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遜:60年代斷代史(11)

重返“最終決定性實例”

前一章中的兩破“斷裂”——一次大致在1967年左右,另一次則靠近1973年——現在將作為一個框架,來幫助我們對整個60年代的分期作一大致假設。從第二次斷裂開始,在1972-1974年這一大致時間段內的其他一系列似無關聯的事件已表明這一階段不僅在相對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進政治層面上具決定意義,更標志著既年代在全球意義上的正式終結。譬如在第一世界,美國停止征兵並從越南撤軍(1973年)意味著反戰運動這種群眾政治的結束(新左派本身的危機——這可大致認1969年“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解體算起——似乎與我們提到的另一次斷裂相關,這在下文另有論述)。而在法國,共產黨和新社會主義黨簽署的“共同綱領”(以及當時與“歐洲共產主義”有關的各種口號的走俏)似乎標志著對1968年的五月革命及隨後的這類政治行動的一種策略性反撥。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隨著“贖罪日戰爭”的結束,石油武器出現並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以及日常生活習慣開始實行另一種打擊。與此同時,在更寬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上,那些與官方過往甚密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美國)也開始從他們在過去的十年中所受的驚嚇和自衛姿態中回過神來,並重新開始對60年代文化和政治(甚至在60年代還沒結束對)進行一系列大肆攻擊。列昂納爾·屈瑞林的《誠實與真實》(1972)就是其中最有影響的文章之一。在文中,他以一種阿諾德姿態來號召大家奮力逆轉幼年代那種反文化的“野蠻主義”(當然,隨後他從“自戀主義文化”角度來分析診斷60年代關於“真實性”的某些概念的文章同樣影響很大)。同時,在1973年?月,某些代表各種具體形式的政治經濟權力的“知識分子”卻與眾不同,開始反思越戰的失敗,以便從美國及第一世界的利益出發來提出新的全球戰略。他們建立的“三邊委員會”至少將象征性地成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我們所說的“統治階級”重新得勢。同時廣為流行的一個新術語“多國公司”則是另一種癥候;正如《全球通》的作者所提醒我們的,這一概念表明私有企業已意識到必須在公眾眼里成為醒目的“歷史主體”及世界舞台上看得見的一員——試想一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在智利扮演的角色——其時美國政府由於插手越南而被嚴重燒傷了手指,一般是不情願再冒這類風險了。

由於所有這些原因,60年代的明確終結點似乎應該放在1972—1974年這個大致時間段內。但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忽略了進行分期或“加標點”的一個決定因素,而這一新材料將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層面”和“實例”這兩個概念上來;意味深長的是,它們在我們討論經濟時一直缺席。因為1973—1974年間正好經濟危機襲擊世界,其沖擊力一直影響到今天,並且給整個戰後階段尤其60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劃上一個決定性的句號。當我們在這上面再加上另一主要的經濟標記——1966年德國的經濟衰退及一年後其他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同樣命運——我們也許將能更好地、更正規地用概念來把1967-1968年左右已經開始在哲學、文化、政治等層面上(如在上文中所分析或“敘述”的那樣)顯現的這第二次斷裂的意義明確化。

由於經濟“層面”本身確認了來自60年代其他社會生活層面和實例抽樣的這種分期式閱讀,我們便可以更好地回答本文開始時提出的兩個理論問題了。第一個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是否適應於現階段,尤其當活躍的政治範疇似乎不再與社會階級有關,而傳統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似乎總體上已陷入“危機”時。第二個則涉及某種“統一的場理論”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那些諸如第三世界農民運動及第一世界大眾文化(或實際上更抽象些的如一般哲學、文化這種思想和上層建築層面,以及群眾性抵抗運動和政治實踐層面)這些遙遠的現實也許能以某種條理的方式在概念上聯系起來。

恩斯特·曼德爾在其《晚期資本主義》一書所做的開拓性綜合將為這兩個問題同時提供一種假定性答案。這本書特別描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循環的一種覆雜體系,而其最為人熟知的那個由經濟繁榮、生產過剩、經濟衰退及覆蘇構成的7-10年周期已足以解釋上文提到的60年代的中期斷裂。

但曼德爾對1974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敘述來自(經濟危機是一個)三十到五十年不等的更大周期這一更具爭議性的觀點。由於這一周期超越了個人的生理節奏和限度,顯然人們更難以親身經歷或現象學式地理解它們。這種“孔德拉梯耶夫波浪”(以提出這一假說的蘇聯經濟學家命名),在曼德爾看來,從18世紀迄今已歷四個輪回,具體特征是生產技術的量子式飛躍帶來了總體利潤率的決定性提高,直到新生產過程的優勢被充分發揮並耗盡,這一循環才歸於結束。最新一次“孔德拉梯耶夫波浪”式循環是以計算機技術、核技術以及農業的機械化(尤其在食品及原材料生產方面)為標志的:曼德爾是從1940年的北美、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則從戰後算起。他還認為,隨著1973-1974年間的世界性經濟衰退,這最近一次長波的動力業已告罄。而在我們目前的討論中,這才是最關鍵的一點。

然而,這一假說的扭力不僅在於它對確認我們的分期方案具有一種理論用途,還在於它對這最新一次資本主義擴張浪潮所作的切實分析,以及曼德爾對整個發展系列所作的一種真正馬克思式的闡釋。人們一般認為這種發展表明了馬克思理論中的“古典”資本主義已屆末日,因此需要這種或那種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變革理論(譬如消費社會理論及後工業社會理論之類)。

我們已經描述了新殖民主義是如何以徹底的新技術為其(理論)特征(農業中所謂的綠色革命:新機械,新耕作方法,新型化學肥料及植物雜交等方面基因工程實驗),而資本主義正是以此來改變它與殖民地間的關系:從舊式的帝國主義控制到(現今的)市場滲透,摧毀了古老的鄉村社區,從而產生出一個完整的新勞工備用庫和流氓無產者階層。這些新型社會力量的戰鬥性既是農民從他們古老自給自足的鄉村中獲得“解放”的結果,又通常源自某一特定第三世界國家的那些更穩定但更閉塞的地區開展的自衛運動:他們已正確認識到這種比原先殖民軍隊更徹底的滲透和殖民方式,從而奮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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