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剛才講的聶甘弩也是湊數。

王學泰:對,當時聶甘弩不在北京,到南方去了。本來沒他的事,也是因為湊數,後來他的老伴被劃成右派了,他老伴是政協委員,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他也看過,僅因為這個,就被劃成右派了。

也有有幸的,比如方成先生。他當時寫了一個劇本,就是批判官僚主義的,而且他還演了。結果演這個戲的導演、演員幾乎都劃成右派了,按說他是作者,比演員要嚴重,他也應該劃成右派,但唯獨他沒有劃,為什麽呢?因為他們漫畫組組長是華君武,說咱們這數夠了,堅決不劃了。這就是說這事情隨意性非常大。

我有一年到淮陰師範學院講學,他們的校長講他們單位有一個右派,原來年年都是先進,有一個名額就給他,這回右派的名額也是一個,大家就說那也給他吧,結果一下戴了20年右派的帽子。還有替別人戴右派帽子的,山西大學著名書法家姚奠中先生,這個人很有風骨。他解放以來非常進步,是一個積極分子,沒有入黨,但在解放前就支持地下黨活動,當局認為他比較進步,就讓他組織學校的民主黨派鳴放。他去了,大家都發言了,他也說了好多話,按照黨委書記說的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等,等到記錄匯報上去,認為都是右派言論,就問是誰說的,他說不是不戴帽子嗎,我沒記誰說的。結果你不說,就給你戴上右派帽子。他等於替別人當了右派。所以說中國離奇的事情那是很多的。

雖然按照比例來的,但各個單位處理的形式是不太一樣的。北京大學講師、教授以上,被劃成右派的基本上很少很少,有個別的一兩個。但北大學生被劃成右派的非常多,著名的右派學生特別多,譚天榮、張元勳、劉琦第等。可是北師大跟北大恰恰相反,北師大幾乎把著名的教授一網打盡。我1957年以前在師大附中上學,同學裏的父親在北師大工作的很多,像教務長董洧川先生,著名的教育學家,黃耀綿、付仲孫(著名數學家)、李長之、鐘敬文、啟功等。幾乎一網打盡。所以北大多少還給知識分子留下一脈元氣。

後來林彪集團倒台後,揭發出一個文件叫“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毛澤東搞運動那麽多,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後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片。後來批判林彪的時候就說這是荒唐之極,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後天一小撮,加起來還是一小撮。我就說這可能是高等數學算法,無窮小加無窮小加無窮小還是等於無窮小,趨近於零。初等數學1+2+3就是等於6。可是我們作為人就是按照初等數學的算法。

運動最後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運動時候接觸的人非常多,可最後被戴上帽子、被抓起來的非常少,少之又少。所以這一點就跟蘇聯不太一樣,毛主席說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確實是這樣。拿文化大革命舉例來說,一系列運動中揪出來的人很多,我們學校的老師幾乎百分之五十都給揪出來了。但最後落實政策,確定為敵人的就一個,最後這一個也不了了之了。為什麽會這樣?我的體會是每個運動鬧到最後特別少,是因為還有下次運動呢,這次不弄你,不等於下次就沒事了。所以每次都說這次很徹底,但沒過多久,那個運動就又來了。

因為最後是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被折騰了數個月,乃至數年,連吃喝拉撒睡都被嚴格控制起來的人們,突然回到人民隊伍了。他在精神上必然受到極大的震撼,有感激涕零的、有喜極而泣的、有茫然不知所措的、有經受不了這刺激而發病的。有的歷史問題比較嚴重,最後也人民內部了,他太激動了。我就碰到過一個,本來他因為跟民社黨在一起,解放後被定為反動政黨,1957年還被劃成右派,關了兩年,最後都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了,他特高興,非要上去講講話,表示對人民對黨的感激。可他又特別緊張,說千萬別講錯了。講到最後,他想喊共產黨萬歲,但是太緊張了,喊成國民黨萬歲了。結果又給定了。(笑聲)

