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過世的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曾經出版過一本題名為《博愛政治學》的書,這個書名很難貼切地翻譯成中文,只好多費點篇幅解釋一下。

德里達要處理的,是法國大革命最響亮的三個訴求中的一項。我們一般在歷史書中將之翻譯為"自由、平等、博愛"。"博愛"一詞對應的法文原義是兄弟手足情感的意思,換句話說,大革命熱情地追求讓所有人都能去除人際藩籬,所有人像兄弟一般,不只和平相處,而且真誠相愛。

作為一個理想,這有什麽不好?好極了,如果一個社會,大家都能如同家人般相親相愛,那不就是人間天堂了嗎?

可是德里達卻對這樣一個高蹈且高貴的理想,感到惴惴不安。他在《博愛政治學》書中,追溯西方哲學歷程,追到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那就是西方哲學一貫致力於要將個人解釋為完整、和諧的存在。

西方哲學的努力及其最大的成就,正在於以思考來解決人存在上種種異質、甚至矛盾的成分。哲學解釋世界,而在出發去解釋世界之前,要先解釋自己。在西方哲學的傳統架構中,我們要先找到一個完整、和諧、一致的自我作為主體,才能以此主體為基礎,去認識、理解外在世界。

德里達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中,看到了麻煩。人先想象自己是和諧、一致,人建構了自己的身份(identity,也就是"認同",使一切同一的意思),就很容易以這樣的想象形象對待外界,要求我們所處的世界。

於是我們對世界的愛,其實只能是對自己的愛。在德里里達看來,法文中的那一詞當然不是"博愛",而是"狹愛",我們要愛這個世界,先得想象整個世界消除了差異,每個人都跟我一樣,至少跟我的家人一樣。

法國大革命宣揚"博愛",可是這個"博愛"其實是有嚴格限制的。要為我所愛,先得要變得和我相似,和我的家人相似。

以家人兄弟來當愛的標準,反過來看,也就將與我不相似的異質成分排除在外。我們理直氣壯地,一方面愛與自己相似的人,一方面激烈地將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排除在愛的範圍之外,甚至推到"恨"上去。

德里達要指出的是:"博愛"這個理想,落在事實上,非但不是讓每個人都自然地變成兄弟,反而是讓每個人都霸道地要求別人變成自己的兄弟,對於與自己不同,不能成為兄弟的人,就公然歧視、殘暴對待。這才能解釋為什麽法國大革命不是一場愛的喜劇,卻成了血腥屠殺的大悲劇。

這也解釋德裏達眼中看到的西方政治最大的問題——"不寬容"。這又何嘗不能拿來解釋臺灣今日政治上最大的問題呢?

我們沒有經歷西方哲學的思考,可是我們卻展現了那麽相似於德里達警告的現象。"認同"問題在臺灣如此嚴重,因為許多人將"認同"無限上綱。他們想象的"認同",其實不只是選擇歸屬於一個國家,願意和一個社會同甘共苦,而是要別人都跟他們一模一樣。跟他們有一樣的政治立場,喜歡一樣的人、討厭一樣的東西,為同樣的歷史事件悲憤痛哭。

這樣的"認同"太沈重了,沈重到"認同"反而制造了分裂。當"認同"升高至每個人都得像家人一樣,霸道地要泯除一切差異時,"認同"就不再是愛的出發點,而成了"恨"的溫床。

這個時候,讓人格外珍惜與西方哲學走在不同道路的佛家哲學。尤其是佛教破除"我執"的概念。"我"根本就只是許多相異因緣的湊合,哪有什麽本性?沒有本性就是沒有本質,如果連"我"都沒有本質,都是一團雜質,換個角度看,一團雜質都能形構成"我",那我們有什麽道理,有什麽必要去追求社會應該是同質、一致的呢?

不從一個本質性的自我出發,而從具有高度偶然性的因緣去理解社會與世界,我們不就能開闊安然地接受別人的異質性,在最大的異質中都還能創造出真愛?

愛兄弟、愛家人、不會是"博愛";只有愛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甚至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我們才真心進入"博愛",也才有辦法、有資格組合一個和諧、安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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