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旅美小卷》哲人的微笑

飛過萬家燈火的東京,飛過萬頃碧波的太平洋,飛過萬里雪山的阿拉斯加,飛到萬頭鑽動的紐約。一路上不疲憊,但也並不舒適,三天後的早晨,我坐在胡適之先生家談天了。

胡先生說昨晚即打電話與飛機場連絡,知道我坐的這一班次在阿拉斯加發生故障,遲延了兩小時。隨後,他為我弄一壺茶,一個大橘子,要我解一解旅途的勞頓。

胡先生住的地方很安靜,並不太寬敞,是一所大樓的第五層。設備當然還不壞。不過,書籍的零亂與堆積與北平的東廠胡同差不多。胡先生在案頭拿起兩大本剪報,微笑著遞給我,那兩本剪報是清算胡適思想“遺毒”與紅樓夢事件。香港友人寄給他的。

“這是共產黨替我作的廣告……”

我接過來一翻,上面全是共產黨的報紙,每篇全是開會、批評、檢討、清算有關胡適的政治、哲學、文學思想。整幅,整本,整頁的共黨黨報,這大概是搞海戰吧。最難得的是共產黨在引胡適先生的原文,比如:

“讓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算不得高明;讓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是告訴年輕朋友一點防身本領,作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這段話我在大學時讀它,曾受過很深的感動,我告訴胡先生說,這是胡適文選自序里面的話,他笑了。

“你喝下這杯茶,我跟你講當時寫這些話時的情景。是一九三〇年,已是四分之一世紀之前的事了。我在上海寓所準備行裝去北平,已是半夜,胡太太為我整理雜物,我寫完了這句話笑了笑,這夠共產黨打仗打十年的。沒有想到二十五年之後,他們還大張旗鼓的攻伐……”

二十五年前,我才四歲,當然不知道世局,不過據書本上回想起來,那是共產黨思想最風行的時候,我們知道睿智如歐本海默,也是在這個時期對人生感覺最困惑,與共產黨有所接近的。那時候的知識分子,很少人不對共產黨寄與同情。而胡先生沒有妥協的,沒有中立的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胡先生接著說:“不過,有一段二百字的話,共產黨始終未敢引過,那是有關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的一段,對於達爾文這個利器,他們連招架的嘗試都沒有。……”

說到這里,我忽然陷入時代的思潮里:

四十余年前,維也納派大師富蘭克,發表了一篇關於因果論的文章,列寧去信罵他,愛因斯坦去信贊同他。這篇文章即是維也納學派的先河。富蘭克很謙虛的研究列寧給他的這封信,四十年以後,他想通了,列寧所說的,原是基於政治上的理由,與真理無干。

我坐在胡先生的小屋里,凝視著胡先生的書架笑了。這兩位哲人都在東部,他們三四十年以前的遠見,而今征驗了。他們哲學家的使命已經盡到,目睹著那個半球的赤潮如萬丈浪濤,鐵幕如萬仞高山的無助情況,他們只有冷靜地考慮人類未來的出路,而不必對這種情況的造成負甚麼責任,有甚麼愧疚的。

“你不吃個茶雞蛋嗎?我替你拿。”

“不要,我還是願意聽聽老話……胡先生。”

“在寫這類文章之前,曾有一段值得一提的事,即陳獨秀當時提出了社會主義與實驗主義的聯合陣線,我當時即聲明,社會主義與實驗主義無可聯合的。”

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或稱聯合戰線,真是騙盡了天下蒼生:比較聰明一點的人覺悟的早,稍微糊塗一點的人,明白的晚,最愚蠢的人,就跟著他們下去了。

自始至終與共產黨人常握手寒暄,常稱兄道弟,而思想立場從未動搖的,在我們中國只有兩人,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梁實秋先生。所以北平淪陷時,也只有這兩個人決然的逃出,不作“開明”的知識分子與他們聯合戰線。

一上午,在談話中就這樣滑過去了。我很興奮,但也很哀傷,想起我的朋友劉世超先生斬釘截鐵的兩句話:“自由世界在思想戰上沒有失敗,在心理戰上卻失敗了。”

胡先生送我到火車站,在汽車上,他介紹紐約城,我也不大聽得進去。一個家亡國破的人,看著甚麼都感覺哀傷,看著甚麼都觸起舊情。劉老老巡視了大觀園一遍,即上了來費城的火車。

在火車上隔著窗,胡先生招手,一個人寂寞的回去了。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者;而我卻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悲觀者;年老的樂觀者去遠了,年青的悲觀者在車廂里發呆……

窗外,工場林立,鐵路縱橫,我有視無睹的流覽著這些陌生景象。過了一次山洞,忽然望見藍天外一片雲朵,雲朵是熟悉的,如三天前的臺北,也如七年前的北平,“家在萬重雲外,心事付橫笛”,淚,隨它落吧。


──民國四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於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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