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目前的社會意象

 中國目前盛行的社會意象，無疑是相當混雜的。社會意象最常體現在話語之中。現今中國至少存在著三套與社會意象有關的話語，一是官方的，一是民間的，一是學術的。官方話語固然體現了主流意識形態，但本身也處在“與時俱進”的重塑過程之中。民間話語既有世代相傳的慣常想象，也有當下體驗凝聚而成的常識感覺。學術話語則集中了學者基於抽象學理的探究而傳播開來的觀點和看法，其中不乏舶來的理念。

 社會意象概念的提出，正是超越了知識或真理會自然地掌握群眾的觀點，而強調理性和認知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以，我們在此暫不討論學術話語。當然，我們最終關心的還是抽象理論如何滲透到社會意象之中，與多數社會成員發生價值關聯和情感共鳴，融入他們的願景之中。惟其如是，多數社會成員方能認同之珍惜之，激發追求的動機，從而變為實際行動，最終改變社會現實。現在學界就社會發展理念，已有一定共識，但因——按照民間的說法——不接地氣，無關民眾之直接痛癢，那又如何成為他們行動中的內在構成要素呢？

 那麽，民眾現在如何想象我們的社會？這要從普遍的感覺入手。這個時代，將所有人都從原有社會脈絡中連根拔起，然後拋到一個生存競技場，讓他們為有限的資源展開角逐。所有人都失去了安全感和確定感。大概沒有什麽意象比“叢林”更符合如今中國民眾對於社會的想象了。叢林的實質是弱肉強食。但在中國，叢林法則也有不少優雅的表達，譬如優勝劣汰、物競天擇之類。在影響甚大的“百度百科”有關“叢林法則”的釋文中，就有如下文字：“角逐天下，惟強者為尊。在社會叢林中，只有競爭做強者，才能任意發揮，才不至於被人踐踏。”①這種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毫不令人奇怪，眾多成功企業家更是公開呼喚“狼性”。

 其實，在邁入現代門檻的過程中飽含創傷記憶的中國，達爾文主義的最初引入，無疑與亡國亡種的憂慮緊密相關，論者原本希望借此說以警醒國人。相信引入這一學說的嚴覆，絕不希望此說成為中國社會內部的行為準則。但大概這種觀點太符合我們“成王敗寇”的傳統意象了，加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社會動蕩中殘酷的生存競爭，使得這種學說竟成為我們社會根深蒂固的說辭和共識。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導致我們社會的叢林化，加之急遽的社會變遷摧毀和重組了原先的熟人圈子和社會關系——社會關系金錢化，其中的情感聯系減弱，關系成為冷冰冰的利害計算(或許值得一提的是，曾經盛極一時的“傳銷”和“宰熟”，大概要算是最後一次利用熟人關系了)——我們在叢林中已無任何巢穴可資庇身。

 迅疾的城市化導致大量陌生人群的聚集，冷漠和互不信任成為社會常態，這都使社會叢林意象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當然，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是公權力未被關進籠子，未曾受到有效制約，更未曾保障社會的基本公平正義原則，相反，倒如韋伯所言，“家產制國家通過支配者之恣意，提供了整個可以自由利用的、作為積累財富之狩獵園地的空間。只要是傳統的或定型化的約束沒有明確設限的地方，家產制即賦予下列這等人致富的自由空間：支配者，廷臣，寵幸，地方長官，官員，稅收者，各式各樣的恩寵中介者與拍賣者，兼具包稅者、禦用商人與貸款者身份的大商人與金融家”。[19]我們現有的公權力運作方式在基本精神和關鍵方面，仍與家產官僚制一脈相承，盡管具體的名目和角色或有不同。在這個“增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20]狩獵財富的園地，普通民眾豈能不感覺到置身叢林之中？

如果從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來看社會意象，則顯得稍微覆雜。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的歷史進程，在不同時期對於如何對待社會或者說如何塑造和引領社會生活，確有著不同的籌劃和策略，當然，其中也不乏深層的連續性。建國之初，對舊社會的一切，從各種不良的社會現象一直到在原先土地制度上形成的各種社會關系，統統予以改造和重組。

事實上，在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面前，舊社會的道德秩序和權威結構都被視同無物。毛澤東就曾滿懷豪情地認為，一窮二白的中國，如同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圖畫的效果顯然要受到結構性條件的制約，集體化和國有化並未讓整個社會一蹴而就進入理想之境，相反，倒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但無論如何，一種君臨社會之上的“總體性支配模式”已然形成。[21]這種支配模式其實跟古遠的“編戶齊民”頗為相似[22]，只是憑借現代控制技術和動員能力貫徹得更為全面，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在維持特定秩序方面，運作成本高昂的總體性支配模式也許不無成效，但在社會活力和創造性方面，則乏善可陳。改革開放，就是要釋放社會中蘊含的活力和創造力。當然，這種活力和創造力主要限定在經濟活動領域。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各種社會力量也逸出了原先“單位化”的框架和範圍，甚至出現了社會自我組織的傾向，而不少原有的社會控制結構松懈、瓦解乃至失效。針對這種局勢，需要以全新的意象來理解和應對社會變遷。從官方的策略來看，確實也在逐步進行調整，從最初的“綜合治理”，到後來的“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再到目前的“社會治理”。

 但是，正如官方文件中“治理”一詞的用法，官方意識形態中的社會意象，也是頗為覆雜。現在所謂的“治理”，既有原先的齊抓共管、綜合整治的含義，也透露出一種新理念，即與統治、管制不同，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而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不一定非得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實現。至少從官方的表述來看，其中主體涉及“黨委”、“政府”、“社會”、“公眾”以及“法律”。由此承認了其他主體的作用，盡管社會何在、公眾是誰的問題並不明確。

