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宋元“水滸”故事的傳承與演變(下)

那麽元代出現了多少水滸戲呢?據香港劉靖之《元人水滸雜劇研究》統計有三十六種,現在傳世有十種,散佚的有二十六種。

傳世的有高文秀《黑旋風雙獻頭》、康進之《梁山泊黑旋風負荊》、李文蔚《同樂院燕青博魚》、無名氏《魯智深喜賞黃花峪》、無名氏《爭報恩三虎下山》、無名氏《都孔目風雨還牢末》、又名《大婦小妻還牢末》、無名氏《梁山五虎大劫牢》、無名氏《梁山七虎鬧銅台》、無名氏《王矮虎大鬧東平府》、無名氏《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這些劇本的寫作時間,現已經很難確定。大多研究者認為前六種是元代的、後四種是元末明初的。研究元代“水滸戲”對明代《水滸傳》的影響,主要根據是前六種。

元代關於水滸的雜劇許多誕生於梁山泊附近的東平府。金末元初,戰亂再一次給北方的經濟文化帶來很大破壞,元滅金的戰爭中殺戮之殘酷、破壞之嚴重,更甚於百年前的宋金之戰,而東平府(所轄包括今山東省的東部)卻是個例外。這個地區有長達四十余年(1221-1264)在嚴實、嚴忠濟父子的統治之下,社會較為安定,東平成為戰火遍地的中原地區中的一塊和平的綠洲、安定祥和的樂土。

蒙古滅金時,為了減少阻力,對於地方實力派采取了“統戰”政策。只要他們歸順蒙古,不幫助金國,允許他們保有實力,在其勢力範圍實施統治,甚至可以世襲,稱之為世侯。當時有許多實力派選擇了這條道路,其中做得最成功的當屬嚴實、嚴忠濟父子。嚴氏父子註重經濟生產的恢覆和發展,而且都以養士聞名。這是亂世之中擴張自己實力、求得生存的重要手段。其統治範圍包括今河北南部東部、河南東北部、山東西北、西南部地區,儼然小邦之君。東平在這段時間內文化、特別是通俗文藝得到長足的發展。這裏不僅招徠了像元好問、王若虛一代文人學者,而且還有許多通俗作家和江湖藝人在這裏謀生發展,如杜善夫、高文秀、康與之等。以藝人生活為題材的雜劇《宦門子弟錯立身》中所寫的家庭劇團就是東平府人士。東平府是當時戲劇活動和創作中心之一,因此才會有那麽多“水滸”戲活躍在當地舞台上,上面說的十種現存的水滸戲中有五種就是以東平為背景的。


元代水滸戲中的新要素


摒棄“忠義”的現象也是南北“水滸”故事的重要差別之一。其原因就是民族壓迫使得北方下層文士的寫作中天然存在著一種反抗情緒,而那些遊走江湖的藝人謀生不暇,也缺少向主流社會和統治者獻媚的動力,何況在天高皇帝遠的東平。

一、水滸故事被明確定位在東平附近的“梁山泊”《大宋宣和遺事》作者也覺得宋江集團故事與梁山泊有關,但由於各種原因還是把梁山泊與太行山扯在一起。到了元代,宋江集團有了明確的根據地——東平附近的梁山泊。首次有了“梁山好漢”這個稱呼——“某乃梁山泊好漢山兒李逵”(《還牢末》)。這個稱呼在傳統文化中有著長遠的影響。“梁山泊”是方圓八百裏巨野澤。這個大湖對於東平文士來說是太熟悉了,幾乎每個水滸戲都有這段介紹梁山泊的套語:

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威鎮於梁山。俺這梁山,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闊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裏。東連大海,西接鹹陽,南通鉅野金鄉,北靠青濟兗鄆。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數百只戰艘艨艟;三十六座宴台,聚百萬軍糧馬草。聲傳宇宙,五千鐵騎敢爭先;名播華夷,三十六員英雄將。

雖然有些誇張,南北大體還對,東西則不免離譜。這樣宋江集團就不是由三十六人組成來去如飈風的搶劫團體了。他們是有山頭、有地盤(包括領水)、有組織、有制度(一年春秋兩假)、有龐大武裝力量(一百零八將)的一股割據勢力了,儼然敵國。這種定式後來被《水滸傳》的作者接受和發展。


二、從英雄傳奇向“士馬金鼓”過渡


現存水滸戲都是以梁山泊集團(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已經形成為開端的。這一點與南水滸有根本的不同。既然梁山軍事集團形成,其戰爭方式應該是大規模“長槍大馬”的正規軍作戰。宋代“說話”中把這類題材的作品分為“士馬金鼓”類(如《水滸傳》中劫州略府和招安後“征四寇”)。然而,由於故事內容的限制,水滸戲故事大多發生在梁山的春秋兩假裏好漢下山遊玩、或奉命出差辦事的過程中,還是以“短打”的故事為多。


