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在開仗的前夜,帶著一匹小貓仔來到我家的門口,因為是夜靜的時候,那鞋底拍著樓廊的聲音非常響亮。

“誰呀!”

這聲音並沒有回答,我就看到是日本朋友池田,她的眼睛好象被水洗過的玻璃似的那麽閃耀。

“她怎麽這時候來的呢,她從北四川路來的……”這話在我的思想里邊繞了一周。

“請進來呀!”

一時看不到她的全身,因為她只把門開了一個小縫。

“日本和中國要打仗。”

“什麽時候?”

“今天夜里四點鐘。”

“真的嗎?”

“一定的。”

我看一看表,現在是十一點鐘。“一、二、三、四、五——”我說還有五個鐘頭。

那夜我們又講了些別的就睡了。軍睡在外室的小床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內室的大床上,這一夜沒有睡好,好象很熱,小貓仔又那麽叫,從床上跳到地上,從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後再去撕著窗簾。快到四點鐘的時候,我好象聽到了兩下槍響。

“池田,是槍聲吧!”

“大概是。”

“你想鹿地怎麽樣,若真的今開仗,明天他能跑出來不能?”

“大概能,那就不知道啦!”

夜里開槍並不是事實。第二天我們吃完飯,三個人坐在地板的涼席上乘涼。這時候鹿地來了,穿一條黃色的短褲,白襯衫,黑色的卷卷頭發,日本式的走法。走到席子旁邊,很習慣的就脫掉鞋子坐在席子上。看起來他很快活,日本話也說,中國字也有。他趕快地吸紙煙,池田給他作翻譯。他一著急就又加幾個中國字在里面。轉過臉來向我們說:

“是的,叭叭開槍啦……”

“是什麽地方開的?”我問他。

“在陸戰隊……邊上。”

“你看見了嗎?”

“看見的……”

他說話十分喜歡用手勢:“我,我,我看見啦……完全死啦!”而後他用手巾揩著汗。但是他非常快活,笑著,全身在輕松里邊打著轉。我看他象洗過羽毛的雀子似的振奮,因為他的眼光和嘴唇都象講著與他不相干的,同時非常感到興味的人一樣。

夜晚快要到來,第一發的炮聲過去了。而我們四個人——池田、鹿地、蕭軍和我——正在吃晚飯,池田的大眼睛對著我,蕭軍的耳向旁邊歪著,我則感到心臟似乎在移動。但是我們合起聲音來:

“哼!”彼此點了點頭。

鹿地有點象西洋人的嘴唇,扣得很緊。

第二發炮彈發過去了。

池田仍舊用日本女人的跪法跪在席子上,我們大概是用一種假象把自己平定下來,所以仍舊吃著飯。鹿地的臉色自然變得很不好看了。若是我,我一定想到這炮聲就使我脫離了祖國。但是他的感情一會就恢復了。他說:

“日本這回壞啦,一定壞啦……”這話的意思是日本要打敗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楣的,他把這戰爭並不看得怎樣可怕,他說日本軍閥早一天破壞早一天好。

第二天他們到S家去住的。我們這里不大方便;鄰居都知道他們是日本人,還有一個白俄在法國捕房當巡捕。街上打間諜,日本警察到他們從前住過的地方找過他們。在兩國夾攻之下,他們開始被陷進去。

第二天我們到S家去看他們的時候,他們住在三層樓上,尤其是鹿地很開心,儼儼乎和主人一樣。兩張大寫字台靠著窗子,寫字台這邊坐著一個,那邊坐著一個,嘴上都叼著香煙,白金龍香煙四五罐,堆成個小塔型在桌子頭上。他請我吃煙的時候,我看到他已經開始工作。很講究的黑封面的大本子攤開在他的面前,他說他寫日記了,當然他寫的是日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懂。一擡頭看到池田在那邊也張開了一個大本子。我想這真不得了,這種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國人很少能夠做到。無論怎樣說,這戰爭對於他們比對於我們,總是更痛苦的。又過了兩天,大概他們已經寫了一些日記了。他們開始勸我們,為什麽不參加團體工作呢?鹿地說:

“你們不認識救亡團體嗎?我給介紹!”這樣好的中國話是池田給修改的。

“應該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軍閥快完啦……”

他們說現在寫文章,以後翻成別國文字,有機會他們要到各國去宣傳。

我看他們好象變成了中國人一樣。

三二日之後去看他們,他們沒有了。說他們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沒有回來。臨走時說吃飯不要等他們,至於哪里去了呢?S說她也不知道。又過了幾天,又問了好幾次,仍舊不知道他們在哪里。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國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險吧!

