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中國地方誌(4.1)由圖經到地方誌

隋唐兩宋,是我國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時期。經過漫長的孕育和發展,中國地方志終於進入了它的成年期。


官修志書形成制度


公元581年,隋朝結束了東晉以來2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世界的東方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為了有效地治理這片遼闊的國土,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鞏固中央集權。其中一大項,就是廢除九品中正制,規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考核和任免,並且三四年調動一次,以防官吏和當地豪族勢力勾結。後來又建立了科舉制,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勢豪之家要操縱選舉就困難多了。另外一項措施,就是盡可能把編史修志的權力控制在政府手裏,既便於及時了解各地情況,決定治理方針,又便於控制輿論,一舉兩得。隋文帝楊堅即位不久,就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國史和評論人物。因此,自隋唐以後,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勢力逐漸衰落,同時私修的地記、郡書逐漸讓位於官修志書。

雄心勃勃的隋煬帝楊廣,在他執政的短短13年裏做了許多大事:開鑿大運河、營建東都洛陽、巡遊江南、還三次遠征高麗。同時,他在方志史上也有兩大創舉:一是下令全國各郡編輯本地的風俗、物產、地圖上報尚書省;這是我國由國家主持,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地普遍修志的開始。隋煬帝的這道命令看來是切切實實地被執行了的。據《隋書·郎茂傳》記載,郎茂在隋煬帝的時代編過《隋諸州圖經集》100卷,編成之後,書歸皇室收藏,郎茂受到“賜帛三百段”的獎賞。這部書沒有傳下來,從書名和多達百卷的篇幅來看,它應該是隋代全國各地圖經的匯編。如果這個理解不錯,它就是我國現知最早的一部圖經總集。

隋煬帝對地方志事業的另一項貢獻,是主持編寫了我國第一部官修的全國總志《區宇圖志》。隋煬帝對這件事很重視:第一次編成500多卷,他看了不滿意,指定虞世基等18名學士重編,擴充到800多卷,他還嫌篇幅太少,再派人重修,終於編成1200卷的一部大書。可惜隨著隋朝的滅亡,這部大書不久就散失了,到唐朝已經只有120卷,現在則只剩下幾小段文字,被清代的王謨輯在《漢唐地理書鈔》中,記的是地理、古跡和神話傳說。 另外,宋代類書《太平禦覽》第二○二卷中,保存了一段隋代人對它的描述,說它:“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郡邑圖。”還說:“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極細。”是由書法家歐陽詢的長子歐陽肅所寫。歐陽肅也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工於草隸,為世所重。”我們現在只能從這些零星的文字約略窺見《區宇圖志》當初的風姿。

繼隋朝之後的唐朝,更加重視對編史修志的管理。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宮中設立史館,編修國史,由宰相監修,自己常常參加討論,給予指示。在他的支持和鼓勵下,貞觀年間編成了多種史地書籍。唐太宗的第四個兒子魏王李泰很有文才,得到太宗的寵愛,特許他招徠文士,在王府裏設置文學館。李泰想謀求當太子,為了討父親喜歡,組織許多學者用四年時間編成《括地志》550卷。這是唐代一部有名的地理總志,反映了初唐時期的行政區劃以及各地的地理沿革、風俗物產、掌故人物。書成之後,唐太宗非常稱讚,給了很多賞賜。《括地志》曾被後來不少著作引用,原書卻在南宋時佚亡,現在只能看到匯集各書引用文字編成的輯本。清嘉慶年間孫星衍輯有《括地志》的遺文八卷。 目前比較完備的輯本是賀次君的《括地志輯校》(1980年出版)。

唐德宗李適〔kuo闊〕建中元年(公元780上),唐朝政府明確規定州郡三年編造一次圖經,報送給兵部掌管疆域圖籍的職方官。中間一度改為五年,後來又改為逢閏年上報。如果發生特殊情況,如山河改易,州縣增廢,則要隨時報送,不受規定時間的限制。從此,各地定期編修志書報送中央成為定例,一直延續下來。

唐朝政府在豐富的圖經、地志的基礎上,為適應統治的需要,曾多次編修全國性的圖志。現在知道的,除《括地志》外,還有《貞觀郡國志》、《職方記》、《郡國志》、《域中郡國山川圖經》等名目,以及多種《十道圖》、《十道錄》(唐代為了便於對郡縣加強管理,將全國按山川的自然形勢劃分為十個區域,稱為十道)。有一次,唐宣宗秘密地對翰林學士韋澳說:“我經常要向全國各地派遣節度使和刺史,需要了解各郡的風俗,你給我編一本書吧。”韋澳於是根據十道四方的志書,將各州郡的境界、風俗、利弊編成一書,名為《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題一個名稱叫《處分語》(處分,是吩咐、囑咐的意思),親自繕寫,獻給宣宗,連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讓知道。不久,薛弘宗被任命為鄧州刺史,去謁見皇帝謝恩,唐宣宗根據《處分語》所提供的知識,一一囑咐治理鄧州應註意的事項,使得朝中“人人驚服”。薛弘宗也大為佩服,出來對韋澳說:“上(皇上)處分州事驚人。”

