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杜伯曼·60年代劄記(下)

邦紮爾宣稱他支持原則政治,但是跟著就用一種使事物看起來可笑的、被誤導的、讓人無法認同的方式闡釋我們歷史上偽所有事例。在這種解釋過程中,他歪曲了那種歷史的一大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對平民主義者的解釋。邦紮爾把他們的領袖描寫為被一種“陰謀理論”迷住了,說他們反問米特人,恐懼盎格魯人,是恐英的和鄉土主義者,還說他們專心致力於空洞或不適合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改革計劃。在這種描寫中除了真理,什麽都寫到了。邦紮爾把他對平民主義的理解建立在十到二十年前風行一時的舊模式上面,但這種理解很快就被有效地粉碎了……因為邦紮爾既沒有意識到近來的學術發展,也不願意承認對他論美國左派歷史的簡單化觀點所提出的挑戰……

梅瑞狄斯開始了他的從孟斐斯到密西西比的遊行示威,他說,黑人什麽都不怕。他原來就相信這一點嗎?僅僅是幾年前,當他試圖與奧爾小姐共結連理的時候,梅瑞狄斯親身體驗了一場盎格魯一薩克遜人的怒火,那怒火一直在那里等待著膽敢向既有模式挑戰的人……

假如海瑞秋斯沒有遭到槍擊,他會安然無恙地完成他的示威進軍嗎?我想通常的反應是,他完成這次示威是因為他幸運地受到名聲和公開性的保護。普通黑人農民永遠不會愚蠢地認為自己的寂寂無聞和孤單無助同樣會是一種保護。幾乎沒有人(不管他們是什麽覆雜的種族)有能力平靜地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肉體傷害,也許是死亡。有的人也許會裝模做樣地告訴別人他們能,有的人會天真地期望他們會。聽到梅瑞秋斯被槍擊後人們表現出震驚,這是因為人們心中先有一個假設認為“他們不敢!”但是他們真的敢……黑人社會里對此可能會出現的常人的反應——梅瑞狄斯身上有某種超人的東西——不是減少了恐懼,而是加倍地恐懼。加倍的憤怒。加信的幻想破滅的感覺,再不相信繼續依靠非暴力的方式會帶來好處。

在日積月累的沮喪感的重壓下,公民權利運動在梅瑞狄斯示威前開始轉移了陣地,這一轉變有由於黑豹黨(Black Panthers)的新近出現而得到了戲劇性的象征表現。拒絕“政治”,強調“黑色”,他們拒絕了迄今為止被神聖化了的反種族隔離的策略。誰會說他們的“異化”不是對白人美國那種似乎永無止境的托詞的一種適當的反應呢?

海瑞狄斯被槍殺注定要擴大到未受影響的階層中去。他開始他的示威進軍是為了表示“進步”並激起希望。受到一顆子彈的激勵麽?在海瑞狄斯被打倒的時候還有希望嗎?難說。梅瑞秋斯這位認知上的樂觀主義者已經無意中在民權階層內加強了日益增長的悲觀主義。

——《鄉野之聲》,1996

貶低對我們政策和制度的一切結構批評的對立面就是誇大“司空見慣的政治”的成就,暗示我們的政治制度在調和階級和利益集團的關系方面做得是那麽出色,以至於無需尖銳的反對和抗議。“左派對美國社會的批評……看不到我們民主制度創造性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國集中的經濟權力越來越服務於整個社會”。

邦紮爾指的是什麽?肯定不是指百分之二的美國家庭擁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全部企業股票(一種自20年代以來的不斷增長的集中)。也不會是兩三百個家庭控制著150家“超級公司”的大量股票。當然也不是指1959年19個收入超過500萬美元的美國家庭中有五個根本不交收入所得稅,而交稅最多的家庭中沒有一家是來自剩下的14家當中。

邦紮爾喜歡把我們的政治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進行對照。他宣稱,我們的制度重視創造,為對立的力量提供自由競爭、獲取民眾支持的機會,保證“社會中的差別得到同情的理解、理性的討論與和平的解決。”

既然我和邦紮爾都生活在同一國度里,那麽至少是生活在不同的思想領域內。對於我來說——那些應受到譴責的左派之———邦紮爾關於極權主義制度的定義並不直接反對我們的制度,而是與之非常相似:一個“封閉社會的穩定而有紀律的世界,其重心是保持穩定。和諧、統一、秩序——這些是要考慮的主題。”

——《鄉野之聲》,1967

今天,我們並不缺少對美國權力的批評。與很多激進的批評家不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美國權力和新官僚》中)並沒有通過誇大那些國際上反對我們的人的純潔或善良來建立起他自己反對我國外交政策的方案。他機智地反對美國官方的觀點,即認為我們的幹預主義政策只不過是對蘇聯侵略的一種防禦反應,我們的幹涉只是為了保衛亞洲(或非洲或拉丁美洲)免受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威脅,同時他也……指出蘇聯以其野蠻和欺騙鞏固了它的東歐帝國。他知道反對我們帝國主義冒險的力量非常強大,因此,無需掩飾我們“對手”的力量……

另外,他強調說…。最後我們來到了巴黎的談判桌前,不是因為和平運動已經使我們有權幹預別國事務的思想產生了根本的變化,而只是因為公眾已經逐漸感覺到卷入越南正在讓我們付出太多的代價…人們可能說,喬姆斯基錯誤免把和平運動沒有產生根本性的成果看成是不願意為他們去嘗試…但基本事實仍然如喬姆斯基所陳述的那樣:大多數反戰人士認為約翰遜是一個篡奪權力人,越南是一個失誤;一般來講,他們認為,我們不幹涉別國的事務——或者當我們幹涉的時候,那只是因為有人一定要強制推行某種一可以接受的”社會和政治的組織模式……自由派知識分子已做出很多努力來鼓勵這種在我國(尤其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現已很普及的觀點:大眾是“客體”,不能夠表達政治,應由一方或另一方來“控制”他們。這種觀點的影響不言自明。

——《新共和》,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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