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 註：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到2018年9月將滿五周歲。“一帶一路”是世紀工程，五年只能算開了個頭。但五年的時間也不算短，以此為一個小周期對“一帶一路”建設進行評估、改進，大有必要。

幾年實施的情況可概括為“成效巨大、問題凸顯”。一方面，“一帶一路”作為新時期中國對外關系的頂層設計，其所激起的“漣漪”已波及全球，其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尚在彰顯中。歷史地看，“一帶一路”建設展示了中國人天下治理理念的一大變化，這一倡議很可能躋身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共和國外交決策之列。另一方面，“一帶一路”作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和平方式重塑世界的重大嘗試，不可能先有一個周詳的設計再落實，“邊設計邊施工”礙難避免，因此，出現一些問題並不奇怪，關鍵在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並避免發生重大失誤。而傾聽天下廣議，將大有助於中國客觀把握問題的癥結所在。為此，筆者所在的團隊醞釀了一個計劃：在全球選擇一些國家，對這些國家研究（或比較熟悉）“一帶一路”的重要人士進行訪談。第一站我們選擇了新加坡的若幹人士為訪談對象。首篇的訪談對象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訪談時間：2018年7月4日

訪談地點：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中方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本稿件經訪談對象審定

薛力：在您看來，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的原因是什麽？

鄭永年：主要是中國的資本、產能和基礎設施建設技術三者。當中國的資本過剩了，中國資本也和其他國家的資本一樣會“走出去”。“一帶一路”之前，中國資本實際上已經開始走出去了，“一帶一路”推出後加快了這一過程。“一帶一路”出臺也是基於中國產能過剩的考量。經濟增速從以前兩位數的高增長下降到6.5%，相差至少三個點，導致產能大量過剩，所以需要去產能。但三個點的產能不可能馬上去掉，所以需要走出去。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過剩資本、過剩產能，加在一起使得中國在國外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具有比較優勢。

這一點與西方手法並不一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需要基礎設施建設以推動經濟發展。就東南亞國家來說，除了各國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致力於國與國之間的互聯互通。因此，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缺口巨大。但現有世界機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很少投資於基礎設施，所以給中國留下了投資的空間。但這不同於以前的國際援助，是在商言商，是為了中國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西方資本走出去也是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差別在政府層面。

西方之所以總是對“一帶一路”和“走出去”產生誤解，是因為西方是私人資本的走出去，但中國資本走出去大部分靠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被他國認為是政府的一部分。如果中國是私人資本走出去則完全是市場行為，與他國談條件的時候可以在商言商。但由於是國有資本，這和國際援助又分不開，而且還具有政治性。這種誤解就是資本與國家結合滋生出來的。

薛力：中國明白基礎設施很難盈利，為什麽還要大力開展此類建設？

鄭永年：中國高科技含量資本不多，基礎設施是中國強項。雖然基礎設施盈利少且周期長，但由於中國的高科技空間較小，其他空間大多被西方占用，所以只能依靠基礎設施的空間走出去。當前西方的資本分為三部分：實體經濟，包括基礎設施；金融資本；互聯網資本。實體經濟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資本中很重要，但真正盈利的是金融資本和互聯網資本。實體經濟能解決就業，但從資本角度看，其本身並不那麽重要。雖然中美都在發展實體經濟，但華爾街重視的是金融資本和互聯網資本。西方對基礎設施等實體經濟已經不那麽感興趣，這給其他國家留出了發展空間，但西方國家仍會批評中國的行為是“新殖民主義”。實際上，如果中國不（在這些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其他國家也不會去做。

薛力：“一帶一路”主要是經濟驅動的麽？一些人認為有政治動因，您的看法是？

鄭永年：我認為不具有很大的政治原因，如果有也僅僅是輔助性的，不是主體。如果具有政治原因，中國就不應該采取這些做法。但在現實層面，即使沒有政治原因，他國也會將其視為具有政治原因。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盡管是經濟項目，但也會帶來政治結果，如緬甸的密松水電站；越南也永遠不會讓中國造一條從南到北的高鐵，泰國則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尋求平衡。國有資本規模大，大就會有政治性，別國不將其視為經濟項目而是政治項目。一旦視為政治項目，就會意識形態化，而且他國會在經濟方面尋求更多好處。“一帶一路”主要是中國的需要，但事前沒想清楚要做什麽、如何做。這是現在導致許多問題的原因。

薛力：“一帶一路”為什麽在習主席時期提出？

鄭永年：首先因為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初開始就逐漸走出去，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後，只不過沒有“一帶一路”的名稱。習時代中國的資本和產能過剩是很大的驅動力。

薛力：是否有領導人個性原因？

鄭永年：當然有個性原因。鄧小平時期主要解決國內問題，因此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江澤民時期提出和平崛起，開始具有外在影響。習主席時期提出新型大國關系，也是要避免大國之間的戰爭。這也符合國內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走出去的三個階段也很明確。80年代中國資本短缺，因此只能“請進來”。90年代加入世貿組織，因此要接軌。“請進來”是打開國門，接軌是向世界學習，因此這兩個階段不會發生沖突。現在“走出去”是必然的，但會和別國發生沖突。

薛力：概括起來即，一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二是中國到了走出去的階段。

鄭永年：是的，但是政策形成需要通過政治途徑，因此在習主席時期形成。即使這一屆政府沒有提出，下一屆政府也會提出。中國走出去的進程是一直持續的。

（薛：中國將“一帶一路”稱為倡議，但很多國家將之視為中國的大戰略，您同意嗎？）

不太同意。大戰略一般較為宏觀，而且有明確的規劃，但中國建設“一帶一路”，是在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是大戰略，就不會出現當前的一些困境。德日等國當年對外擴展時有明確規劃，但我不認為中國有國家規劃。

（薛：還有一個區別就是，以前西方運用非和平手段，現在中國強調合作。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因為現在力量不夠所以采用和平手段，而力量夠了則會運用非和平手段。您對此有什麽評論？）

時代不一樣。以前西方推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當時也沒人反對。現在中國不可能走以前西方的路線了，只能采取合作的方式。時代、國際體系不一樣，因此行為也就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