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讓心靈在所有方向上充分湧流(下)

 跟他們接觸讓我變得很有激情
  
□您說過的一句話讓我很感動,您說,“我把這本書(《回家的路》)獻給比我年輕的人們,獻給那些生活在未來時代,目前活得並不幸福,甚至感到非常苦惱的人們,獻給那些渴望回家的人。”那麽,您想對“下一代人的前途”傳達些什麽呢?
  
■1996年的時候我特別想找那些60、70年代出生的人對話,我當時感覺到我們50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其實‘氣數已盡’,已經走不下去了,看不到什麽前途了,或者說是‘沒有未來’,在‘未來’方面我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但是我與這些年青朋友有過的一兩次對話都不很成功。
  
最近半年我又接觸到7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校園知識分子’,我的感覺有了很大變化。如果說60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似乎有介於兩個代群之間的那種搖擺性,那種模糊性。那麽對於70年代出生的這些介於20--30歲之間的年輕人來說,我突然意識到他們是有希望的一代。在知識上、在學理上這一代人真的給我一種刺激、一種興奮感。另外,我還聽說了一些自殺死去的大學生的故事,我是在北大校園裏聽學生們告訴我這些人的故事的。這些活著的和死去的年青人的故事都讓我很受感動,跟他們接觸讓我變得很有激情。他們都屬於‘獨生子女’這一代,他們的生活被他們的家長安排得井井有條,有點像‘理性的傻瓜’。但是這些年輕人在心裏詢問:這是‘我’的生活嗎?不是,這是別人為我安排的生活。所以這些人就很苦悶。因為他們的人生是沒有反省過的人生,更難堪的是,他們不是不要反省自己的人生,而是,他們根本沒有屬於自己的,自己選擇的生活。而這恰恰是我已經體驗過的那種生活,我在分工制度下體驗過的那種‘被安排’的生活。所以我覺得我和7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之間有一種心靈上的共鳴。這是我這次回來之後很深的一個感受。這本書就是獻給他們這一代年輕人的。
  
  只有中國社會才能容忍我這樣的人
  
  □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及充滿著內心的“靈魂的沖動”,與‘純粹的學者’身份,二者之間構成了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在您身上是如何體現的呢?
  
  ■有位朋友曾經對我說過:做學問沒有終極關懷,這學問終歸是做不大的。後來我領悟了這個道理,它的確是很有味道的。在一個分工體系很成熟的社會裏,社會為你安排好的是一種機械式的人生。所以尼采才非要辭去教職不可。但跳出這個分工體系的同時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會的承認。這個時候就需要道德勇氣了,需要誠實地面對心靈的勇氣。這就是‘人文關懷’在現代社會裏的表現形態。你要是有勇氣的話你就挺身而出,去承擔你的命運,也可以說是悲劇式地反抗你的命運。這真是一個英雄主義的選擇。另一方面,這當然也是對你的能力的考驗,你從傳統學術分工制度裏走出去,很可能是要失敗的。‘投入未知’,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沖動。我說的‘喪失合法性’,是指在兩個方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在你的專業領域之內以及你專業以外的一切領域裏,你都必須努力通過與專家的‘對話’來重新獲得你自己話語的合法性。所以這一‘出走’是很危險的,在分工社會裏這是一種奢侈的行為。這種有很大危險性的奢侈行為在什麽時候可能給你帶來幸福呢?那就是在中國這樣的轉型期社會。我在很早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序言中說過:我是用中國人的方式在作西方式的學問。只是中國社會才容忍了我這樣的人,老竄來竄去,這是很沒有合法性基礎的行為,但我又確實很幸運。
  
  美感敘事是我的靈魂的敘事方式□“漂流”對您來說是最合適的生活方式嗎?而“美感敘事”是最合適您的寫作方式嗎?
  
■‘漂流’是不是最合適我,我不能肯定。一方面,正是由於我不安分守己,我才被驅逐出分工制度的,才要去漂流的;另一方面,正是我的這種漂流生活導致了我的這種思考方式。我大致概括出來人類有三種話語方式:西方人的科學敘事,中國人的歷史敘事,還有第三種敘事就是克爾凱郭爾、尼采這一路向的美感敘事,它所要追求的不是說服別人,而是通過溝通來找回自己。我覺得就我剛才所說到的我的性格和我的人生經歷而言,其實美感敘事是可以在我內心引發強烈共鳴的那種敘事方式。我的語言和我的心靈,大約在本質上就是屬於這一類敘事方式的。
  
  我們人性中的神性總是召喚我們去做俄底甫斯
  
□您在“回家的路”那篇文章的開頭說,“剛寫下這個題目,眼眶便已經濕潤了┄┄”我們都向往家的舒適與溫暖,但我們內心都意識到了那個最後的結局:我們其實無家可歸。您說,“思想真的是一條自我放逐的苦行的路。”在您看來,這就是“讓心靈在所有方向上充分湧流”的學者的命運嗎?
  
■你所說的幾句話已經精辟地總結了我的心路歷程。人類社會自從脫離農耕的時代進入工業革命以後,這幾百年來在社會形態上經歷的基本上是一條‘現代化’的分工的道路。這是主流,它意味著我們必須承認它的進步性。同時,它也造成了這樣一種格局,在這一格局裏面你再也看不到文藝覆興時代和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心靈在各個領域裏面獲得全面湧流,心靈在各個方向上獲得全面發展的那種達芬奇式的人物,或美國國父傑菲遜那種人物,他們是文藝覆興式的人物。為什麽從尼采到哈貝馬斯這些思想家總是反覆提到那個‘俄底甫斯’呢?因為俄底甫斯是一個符號化了的意義,他代表了人類的未來。美國的尼采研究專家考夫曼說過,俄底甫斯的放逐是原初的‘西方的命運’,而他‘殺父娶母’的現代意義則是從後來西方人的宗教情結裏面派生出來的。從原初意義上講這是一個悲劇,人的命運已經被安排好了。這就像我們命定了要走這條分工的路。但是我們人性中的神性總是召喚著我們去做一個俄底甫斯,去自我放逐,去批判我們不得不走的這條路,去喪失和取消我們自身的合法性。俄底甫斯的悲劇情節就在這裏面。我覺得這種悲劇性不是像哈貝馬斯說的那樣,獨屬於西方的。我覺得這是一切思想者共同擁有的悲劇情結,是‘知識分子’本性裏的悲劇情結。王小波不是說過知識分子是一只“特立獨行的豬”嗎?於是知識分子悲劇的情節就已經包含在這一比喻裏面了。這是一種類似堂吉坷德的騎士的孤獨感。有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早就意識到了這種孤獨,這種無可挽救的孤獨。我之所以很幸運,在於我有一個小李,她陪著我走這條自我放逐之路。作為一個心靈敏感的人,我的脆弱的神經非常容易崩潰。如果沒有她的情感上的支持,這麽長的路我肯定是走不完的,早就找個‘家’躲進去了,那樣我就不會繼續這種‘自我流放’。(愛思想網站 201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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