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一帶一路”五年評估(下)

薛力:“一帶一路”最大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麽?

鄭永年:最大的優點就是發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缺少發展動力,中國和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問題,西方也自顧不暇。1980年代開始,西方為世界經濟提供發展動力,中國也加入它們。但一旦西方出現問題,那麽就會缺乏動力。“一帶一路”提供了新的機遇,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十分重要。

最大的不足是沒考慮好如何利用基礎設施引發其他經濟活動,即有了基礎設施我們應該拿來做什麽。僅僅有基礎設施建設不僅不可持續,很難獲利,而且民眾也沒有獲得好處。對民眾而言,大規模基礎設施需要與民生經濟結合。中國不一樣,中國自身的基礎設施與制造業和工業化結合,但海外的基礎設施沒有和其他產業相結合。


薛力:“一帶一路”目前在新加坡的實施情況如何,有沒有什麽代表性項目?

鄭永年:新加坡由於國土面積小,不太需要基礎設施建設,之前提的新馬高鐵在馬哈蒂爾上臺後也不提了。主要的著眼方面還是金融,新加坡作為金融中心可以融資,並為中國“走出去”提供橋梁,將“一帶”和“一路”連接起來。金融目前有不少進展,但是否與“一帶一路”結合起來還在探討過程中。還有的領域就是雙方合作在第三國開發,現在還處於討論階段。

(薛:新加坡對外投資很多都是中國的“過橋”資本,這些資本以前多從香港走,現在則大量從新加坡走,您覺得是什麽原因?“新加坡資本”形象更好?)

是的,在“一帶一路”下,新加坡比香港的地位更中心。


薛力:新加坡對“一帶一路”的整體評價是什麽?

新加坡沒有基礎設施項目,與地方關聯不大,且金融部門與民眾的關聯也不高,因此反應整體較為正面,將其視為機遇。

薛力:“一帶一路”推出後,中國在外交政策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

鄭永年:中國的外交政策都圍繞“一帶一路”展開,這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圍繞“一帶一路”雖然有助於更好推進倡議,但會引起他國懷疑。這是中國的風格:(把對外關系上的)所有事務與“一帶一路”聯系。但國外的認知不一樣,他們看到什麽都是“一帶一路”,就認為這可能是中國式的新擴張主義。


薛力:“一帶一路”推行五年以來,中國的國家形象在東南亞特別是新加坡有什麽變化?

鄭永年:大家都覺得中國強大了,但不見得形象就變好了。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其形象是兩回事。國家形象一旦聯系到很多其他方面,就可能會是負面的。

(薛: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做法是否有利於“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落實?)

當然不利於“一帶一路”的推進。

(薛:如何協調二者?您認為,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做法,主要問題是什麽?)

中國在前一階段的做法如造島是不得不做的,但造島以後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如果保持當前做法,對“一帶一路”會造成很大阻力,因為其他國家會把南海問題和“一帶一路”相結合。南海也是“一帶一路”的一部分,會認為“一帶一路”是一種擴張主義。中國現在在南海問題上掌握了主動權,如果中國將這些島礁開放,讓他國船只停靠,與航行自由結合起來,那麽結果就會很好。但如果采取宣布專屬經濟區之類的作法,結果可能會非常糟糕,就會被認為是新擴張主義。有必要指出的是,前段時間不得不那麽做,因為越南、菲律賓都在造島,中國也不能不造。

(薛:東南亞有一種聲音認為,《南海行為準則》制定進展比較慢的原因是中國不太積極,您的觀點是?)

不僅僅是中國,越南也是問題。

(薛:您的文章在中國影響廣泛,估計高層也關注。如果中國領導層問:在東南亞建設“一帶一路”,以及南海問題上,你有什麽建議?您如何回答?)

應該開放這些島礁給所有各國的船只,更應當容許美國船只的進入和停靠。

(薛:九段線怎麽辦?)

九段線就不要再提了,因為沒法說清楚。而國家形象改善後,所有其他問題都不一樣了,尤其是和美國的關系不一樣了。

中國沒有能力去解決(九段線)這些老問題,也沒有空間妥協,因此不要去談這些問題。只能通過改善行為來解決這個問題。所有我說南海問題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要有政治意願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法律上無法解決。
總之,九段線問題(中國)不應該去觸碰,中國只能通過改善自身行為被他國接受,中國甚至可以歡迎美國的航母到香港停靠。容許美國的航母在香港停靠,為什麽不容許其停靠這些島礁呢?

(薛:就是實質性淡化九段線?)

對,漸漸就沒有九段線問題了。

(薛:那如何應對菲律賓發起的“南海仲裁案”?)

中國已經拒絕了仲裁案,現在就是這些島礁怎麽用,海洋生物資源、和平穩定、海洋安全這些問題應該怎麽辦,以問題導向來解決問題,不能回到之前的死胡同。

薛力:您認為“一帶一路”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中國現有的做法有什麽不足?如何改進?

鄭永年:基礎設施建設是必要的,其他國家發展經濟一定需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美國華爾街資本和國際機構對這方面都不感興趣,因此,只能中國來做。印度在這方面(效仿中國)還早。一些國家會批評(中國的做法),但它們不會去做。不過,中國也要改變方式,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名稱卻沒什麽人談海。海是已經存在的,為什麽要去內陸修鐵路?應該做各國港口、航空等互聯互通,這比內陸修鐵路要好,內陸的東西非常敏感。

第三個方面是工程規模太大,應當化大為小,化整為零。工程規模太大就有政治性,阻力就大。化大為小以後,民營企業和其他國家資本就可以參與其中,減少了自身的風險。把“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經濟結合起來,考慮“一帶一路”項目如何帶動當地其他經濟活動。沒有其他經濟活動的話,“一帶一路”項目本身就會不可持續、很難盈利,民眾也無法獲益,最後就容易爛尾。

薛力:國有資本效率不夠,容易引起政治敏感,但私營企業容易產生監管問題,如何解決這種困境?

鄭永年:首先應該化大為小。國有企業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不僅中國的民營企業進不去,外國的民營企業也進不去。例如亞投行可以吸引民資,通過這一平臺進行監管,就不會出現民營資本的無政府狀態。

(薛:中國現在想把亞投行打造成世界銀行或亞開行那樣的模板,其標準和項目選擇與這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與它們聯合融資。因此很快拿到幾家評級機構的最高評級,但其金額與投資的項目相對有限,遠遠不如國開行、進出口行等。)

如果亞投行做不了,那就要有其他機構規制這些金融活動,而不是無政府。“一帶一路”有項目規劃,要學習其他國家經驗,技術解決不難。

(本文系薛力研究員對鄭永年教授的訪談錄音整理稿。文章首發於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2018年7月20日。)(愛思想網站201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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