三、摒棄了“忠義”的梁山好漢


忠義在南“水滸”故事中是意識形態,而這個詞在水滸戲中基本消失,只是在“忠義堂”這個特定概念上出現和《爭報恩三虎下山》中李千嬌唱的“謝得你梁山泊上多忠義,救了咱重生在世”中出現了一次。這種摒棄“忠義”的現象也是南北“水滸”故事的重要差別之一。其原因就是民族壓迫使得北方下層文士的寫作中天然存在著一種反抗情緒,而那些遊走江湖的藝人謀生不暇,也缺少向主流社會和統治者獻媚的動力,何況在天高皇帝遠的東平。

元代政治和社會背景與宋代大不相同,最高統治者換成了異族人,國人分列四等,漢人、南人位列三四,科舉一停八十年(按蒙古統治中國北方時算起),即使恢覆科舉之後,出仕做官也很難進入核心。大多漢族文人士大夫被邊緣化了,甚至有些連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主動向統治者靠攏、自作多情的文人不是沒有,但大多數處於社會下層的文人對蒙古統治者有一種離心傾向。這點從一些雜劇的思想內容就可以看出來,雜劇作者多是社會下層文人,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像南宋那樣向觀眾表白宋江故事的“忠義”性質了,本來就是外加的“忠義”便從“水滸戲”中悄悄退出了。這裏附帶說一句,不僅是《水滸》戲中沒有了“忠義”,就是在其他雜劇中也很少見了,現存一百六十余出雜劇中,只有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等兩三個戲曲中出現過四五次。


四、取代忠義的替天行道


元代水滸戲摒棄“忠義”,但創造了一個南“水滸”中沒有的新詞——“替天行道”,作為北“水滸”的主題詞。現存水滸戲中有五出提到“替天行道”:“黑旋風拔刀相助,雙獻頭號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慶賞開筵。”(高文秀《雙獻頭》)“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康進之《李逵負荊》)“俺梁山泊遠近馳名,要替天行道公平”。(無名氏《還牢末》)“強奪了良人婦女,壞風俗不怕青天。雖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斬首街前”。(無名氏《黃花峪》)“忠義堂高搠杏黃旗一面,上寫著‘替天行道宋公明’”。(無名氏《三虎下山》)最早出現“替天行道”的當屬高文秀的《雙獻頭》。這是在李逵殺了奸夫淫婦之後,宋江表示慶祝的話。這個替天行道具體是什麽意思呢?也就是宋江在這之前所說的殺了“倚勢挾權”的白衙內和與他通奸的“潑賤婦”,解救了深陷牢獄的孫孔目,替他伸了冤。《還牢末》的替天行道追求的是司法公平,梁山為老百姓懲治奸夫淫婦就是替天行道。《黃花峪》的替天行道與此同義。總的說來,水滸戲中的替天行道也很簡單,就是替民眾平反冤假錯案。元初沒有什麽法律。大德間名臣鄭介夫曾上《太平策》說:“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為欺。”當時的行政區劃如路、府、州、縣等各級地方政府雖然都設有長吏,如路的總管、府州縣的令尹等,但在這些長吏之上還要設一個“達魯花赤”(蒙語:鎮守者),實權掌握在他手中,但他們大多沒有文化、不識字、不懂漢語,可是擁有最後的決定權。在這種制度下,可以想見會搞出什麽樣的政治和法治來。再加上執法者貪瀆,在這種司法環境下,冤錯假案還不是比比皆是?“雙獻頭”“燕青撲魚”“黃花峪”“還牢末”“爭報恩”這五出戲中不僅都有冤案,而且其中官員都不能秉公執法。他們有的愛錢,有的官官相護,有的拖拉委蛇,共同的是昏聵。這五出戲的案子都緣於民事案中的婚姻問題,或是豪門子弟強霸他人的良家婦女,或是奸夫淫婦謀害親夫,最後都鬧出人命,而且即使出了人命官府也解決不了,還得梁山好漢以武力替天行道。

從上面簡單敘述中可見,南北水滸題材和主旨有很大差別,這些在明代《水滸傳》中分別有所棄取。這裏既有成功、也有整合不太理想之處。如“遺事”所記的前六個故事情節除了“花石綱”外,都出現在《水滸傳》前七十一回,並有所豐富和發展成為經典故事。又如吸取水滸戲中關於梁山泊根據地的創造,把它作為演繹江湖人“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綱上梁山”和寄托遊民向往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理想之所,也是成功的,並為後世所接受。至於在整合宋元水滸故事基礎上把突出“忠義”主題、處理招安情節以及塑造宋江藝術形象上都有背離生活邏輯之處。不過,這些是需要更多的文字來說明的。(愛思想網站 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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