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遜:60年代斷代史(5)

題外話毛主義

然而,提及這一重大的新關聯,自然就要說幾句尷尬卻又無法避免的題外話:毛主義乃是60年代一切偉大新興意識形態中最豐富的思想,在本文中,它朦朧無形卻又無處不在,始終占據著中心。然而由於其多價性,我們既不能把它利落地塞插進任何一個地方,也無法正面詳盡地論述之。當然,我們理解,當中國的轉向把“毛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時,為什麽國內外的左派激進分子在被毛主義的教條弄得疲憊不堪之後,必然集體地長松了一口氣。但是,當理論是這樣劇烈地同國家政權的實際利益脫鉤的時候,它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條件被解放的。與此同時,如我在前面已經提到的,目前這場論爭的象征性領域既是左派幸存者的選擇,同樣也受到右派的左右:當下遍及全世界的宣傳攻勢要把毛主義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加以斯大林化,從而敗壞其名譽(中國文化大革命已被改寫成東方的另一個古拉格),所有這一切,請看清楚,都是要把60年代籠統地扔進垃圾堆去的更大企圖的一部分。不經深思熟慮,順便把這一領地的任何一塊丟棄給那“另一邊”,這可不是審慎的舉動。

至於普通所說的西方第三世界主義的那些更加可笑的特征——對馬克思的1848年的革命家們的一種充滿異國情調或者東方主義的現代翻版(這些革命家“焦急地召喚1789年大革命的精神出現,來為自己服務,並從他們那里借來名稱、戰鬥四號和全套行頭”)——這些現已普遍遭到了更加厲害的嘲諷,就像里吉斯·德布雷所說:“在法國,尋求政治現代性的哥倫布們以為跟著戈達德的《中國人》,他們在巴黎就戰前了中國,而實際上他們是到了加利福尼亞。”然而,極其矛盾和引人著迷的是中蘇決裂所引發的無法預見的意外後果:中國新的修辭一心要把蘇聯政府罵成是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結果竟會奇怪地把這些口號的階級內容抽空。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詞語的滑動和置換:與“資產階級的”相對的新詞將不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革命的”;下這種政治判斷的新條件不再是靠階級或黨派關系,而是從個人生活的角度來看——你與特權、與中產階級的奢侈和鄉間別墅,與經營收入和其他外快的關系。我們得知,毛澤東個人的月“薪”約為一百美元。像一切形式的反共產主義一樣,這種修辭當然可以核反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如“官僚制度”、意識形態和社會階級等所挪用。但重要的是要弄明白,這起先不過是戰術和修辭上的變化如何在西方的激進分子看來開始變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治新空間。這個空間後來在“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句口號里得到了明確有力的表述。而到60年代末,在一個最令人震驚又無法預見的歷史轉折之中,婦女運動將以勝利者的姿態開進這個空間,建立一個無法預測的新延安,直到現在依然還是堅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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