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浮在表面

要談的事多得很。“你怕她什麽?”弗勞拉問道,她沈重的身驅躺在霍華德身上,乳房置於他的面前。“我想,”霍華德說,“我們在同一個領域競爭,實力又十分相當。這有道理。她的作用仍然受制於我的作用,而且制約得很嚴。這就阻礙了她的發展,所以她覺得不得不暗中瓦解我,從內部毀掉我。”費勞拉說:“你舒服嗎?我沒有壓得太厲害吧?”“沒有,”霍華德說。“怎樣毀掉你?”弗勞拉問。“她要在我身上找個弱點,”霍華德說。“她想使自己相信我沒有真才實學,是個騙子。”“你的胸脯真可愛,霍華德,”弗勞拉說。“你的也是,弗勞拉,”霍華德說。“你是個騙子嗎?”弗勞拉問。“我想不,”霍華德說,“一點也不比別人差。我只是有一種激情,要做成點兒事情,要從混亂中理出個頭緒來。她把這看成是時髦的激進主義。”“噢,霍華德。”弗勞拉說,“她比我想象得要聰明。她有桃色新聞嗎?”“我想有的,”霍華德說,“你能挪一挪嗎?弄疼我了。”弗勞拉從他身上一骨碌下來,躺在他的旁邊。他們安臥在那里,面向她白色寓所的天花板。“你不知道嗎?”弗勞拉問,“你不想探個究竟嗎?”“不想,”霍華德說。“你好奇心不足,”弗勞拉說,“有個活的心理等你研究,你偏不感興趣。怪不得她要毀掉你呢。”“我們都主張各走各的路,”霍華德說。“蓋上被單,”弗勞拉說,“你在出汗,感冒就是這樣得的。不管怎麽說,你們沒有分手。”“是的,沒有分手,但我們互不信任。”“啊,對,”弗勞拉說。她側過身望著他,巨大的右乳落在他的身上,臉上帶著迷惑的表情,“那不就是婚姻的定義嗎?”

馬爾康姆·布萊德伯利《歷史人》(一九七五)


我在前面(在第九節中)提示過,就展示主觀性而言,小說在敘事文學的各種形式中是無與倫比的。最早的英國小說—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理查遜的《帕米拉》—以前所未有的現實主義手法借助日記和書信來描述人物的內心世界。這一流派的發展趨勢,至少到喬伊斯和普魯斯特,可以看作是對意識的不斷深入和細致的探索。所以,當某個小說家僅僅描述人類行為的表面現象時,即使我們不能馬上找出理由,我們也會認定其作品缺乏心理深度,當然這種認定帶有驚訝、關注,或許還有不安。

馬爾康姆·布萊德伯利的《歷史人》就是這樣一部小說。它敘述的是一個社會學講師的事,這位講師剛剛撰寫一本論著《隱私權的失敗》,闡述了“已經不存在個體的自我”這一論點。霍華德·科克認為,自我是一個過時的資產階級概念,個體的人只不過是一把具有條件反射的神經束,惟一的解脫辦法是認同歷史的劇情(靠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幫助)並與之合作。該小說的話語通過浮在行為和環境的表面,對這一蒼白無力和反人道主義的人生哲學予以模仿,其模仿的方式似乎讓人覺得這是在諷刺它,但又不給讀者以特權的高度去遣責或擯棄它。故事主要是從霍華德的觀點來敘述的,也就是說,所描述的幾乎所有事件都有他在場。盡管如此,敘述本身沒有使我們接觸到他的內心思想,因而我們無法判斷他的動機。就其他的人物來說,包括科克的對手,情況也是如此。

這部小說是由描寫和對話構成。描寫不厭其煩地集中在事物的表面—科克的房子裝飾、校園中破舊的非人化的建築、研討班、委員會和聚會上的學生和員工的外向型舉止等。敘述人物對話的語言平淡、客觀,既不交代人物的內省或解釋,也沒有作者的評論,僅僅是不帶副詞的簡單的對話提示語“他/她問/說”,無任何變換形式,甚至連話語間的停頓也沒有。敘述時態用的是現在時,這更進一步加強了它的“無深度性。”傳統敘事中用的都是過去時,暗示敘事者了解整個故事並能作出全面的評判。在這部小說中,敘事話語被動地追循著小說中人物的一舉一動,對於未來是無知的。

這一技巧的效果—既具喜劇性又令人心悸—在性交場景的描述中特別明顯。在這樣的場景中,讀者一般都期待能讀到至少對一個參與人的情緒和感覺所作的內省式的敘述。本處摘錄的這段中,霍華德·科克和他的同事弗勞拉·本尼弗躺在床上,弗勞拉“喜歡與婚姻有麻煩的男人上床,他們可談論的事非常多,因為他們剛剛從復雜的家庭政治中走出來,而這正是弗勞拉專修的領域。”他們在談論霍華德與他妻子巴巴拉的關系。


為了談論,特別是為了談論情人的婚姻而與之發生性關系,這個想法當然有其內在的喜劇性,而這一對男女緊密的身體接觸與他們談話的抽象知識性的明顯對照,自然也有其內在的喜劇性。然而,對話內容在肉體與理智、瑣碎與怪異之間交互穿插,這種不協調性就不僅僅表現出一種喜劇性。當霍華德說他妻子要使自己相信他並無真才實學、是個騙子時,他道出了這部小說的中心問題。本來,弗勞拉似乎要以做愛來回避這個問題,“你的胸脯真可愛,霍華德。”他回答:“你的也是,弗勞拉。”這段對話很有意思,但誰要為這個玩笑付出代價?我們必須自己做出判斷,像對待更重大的問題一樣。霍華德是個騙子嗎?他“要做成點事”的激情是一種真誠,還是在道德熵的世界中表現自己有精力?內心描述可以幫助解決這類問題,但這里卻沒有這類描述,因而解釋的負擔就落在了讀者身上。

很多人認為,這部小說很難評論,在評價人物方面很難提供一種確定無誤的指導性原則,而且讀來令人不安。但是所有這一切無疑是它的魅力和感召力的源泉。在這方面可以和英國廣播公司用這部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加以比較。克里斯托夫·漢普頓寫的劇本非常忠於厚著,演員和導演挑得合適,表演也非常出色。安東尼·謝爾演的霍華德·科克令人叫絕—但是,作為演員,他不得不對這一角色作出自己的解釋,明確地把他演成一個卑鄙小人,為自己的發展而操縱、利用別人。這樣,電視劇就把解釋的負擔減輕了許多,而小說則把它牢牢地放在讀者的膝上。在某種程序上,電視劇雖然非常有欣賞價值,卻沒有書那樣富有挑戰性。(還必須說一下,在演出此處摘錄的這段情景時,由於“弗勞拉·本尼弗美麗的酥胸”,人們的注意力有些偏離,這段機智的話反而受到了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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