 面對社會中日益增強的覆雜性和不確定性，官方的具體實踐又是如何呢？目前作為成功經驗(也有稱之為“革命和創新”)而盛行的，是“天上有雲(雲計算中心)、地上有格(社區網格)、中間有網(互聯網和物聯網)”的網格化管理。所謂網格，就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網格”，作為政府管理基層社會的單元。人口信息不清是制約管理的瓶頸，而以“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工作模式，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網格化管理”體系，可對人口信息進行摸底，建立網格內的人口信息冊、人口定位圖，甚至區分出基本群體、特殊群體、流動群體以分類管理。當然，除了網格化之外，總體性支配模式的核心法寶即等級化控制，依舊赫然在場，據說是上海模式精髓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模式”，自上而下的控制一目了然。網格化加上等級化，令人想起福柯刻畫過的“全景敞視”意象，也易讓人聯想到古老的“編戶齊民”。

 那麽，“網格化”是否治理得了“社會叢林”呢？拜當代信息技術之所賜，可以相對迅速地掌握網格內的人、地、物、事、組織信息以便統籌。這種模式表面看是超越了“人盯人”的做法，但還是要求“社區有網、網中有格、格中定人、人負其責”，基層工作人員的壓力可想而知。等級化的控制，本身是一種壓力傳導機制。而且，這種網格化管理核心是服務於維穩大局。而維穩理念，終極而言，背後又是階級社會的社會意象——這一意象，從最近的相關爭論來看，在較長時期內還將伴隨著中國社會。無論怎樣，最終效果如何呢？似乎未能夠普遍奏效。我們社會中的群體性突發事件，並未隨著這種管理模式的推廣而日見其少。試想，在人口流動日益加劇的時代，這種空間管理技術，除了符合滿足行政分割的需要外，跟當代社會的運行機制根本就背道而馳，且如今的社會聯系絕不像“單位化”時期一樣主要發生在特定空間範圍之內。

 那麽，學術話語中的社會意象又如何呢？這裏的情形更加覆雜。為使問題簡化，我們拋開種種舶來的學說和理念，而專就自覺的社會意象進行討論。無疑，費老當年提出的“差序格局”，依舊是理解中國社會構成和運行以及“民情”的重要概念。[23]事實上，這也是中國社會學者想象中國社會圖景時最常用的概念工具。誠然，中國社會的慣性力量依舊在形塑著當代中國社會，譬如門閥化傾向[24]，但如何建構出適合中國實際的現代社會意象——絕不意味著需要照搬西方的現代社會意象，但也不意味著排除現代社會共通的要素，諸如公共性之類[25]——恰是我們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舍此，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將成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三、社會意象重塑中的理念維度

 從上述諸種社會意象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社會問題之所在。首先，當公權力視社會為可以任意規劃和塑造的對象時，極易傷害社會本身，社會成員的權利也不可能得到尊重。目前種種難以解決的社會沖突和矛盾，核心根源即在於此。其次，我們的權力運作，主要還是靠等級化的監控，而且將這種等級化幾乎貫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優勢群體普遍存在特權意識。最後，整個社會仿佛一個巨大的利益競技場，時時處處是利益的算計和傾軋，公權力甚至依靠提供更大利益作為自身正當性的基礎。這種情形不僅侵蝕著本已脆弱的道德秩序，而且剝奪了社會生活的意義維度，社會成員普遍缺乏尊嚴感、認同感和歸屬感。簡言之，目前中國社會治理中的關鍵問題，不外乎公共權力不受制約、等級化傾向超出必要以及唯利是圖、罔顧道義。

 解決的方法，就是以權利制約權力、以功能替代等級、以道義整合利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塑造出符合現代社會治理的社會意象，必須在新的社會意象中融入上述幾個方面的理念。如何將此種理念植入我們認可的價值追求和情感結構，乃至嫁接到我們的千古大同夢想[26]，正是我們需要探索的問題。其實，先賢早已指出了這種可能性，“中國傳統思想的四點：尊理性、主中庸、重自治、崇德化，與現代世界潮流的四點：重科學、尊民主、崇法治、主團結，是並行不悖，互相補充，而相得益彰的”。[27]只有將現代理念接續上我們最為深刻和久遠的傳統，方能轉化為廣為接受的社會意象。當然，也是在這種接續中，傳統得到重塑而煥發新的活力。

 公權力不受制約，尤其是指權力的行使過程不受制約。這在中國由來已久。在傳統的家產官僚制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28]，行使著幾乎無限的處置轄區事務的權力。在目前社會，權力來自上級組織的授予，雖有條塊分工，但一定行政區域內權力歸攏到一個中心。雖然對權力清單在不斷清理，對權力的界限也在試圖清晰劃定，在不實行分權制衡的情況下，限制權力的最好方式，是賦予公民以充分的權利，並提供給他們足夠的手段以維護自身權利。確實，在革命的非常時期，倡導獻身集體事業，服從組織安排，是可以取得強有力的動員效果。然而，革命的目的，無非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現在已有條件讓他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又有什麽理由不維護他們追求自身幸福的權利呢。通過維護自身的權利，也就有了無數的制衡公權力行使的支點和力量了。目前我們的公權力掌握太多的資源，如果公民的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公權力汲取資源的能力必然受到限制。潛含在現代政治秩序中的道德背景，應是個體之間相互享有一定的權利，也要履行一定的義務。權利得到保障的民眾履行義務的能力也會得到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