一個月以後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蔥花,準備午飯,這時候,有人打門,走進來的人是認識的,可是他一向沒有來過,這次的來不知有什麽事。但很快就得到結果了:鹿地昨夜又來到S家。聽到他們並沒有出危險,很高興。但他接著再說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們躲在別人家里躲了一個月,那家非趕他們離開不可,因為住日本人,怕當漢奸看待。S家很不便,當時S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

“那麽住到那里去呢?”我問。

“就是這個問題呀!他們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來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S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個德國醫生,池田一個月前在那里治過病,當上海戰事開始的時候,醫生太太向池田說過:假若在別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暫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醫生,池田問他:

“你喜歡希特勒嗎?”

醫生說:“唔……不喜歡。”並且說他不能夠回德國。

根據這點,池田以為醫生是很好的人,同時又受希特勒的壓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S家去,我上樓說:

“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並沒拆開讀,因為我的英文不好。他們兩個從地板上坐起來。打開這信:

“隨時可來,我等候著……”池田說信上寫著這樣的話。

“我說對麽!那醫生當我臨走的時候還說,把手伸給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這回鹿地並不怎樣神氣了,說話不敢大聲,不敢站起來走動。晚飯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台燈放在地上,燈頭被蒙了一塊黑紗布,就在這微黑的帶著神秘的三層樓上,我也和他們一起吃的飯。我端碗來,再三的不能把飯咽下去,我看一看池田發亮的眼睛,好象她對她自己未知的命運還不如我對他們那樣關心。

“吃魚呀!”我記不得是他們誰把一段魚尾擺在我的碗上來。

當著一個人,在他去試驗他出險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險之中,為什麽還能夠這樣安寧呢!我實在對這晚餐不能夠多吃。我為著我自己,我幾次說著多余的閑間話:

“我們好象山寨們在樹林里吃飯一樣……”按著我還是說:“不是嗎?看象不象?”

回答這話的沒有人,我擡頭看一看四壁,這是一間藏書房,四壁黑沈沈的站著書箱或書櫃。

八點鐘剛過,我就想去叫汽車,他們說,等一等,稍微晚一點更好。鹿地開始穿西裝,白褲子,黑上衣,這是一個西洋朋友給他的舊衣裳(他自己的衣裳從北四路逃出來時丟掉了)。多麽可笑啊!又象賈伯林又象日本人。

“這個不要緊!”指著他已經蔓延起來的胡子對我說:“象日本人不象?”

“不象。”但明明是象。

等汽車來了時,我告訴他:

“你絕對不能說話,中國話也不要說,不開口最好,若忘記了說出日本字來那是危險的。”

報紙上登載過法租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車被驗查。假若沒有人陪著他們,他們兩個差不多就和啞子一樣了。鹿地干脆就不能開口。至於池田一聽就知道說的是日本的中國話。

那天晚上下著一點小雨,記得大概我是坐在他們兩個人之間,有兩小箱籠顛動在我們膝蓋的前邊。愛多亞路被指路燈所照,好象一條虹彩似的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柏油路被車輪所擦過的紋痕,在路警指管著的紅綠燈下,變成一條紅的,而後又變成一條綠的,我們都把眼睛看著這動亂交錯的前方。同時司機人前面那塊玻璃上有一根小棍來回地掃著那塊扇形的地盤。

車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訴車子左轉,而後靠到馬路的右邊。

這座大樓本來是有電梯的,因為司機人不在,等不及了,就從扶梯跑上去。我們三個人都提著東西,而又都跑得快,好象這一路沒有出險,多半是因為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醫生在小客廳里接待著鹿地夫婦:

“弄錯了啦,嗯!”

