅定無比的斷言就可以了。

一位因為在法庭上贏了官司而赫赫有名的英國律師,曾經就此總結出以下應當遵循的行為準則:

當一個人進行辯護的時候,只要留心觀察陪審團,就會一直保持著有利的機會。一位好的律師,總是會依靠自己的眼光和經驗,從陪審員的面容上領會每句話的效果,然後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這套過程的步驟大概如下:

第一步是確認的過程,要確認哪些陪審員已經贊同他的說法,哪些還處在猶豫之中,哪些還對說法存在著猶豫的態度。

確定陪審團的贊同並不需要費很大的工夫,只需要從他們的氣色與姿態就能夠看出端倪。

第二步,找到了聯盟者之後,就應當把註意力轉向那些看來還沒有拿定主意的陪審團成員,努力搞清楚他們究竟為了什麼才反對,努力搞清楚他們究竟為什麼敵視被告。

這是律師的工作中十分微妙的一部分,因為指控一個人,除了因為正義感之外,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的理由,找到這些額外的理由,就是律師辯護術的全部奧妙。

根據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事先準備好的演說,效果總是很差,這都是因為必須要隨時根據印象來改變措辭。

和所有團體一樣,在陪審團裏也存在著少數對別人有支配作用的人物。根據一位著名律師的經驗,往往是一兩個有勢力的人,就足以讓陪審團的人跟著他們走。這也就是說,想要操控陪審團,辯護人並不需要讓陪審團裏的每一個人都接受他的觀點,他只需要爭取那些左右著普遍觀點的靈魂人物就足夠了,而這就需要用巧妙的暗示,來取得那兩三個人的信任。

在這個過程中,最簡便也最實用的訣竅就是,取悅於那一兩個關鍵人物。

只要成功地博得了群體中靈魂人物的歡心,使他處在一個即將被說服的時刻,一個思想上的臨界狀態,這時無論向他提出什麼樣的證據,他很可能都會認為十分令人信服。

拉肖先生是著名的大律師,下面這則關於他的有趣小故事,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良好例子。

根據傳說,拉肖在法庭審判過程的一切演說中,無時無刻不把眼睛盯在那麼兩三個人身上,而他們就是那些拉肖感到很有影響又十分固執的陪審團成員。

通常來說,拉肖先生總是會把這些不易馴服的陪審員爭取過來。不過有一次,拉肖先生卻遇到了一點意外。

這次拉肖先生是在外省替客戶辯論,他不得不對付一位固執的陪審員,此人是第七陪審員,坐在第二排椅子上的第一個位置上。拉肖先生花了大半個小時,采用了最狡猾的辯論技巧,最精彩激昂的演講方式,此人卻仍然不為所動。

這個局面僵持不下,十分令人沮喪。突然,在激昂的辯論過程中,拉肖先生停頓了片刻,然後轉向法官說:“閣下,您是否可以下命令,命令把前面的窗簾放下來?尊敬的第七陪審員已經被陽光曬得頭昏腦脹了。

那個陪審員頓時臉紅起來,他微笑著向拉肖先生表達了自己的謝意。

隨後,他就被成功地爭取到拉肖先生的一邊來了。


(6)陪審團的人道色彩


盡管陪審團制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是我們必須要說,這項制度必須要保留下去。

有許多作家和學者,甚至包括一些最出眾的作家,在最近開展了一場反對陪審團制度的宏大運動,這實在是最荒謬不過的見解。

面對一個不受控制的團體犯下的錯誤,面對革命者所建立的嚴酷法律,這種制度是保護我們免受其害的唯一辦法。

有的學者認為,應當只從受過教育的階層招募陪審員,然而我們在前面已經證明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陪審團的判決也不會和現在有什麼區別。還有一些學者拿陪審團的錯誤來做例子,希望將陪審團廢除,然後徹底用法官取而代之。

這些觀點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

這些改革家對於此過於一廂情願,他們一定是忘記了一點,那些被指責為陪審團所犯下的錯誤,首先是由法官所犯下的錯誤,而且當一名被告被帶到陪審團面前的時候,那些地方官員、督察官、公訴人和初審法庭已經認定他有罪了。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對被告做出判決的是地方官員,而不是陪審團,那麼他將會失去找回清白的唯一機會。我們根據統計結果來看,陪審團的錯誤,歷來首先是地方官員的錯誤。因此,當出現了特別嚴重的司法錯誤的時候,首先應當受到譴責的其實是地方官。

比如說,最近對一位醫生的指控,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有一位半癡呆的女孩向督察官揭發,指控醫生為了30個法郎,非法地為她做手術。這個愚蠢透頂的督察官便根據這個而對醫生提起了訴訟。

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惹惱了公眾,使得最高法院院長親自出現,還醫生以自由,他是一定會身陷囹圄的。被指控的醫生有著良好的名聲,得到了自己同胞的廣泛聲援,才使得這一錯案的野蠻性由此昭然若揭。

在這樁案件中,那些地方官自己也承認犯了錯誤,但是出於身份的考慮,他們卻不願意面對這一點,甚至還極力阻撓最高法院院長簽署赦免令。

在所有類似的事情上,陪審團在遇到自己無法理解的技術細節時,自然會傾聽公訴人的意見,因為他們認為,那些在搞清楚最復雜的事態上訓練有素的官員,已經對事件進行了調查。

這樣一來,我們就應該看清楚,究竟誰才是錯誤的真正制造者?是陪審團還是地方官員?答案顯然是清楚的,只有糊塗的地方官員,才會導致冤案錯案的一再出現。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當大力維護陪審團,因為它是唯一不能由任何個人來取代的群體類型。也只有它才能夠緩解法律的嚴酷性,將人性關懷的光輝帶進法庭。

我們知道,我們的法律是由暴亂者在非常狀態下制訂的,又在暴君拿破侖的手裏得到了正式的確認。這樣的法律的確做到了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然而卻也有它的致命缺點,那就是從原則上說既不考慮也不承認特殊情況,絕不會對誰網開一面。

從法官的角度講,他是法律的執行者,因此他的職責就是讓法律得到最大程度的執行,他是絕對冷漠無情的,除了法律條文,絕不會理會任何事情。

出於這種職業上的嚴肅性,在法官看來,黑夜中殺人越貨的強盜,和那些因為貧困、因為受到誘奸者的拋棄而殺害嬰兒的可憐姑娘是一丘之貉,也就會對他們施以同樣的刑罰。

而陪審團則會本能地感到,與逃避開法網的誘奸者相比,被誘奸的姑娘罪過要小得多,也就理應對她寬大為懷。

從這裏我們看到,只要對陪審團這個群體的特性善加利用,是足以令它起到好作用的。

在了解了身份團體的心理,也了解了其他群體的心理之後,對於一個受到錯誤指控的案件,我們就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了。一條應當遵守的原則是,盡量去找陪審團,而不應當去和地方官打交道。從前者那裏,我們還有些找回清白的機會,讓後者認錯的機會卻是微乎其微。群體的權力固然令人生畏,然而有些身份團體的權力,則更加讓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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