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五個步驟,其實包括了歸納法和演繹法。比如我剛才講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歸納的方法:注重事實,從事實中找出困難,發現問題。第三個步驟是很多暗示湧上來,就好像許多大前提。照這個前提作會產生什麽結果?從具體的事實得到一個結論。所以從第三步到第五步都是演繹法:凡是這樣作的,必發生什麽結果。試驗的時候,有了A的現狀,當然產生B的結果:凡是A都會產生B,看看A是不是會產生B1試驗就是演繹。第四步就是批評思想提出來的假設;第五步就來證實它。在生活的活動上證實或是實驗室的證實方法都是演繹法。比方我父親的詩“水必出山無可疑”:現在找到水看看是不是可以出山。這就是演繹法。所以人的思想是活的。在解決困難的時候,隨時演繹,隨時歸納;歸納之後有演繹,演繹之後有歸納。

杜威先生的邏輯,注重在思想的起點。思想必須以困難為起點;時時刻刻,思想都不能離開困難。

這樣思想才有效果。英國穆勒(J. S. Mill)的邏輯學注重歸納。其實講到真正的科學思想在作用活動的時候,並不是那種形式的歸納法所能應付。所有的歸納、演繹、三段論法,求同求異的方法,都不過是要證明某種思想是否錯誤,錯誤的時候可以用某種方法來矯正。所以杜威先生的邏輯也可以叫做實驗的邏輯,工具的邏輯,歷史的邏輯。“歷史的邏輯”這個名詞太不好解釋;我也叫它做祖孫的邏輯。這種邏輯先注重來源;有來源,有出路,有歸宿;根據人生,應付環境,改造環境,創造智慧。這種思想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一切科學的實驗。真正科學實驗室的方法,不完全是歸納,也不完全是演繹,而是時時刻刻有歸納、時時刻刻有演繹的。把形式去掉來解決問題:拿發生困難作來源,拿解決問題作歸宿:這是新的邏輯。

最後,我感覺到膽怯,把杜威先生的哲學應用到知識論和教育學上。今天在座的有好幾位都是教育專家;我實在不敢班門弄斧。所以只好簡單的講講。他這種思想應用在知識論和教育學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前的知識論者,往往分作內面的心和外面的物。所謂感覺和綜合的理智,這是知識論里面很重要的部門。當時社會上分階級:有勞心,有勞力:有君子,有小人;有資產階級,有無產階級;有統治者,有被統治者;有一種人看到沒有法子參加許多社會的事,許多事都不在他們手里,就取悲觀、旁觀或樂天的態度。從前社會上這種分階層的情形,就影響到哲學思想上。杜威先生以為,這都是歷史的關系。因為那時科學發達還沒有影響到整個哲學,哲學家還不能接受實驗室的方法來改造他們的思想。杜威先生這一派,則整個接受三百年來的科學方法,尤其是近百年來生物科學的方法。所以他們的知識論是說:生物學和新的心理學、兒童心理學、變態心理學、實驗心理學都指示我們,思想並不是有一個叫做理智(或者是心)的特殊官能;一切心理的作用,都是腦子。腦子就是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的“十萬八千根神經”的中心。(我們當然不能把這當做一個準確的數目字!)神經系統使我們的心和身通力合作。這是新的心理學的貢獻。外來的刺激,都是受神經系統的支配統制。外面碰到刺激的時候,它立刻發生反應發布命令來應付。這不但高等的動物這樣,連最下等的動物也是這樣。神經系統不但是主持應付環境的作用,還能夠使前一次的經驗在後一次的適應環境上發生重要的影響。前面成功了,後面的格外成功,格外滿意。前一次的經驗,影響後一次的活動;時時刻刻是新的。心就是身體里面的神經中樞。每次的生活經驗能夠把舊的經驗改組一遍,作為後來活動的準備,使後來的活動比前次更滿意。比如雕刻家每一刀下去都是活動:如果能夠用心的話,後一刀自然比前一刀的雕刻要見進步。寫字、繪畫、作工,無論什麽事,可以說都是這樣。一筆有一筆的進步,一分有一分的進步,一寸有一寸的進步。有思想的生活,都是改善環境,改善我們自己作為後來更滿意應付環境的準備。這就是步步思想,步步是知,步步是行。知是從行里得來,知就在行的里面;行也是從知里得來,行就是知的本身。知分不開行,行也分不開知。

這就是“知行合一”。生物學告訴我們,就是低等動物也有這種本能。拿老鼠來說罷:無論怎麽難找的門,第一次找不到的時候,第二次再找;不斷的試驗,經驗就可以叫它找到門。老鼠如此,狗和貓也如此。概括的說,下等的動物和人,對於應付環境的作用是一樣的,目標是一致的,其中只有程度的高低。

從前的人說知識是超於經驗在經驗之外的,是一個“超然物外”的旁觀者。杜威先生說:知識是智力,智力是一種參加戰鬥的工具,是一種作戰的活動,不是一個超然物外的旁觀者。從前講知識論的人,往往離開了科學實驗室,所以沒有結果。如果他們用新的科學方法,就知道所謂知識論必須具有兩個條件:


第一,教人怎樣求得知識,教人怎樣得到知識。我們知道,要求得真正知識,只有科學實驗室的方法才有效果。這是第一點;還不夠,還有第二點。

第二,教人如何證實所得的知識是否真知識。凡是真正的知識論,必須要教人家怎樣證實哪種知識是真的,哪種知識是假的。如果單教人求知識,而不教人家證實真假,那是不夠的。


所以真正的知識論,必須根據新的科學方法,教人求知識,並證實知識的真假及其價值。

把知識論應用到教育上,就是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講到教育學,我完全是外行。真正講起來,我沒有學過教育學。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院,當中只隔了一條120號街。我們在研究院中的學生常彼此笑談說:“他們在那邊,我們在這邊!”我差不多沒有過過這條120號街;所以對於教育學我完全是外行。不過現在並不是談我的學問,而是替我的老師講話。說錯的地方,請各專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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