我所聽到的,這是什麽話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醫生。

“醫生弄錯啦,他以為是要來看病的人,所以隨時可來。”

“那麽房子呢?”

“房子他沒有。”池田擺一擺手。

我想這回可成問題了,我知道S家絕對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嗎?而後我說到我家去可以嗎?

池田說:“你們家那白俄呀!”

醫生還不錯,穿了雨衣去替他們找房子去了。在這中間,非常恐慌。他說房子就在旁邊,可是他去了好多時候沒有回來。

“箱子里邊有寫的文章啊!老醫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象梟鳥的眼睛那麽大。

過了半點鐘的樣子,醫生回來了,醫生又把我們送到那新房子。

走進去一看,就象個旅館,茶房非常多,說中國話的,說法國話的,說俄國話的,說英國話的。

剛一開戰,鹿地就說過要到國際上去宣傳,我看那時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國際上了。

這地方危險是危險的,怎麽辦呢?只得住下了。

中國茶房問:“先生住幾天呢?”

我說住一兩天,但是鹿地說:“不!不!”只說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話又來到嘴邊上。

池田有時說中國話,有時說英國話,茶房來了一個,去了,又來了一個。

鹿地靜靜地站在一邊。

大床、大桌子、大沙發,棚頂垂著沈重的帶著鎖的大燈頭。並且還有一個外室,好象陽台一樣。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舊站著,地心有一塊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邊上。

我告訴他不要說日本話,因為隔壁的房子說不定住的是中國人。

“好好的休息吧!把被子攤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動了,三兩天就要搬的。我把這情況通知別的朋友……”往下我還有話要說,中國茶房進來了,手里端著一個大白銅盤子,上面站著兩個汽水瓶。我想這個五塊錢一天的旅館還給汽水喝!問那茶房,那茶房說是白開水,這開水怎樣衛生,怎樣經過過濾,怎樣多喝了不會生病。正在這時候,他卻來講衛生了。

向中國政府辦理證明書的人說,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們領到,可是到第七天還沒有消息。他們在那房子里邊,簡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麽東西有時格格地作響,至於講話的聲音,外邊絕對聽不到。

每次我去的時候,鹿地好象還是照舊的樣子,不然就是變了點,也究竟沒變了多少,喜歡講笑話。不知怎麽想起來的,他又說他怕女人:

“女人我害怕,別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國主義你不怕?”我說。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聽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這幾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麽你就不用這里逃到那里,讓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實不對的,你還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並不絕頂的厲害,還是日本警察絕頂的厲害。”

我們都笑了,但是都沒有高聲。

最顯現在我面前的是他們兩個有點憔悴的顏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著他們談了兩個多鐘頭,對於這一點點時間,他們是怎樣的感激呀!我臨走時說:

“明天有工夫,我早點來看你們,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說謝謝,並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來遲了,池田不在房里。鹿地一看到我,就從桌上摸到一塊白紙條。他搖一搖手而後他在紙條上寫著: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門外偷聽了,一下午英國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國巡捕,從一點鐘起停到五點鐘才走。

但最感動我的是他在紙條上出現著這樣的字:——今天我決心被捕。

“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決心不決心的呢?”這話我不能對他說,因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問他打算怎樣呢?他說沒有辦法,池田去到S家里。

那個時候經濟也沒有了,證明書還沒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韓國人的自由。想要脫離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脫離。到中國地去,要被中國人誤認作間諜。

他們的生命,就象系在一根線上麽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們的日記、文章和詩,包集起來帶著離開他們。我說:

“假使日本人把你們捉回去,說你們幫助中國,總是沒有證據的呀!”

我想我還是趕快走的好,把這些致命的東西快些帶開。

臨走時我和他握握手,我說不怕。至於怕不怕,下一秒鐘誰都沒有把握。但我是說了,就象說給站在狼洞里邊的孩子一樣。

以後再去看他們,他們就搬了,我們也就離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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