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再講講所謂揭發出來的問題都是什麽問題。這用聶甘弩的兩句詩就能概括：誰知兩語三言式，竟是千秋萬世名。聶甘弩就是三兩個人說了幾句話，就被抓了起來，最後判了無期徒刑。拿我說，是倒過兩三次黴，坐監獄就一次。我大學畢業21歲，被劃成反動學生，那是因為1964年我對反修鬥爭有些看法，其實都是學生之間底下聊天，對“三面紅旗”有些看法，對人性論、對自由、民主有些看法。結果沒讓畢業。1964年清理思想運動，人人過關，別人檢查得痛哭流涕，都過了。等到我檢查了半天，沒有任何人理我。我還很奇怪，這麽輕松就過了。可是那天晚上有一個跟我好的同學見我就痛苦，你有什麽問題你就趕緊交代吧，你要升級了。清理思想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等到反動學生，就是敵我矛盾了。原因一個是我的問題嚴重，另一個是我和張聞天的兒子很好。他在1962年離開學校，得罪了一批人。他的問題就讓我擔了。勞動改造了好幾年，是高教局領導下的，像右派似的。毛主席批示，這幫反動學生是極右份子。改造了三四年，文革又回到學校參加運動，到1970年才分配。所以我這個大學上了十年。

都是小事情，有一個更可笑，是科技大學的，無線電系，1965年畢業生，被劃成反動學生。他是四川自貢來的，讓他交代反動罪行的時候，他說不清楚。人家問他你有什麽反動罪行，他說我要結婚，系裏不批，我堅決要結，就被劃成反動學生了，理由就是有幾匹馬在那跑一跑。（笑聲）鬧了半天，才弄明白。反修鬥爭的時候，就是1965年初，所謂蘇修和東歐共產黨在莫斯科搞了一個”三月會議”，我們的留學生還有一些據說是亞非拉的革命學生，去到會議場外示威。蘇聯就派了警察去驅散，那是騎警。在播送這個節目的時候，就讓同學們看，說這修正主義多可惡，鎮壓我們的革命同學。他看完後說就幾匹馬在那跑一跑。黨讓你看是要激起對修正主義的痛恨，你覺得沒有什麽事。就讓他交代思想根源，他文科不太好說不清楚。人家就給他挖根源，說你父親幹什麽的？挑水的，就是那種最窮的“棒棒”。在哪挑水？國民黨區分部。是為國民黨服務的，你就是國民黨的孝子賢孫，最後被定為反動學生了。而且因為他的事情最輕、最少，他最不肯認賬，所以他就最倒黴。在中國很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只要你不是馬上被槍斃的，就要給出路，爭取過來，反過來對那些被認為是更壞的進行鬥爭。所以他在反動學生中的處境最糟糕，又不會搞好關系。

在中國就因為一點事情，就被耽誤了的太多了。有一個叫馬家華，他是1956年考上哈軍工的，頭腦非常好，會兩門外語，因為思想獨立，有時候就對系裏的教育不太服氣，結果被“三開”，就是開除學籍、開除軍籍、開除團籍。到1958年科技大學新成立，他又考科技大學，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可是1963年又被劃成反動學生了。現在70多歲了。我就說這真是一個人才啊，就因為幾句話，就因為思想跟大家不太相同。我們科技前進不了，我們老討論諾貝爾獎，說人家歧視我們，所以得不了。不是的。郭寶昌，拍《大宅門》的，我們倆上下鋪睡了四年半。就是說如果沒有這麽一個（運動），我們還能做點事呢。就是這種運動把那些年輕人整得。

我再說一個更荒唐的，我17歲上高中二年級，下鄉要深翻土地，要畝產小麥120萬斤。一麻袋裝得滿滿的小麥能裝200斤，120萬斤得裝6000麻袋，一麻袋放平了在地上要占6平方尺，一畝地是6000平方尺，擺滿了也就是1000袋，6000袋就要擺6層，有房子那麽高了。我說什麽麥稈能挺那麽高啊？（笑聲）結果說我破壞大躍進，開全校大會，把我轟出來了。後來曾子墨問過我這件事，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生活的第一課》。我的生活第一課就是接受批判。不讓我勞動，說我老是影響大家的情緒，到大煉鋼鐵，我也沒去，到北京圖書館看書，結果回來在班上開了我一個批判會。幸虧我畢業的班主任對我算不錯，“操行”給我一個良，高二我是“中”，那是無論如何上不了大學的。遇羅克和我是一個年級的，他就得了一個中，其實他比我要求進步，也沒鬧過事，結果大學沒能上。

還有一點就是知識分子的文章。聶甘弩也有兩句詩：“文章信口雌黃意，思想錐心坦白難”。我們現在耍筆桿的，一天寫個兩三千字，也挺容易拿報紙發表的。聶甘弩他們這些解放前老知識分子，都主持過報紙，每天報紙都要填滿了，不能有空的地方，寫過你也就忘了。可到運動來了，讓你交代你當時是什麽黑心。為什麽我們現在看到報紙的文風都感到厭倦，因為從事報紙的經過這麽多年訓練出來的，我們每個人心裏全都有個檢查。我現在退休了，一年在報紙上也得發個四五十篇文章，有的時候寫到那，不用中宣部檢查，我們自己心裏全都有個檢查。它在檢查著自己，看著自己的靈魂。你覺得它就有一個黑燈。用唐代詩人李長吉的一句詩說，“鬼燈如漆點松花”。這種燈真是像漆一樣黑。現在好了，他不懲罰作者，但是他懲罰編輯。我們作為作者也不太好讓那些人代我們受過呀。

有一次我在中央廣播電台做一個節目＿空中百花園,主持人是個小姑娘，姓劉，她說，王老師，我們這只有5秒鐘的間隔差距，就播出去了，您說話可摟著點，千萬別讓我下崗。所以我這說話就再三斟酌，稍微有點刺激性的句子就不敢說了。

我們整了那麽多運動，實際有多少是所謂的重要的大案子。難道我們整了那麽多人，就為了胡耀邦同志來做一件事：統統平反？為什麽第二次世界大戰紐倫堡法庭審的那麽多戰犯，沒有一個平反的？那都是事實根據定的。可是我們的運動都是根據一些雞毛蒜皮、無中生有來的，所以最後都要平反昭雪。我說這個世界上找不出來第二個像中國這樣的。蘇聯也搞過，但不是發動群眾式的，斯大林就是讓科克勃把人抓了，或者關起來，或槍斃完事，他那倒是簡單。（笑聲）中國就很複雜。

第三個階段就是運動後期。我講兩點。實際上揪出多少人都是按照比例來的，非常之可怕啊，就發生了非常荒唐的事情。有一個茆家升先生，他寫了一個《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紀事》，那裏面很多右派就是工人，連政治是怎麽回事都不知道，因為是按照比例來的。他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個基層糧站，也分配了一個右派名額，找誰都不太適合，都有家有口，突然發現有一個叫方老三的，他們家三口，就把他劃成右派了，因為他們家還有兩個兒子，你說這叫什麽邏輯呀。包括著名相聲演員馬三立也是這樣的。本來馬三立的單位右派名額已經滿了，結果文化局其他單位不夠，就給他們單位增加了15名，改成20名了，這下就把馬三立捎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