趙匡胤建立的宋朝,繼承了隋唐官修志書的制度,並且使它進一步完善起來。宋太祖趙匡胤初定天下,就重申州縣遇到閏年要造圖上報。所謂“圖”,要包括土地物產、風俗所尚、古今興廢的原因、州縣的土地及戶口數等,顯然不是單純的地圖,而是地志性質的圖經。同時,在開寶四年(公元971年),也就是宋朝開國後的第12個年頭,開始整理匯編全國的圖經。先後由盧多遜、宋準負責,花費了四年時間,編成《開寶諸道圖經》,這是宋朝所編的第一部全國圖經總集。

30多年以後,在宋真宗時期,有一次更大規模的全國普遍修圖經的活動。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閱讀《西京圖經》,覺得記載不夠完備,下令全國各路、州、府、軍、監都要將圖經重作校勘補充。各地新修的圖經報來以後,他嫌體例不統一,便任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人,按照統一的體例,對所有的圖經重新加工。到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修成《祥符州縣圖經》1566卷,另有目錄2卷,抄成342本,在第二年頒發下去。這部圖經總集不但篇幅宏偉,而且是第一次將全國圖經統一了體例,對各地編寫志書起了示範作用,影響很大。但它到南宋後期已經殘缺,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明代以後就基本絕跡了。

在匯編《祥符州縣圖經》的同時,為了決定各地賦稅的數額,又命令王曾利用《祥符圖經》的資料,編了一部簡明扼要的全國總志《九域圖》,只有三卷,供制定賦額參考。此書到宋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由王存等人增訂成為10卷。它專記宋朝熙寧、元豐年間的情況,對於行政區劃、各地之間的距離,以及戶口、土貢(當地物產及其數額),記得特別確切,對於研究北宋的地理和經濟很有用處。《九域圖》的名稱,原是沿襲唐《十道圖》而來的,其實沒有圖,所以書成之後,王存奏請改名為“志”,這就是著名的北宋官修總志《元豐九域志》。

由於《元豐九域志》過於簡略,宋徽宗曾打算再次重修。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設置了“九域圖志局”,再次詔令各州郡重修圖經。但是,沒過多久,金兵南下,北宋滅亡,宋徽宗、宋欽宗都被俘北去,修志計劃成為泡影。“九域圖志局”是我國有據可查的最早設立的官方修志機構。從此以後,歷屆政府都采取這種設局修志的辦法。

最晚到南宋時期,地方上也有了專門的修志機構。過去地方政府編報圖經,多半是以舊圖經為基礎刪改添補,增入戶口、貢賦等方面的新資料,就可以抄錄上報。這時候就大不相同了。《(景定)建康志》(江蘇南京)的編纂者周應合寫過一篇《修志始末》,敘述他受南京(指宋朝的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兼建康知府馬光祖之聘,“開書局於鐘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經過。這篇文章仿佛帶領我們去參觀了一處南宋的修志機構,讓我們很具體地看到當時官修志書的編纂過程。

周應合在這篇文章中,一一列出了書局人員的編制和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務管理人員,有抄寫人員,也有專管收發傳遞的人。周應合本人是淳祐年間的進士,有學問,又有編史修志的豐富經驗。他受聘後,負責制訂修志的全盤規劃,包括提出宗旨,制訂凡例,設計篇章結構,作出所需人力物力的預算。修志正式開展起來以後,他要主持書局的日常工作,分派助手去采集資料,同時“夜考古書,朝訂今事,右分編纂,左付刻梓”,承擔主要的編寫任務。馬光祖則負責審查和批準規劃,提供經費,調集人員。修志過程中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向馬光祖請示決定。最後由馬光祖審定志稿,並為志書作序。

可見,這時地方上的修志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修志是由地方長官主持,聘請有才學的人擔任編纂,並由政府提供各種物質保證。後來習慣將主持修志的地方長官稱為“修”者,將實際編纂的人稱為“纂”者,如《(景定)建康志》就可以寫作“馬光祖修,周應合纂”。主修人和主纂人都把修志看作一項重要的文化建設,這樣編出來的志書,和那些僅僅責成書吏抄錄檔案上報的早期圖經相比,其質量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官修志書形成制度,是我國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封建政府倡導修志自有它的政治目的,客觀上卻成為地方志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全國上下大規模的修志,只有由政府組織才辦得到。用行政力量來網羅人才,提供經費,提供利用官府文書檔案的便利,都十分有利於提高志書的質量。從此,我國的修志事業加快了前進的步伐,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地、持續地開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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