所以人不能太緊張了,任何事情都以平常心處置。如果大家夥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馮驥才寫的文革的清隊小說叫《啊》,是寫中科院歷史所的清隊,帶有悲喜劇的色彩,一個人本來沒事,結果給折騰了好幾年,把他的哥哥嫂子得罪了,把要和他結婚的女朋友得罪了,就因為他的哥哥劃成右派了,他沒有。他給哥哥寫了一封信,想統一口徑。他特別馬虎,把信丟了,就怕被革命群眾看見。後來開大會,他主動交代了,就被抓進去兩年多,等放回來到家想洗把臉,發現信在臉盆底下擱著呢。本來沒事,但是被造勢,被那種恐怖氣氛嚇得主動交代了。結果把他哥哥也升級了,他的嫂子本來很關愛他,也給得罪了。所以這個《啊》把那種運動的氣氛、把知識分子的那種處境、那種卑微描寫的十分深刻。當被整的人回到人民隊伍,那種卑微的笑容,讓人心酸啊。人能被整成軟體動物,腰再也挺不起來了。所以我們經歷的這六七十次的運動,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摧殘,遠遠勝過對物質上的摧殘。我們的工廠蓋得少了、房子蓋得少了,還能再蓋,但人的精神要恢覆就非常難。比如現在大家老說誠信問題,究竟什麽是誠信,為什麽不誠信?老認為是商品經濟造成的,是改革開放造成的,我就認為不可理解。我小的時候買東西,從來沒有拿過現金,別以為我是百萬富翁,我的父親就是個小業主,每年生活基本上夠。比如讓我去二三百米遠的一個雜貨鋪買條煙,我就去拿一條,他在賬本上記上,我不懷疑他會記上兩條,他也不懷疑我在“三節”不給他錢。就是五月節、八月節和春節。那時候生意都是這樣的。我記得1954年上師大附中的時候,離家比較遠,我父親就在旁邊的小飯鋪立個折子,每天中午到那吃飯,給記上賬,月底算錢。這叫賒賬,都是這樣的。那時候也是商品經濟啊,當然中國的商品經濟帶有農業的色彩。費孝通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在歐洲經常有流傳這樣的神話,從中國給他運來一船瓷器,還附帶一封信,說您爺爺跟我爺爺訂過這些東西,但因為各種原因很長時間沒能交貨,現在交貨還表示歉意。這說明我們的商人曾經非常守信用。我們的學問跟西方的學問有點不同,西方是研究本體,中國的學問註重關系,人和物的關系、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所以中國儒家十三經沒有真字,道家講真人,真是神仙的意思。儒家不是沒有真假的觀念,他研究的是人和人的關系,提倡的是誠。我們有時候翻譯這個“誠”字也可以翻成“真”。

那麽為什麽沒有誠信了呢?當初你讓大家幫助黨整風,什麽都能說等等,說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最後全做了。你作為為政者,儒家講,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你風往哪邊吹,我們老百姓就往哪邊倒啊。你沒有誠信,怎麽能要求民眾誠信呢。老百姓就看實際的,最後發現,你讓他說話就是一種計策、是一種技巧、就是一種謀略。為什麽我們這些年謀略之風這麽盛啊。毛主席在廬山會議說“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是非常好的,可是人家光明正大的時候,你把人家整得死去活來的。他怎麽能不搞陰謀詭計呢。在運動中,你用當初作戰的謀略方法,甚至有些是作戰中都不能用的,何況是在和平時期。1962年初,還在毛強調階級鬥爭以前,陸定一在中宣部有個講話,說封建社會最偉大的政治家就是賈誼,最好的一句話,就是《過秦論》最後一句,仁義不失,攻守之勢異也,就是批評秦國不能用統一天下的方法來治理天下。說他偉大,是因為他懂得治理天下和打天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可我們解放以來,治理天下用的還是打天下的方法。不僅在搞運動的時候這樣,搞建設也是這樣。群眾運動、人海戰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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