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平:新型城鎮化道路對教育的挑戰

面對快速城鎮化進程,出現了城市保護主義的“鄰避政策”。要有“全國一盤棋”的大局觀,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通過制度變革和創新,逐步實現憲法所規定的平等人權。

走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道路,需要在城鄉二元文明共生和一體化發展的新的文明框架中,重新認識農村教育的價值和重要性,超越“離農”和“為農”這種二元對立的認識。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要求“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我們需要在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視野中,圍繞構建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教育服務體系,深化城市教育改革,探索農村教育的科學發展之路。


確立社會公平的大局觀

社會現代化是一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中國人口大規模流動,移民改變和創造城市的歷史。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需要順應這一社會發展潮流,認識在城市化過程中人口流動的正當性、長期性和覆雜性,調整心態,樹立正確的價值立場。

面對快速城鎮化進程,原先處於潛隱狀態的“城裏人”和“外地人”的利益沖突顯現,出現了城市保護主義的“鄰避政策”。這種社會現象被稱為“巴士效應”:自己在車下時拼命主張打開車門,一旦上車就主張趕緊關門開車。這種以一己利益為計較的狹隘心態顯然是不可取的。當我們爭取自己的權利時,就意味著主張一種面向所有人的價值。今天所有的城市人,都是昨天的“鄉下人”。我們不能一方面反對北京大學成為“北京人大學”,同時認為上海就應當是上海人的上海。


當然,一項現實的公共政策,必須強調理性、漸進性、建設性,需要謹慎地調整、平衡不同群體的利益,應當有先中小城市、後大城市的“梯度開放”戰略。但是,必須明確和堅持社會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立場,“大道理管小道理”,有“全國一盤棋”的大局觀,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通過制度變革和創新,逐步實現憲法所規定的平等人權。否則,一方面要求每年轉移上千萬農村勞動力,同時卻各城設防,阻礙農民進城,社會現代化的理想就無從談起了。


建立以常住人口為準的城市公共服務提供機制

對於城市社會而言,改革的目標已經確立,這就是建立以常住人口為主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實行基本公共服務的全覆蓋。問題是如何通過持續的制度創新,逐漸實現這一目標。

我們目前的公共服務體系,是在城鄉分治、沒有人口流動的計劃體制下形成的,無法適應大規模人口流動的現實。需要通過體制和機制創新,形成對流動人口的日常管理,改變以戶籍人口為主的現行管理體制,建立在流動狀態下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機制,“建成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實現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


近年來,各地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將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納入公共服務範圍。一些地方還將這一服務擴大到了學前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上海市已經提出將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納入政府工作規劃和財政預算,並將有條件地開放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各類教育服務。最終,在城鄉一體化的戶籍制度改革中,逐漸放開城鄉二元戶籍限制,使外來農民工真正成為新市民。


建立這一新機制所需的制度創新,包括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擔的財政機制。建立跨省的義務教育經費轉移支付機制,完善流動兒童教育的經費保障機制。上海市已經建立了市—區兩級財政分擔機制,這是重要的制度創新。當前,需要明確中央政府所應承擔的財政責任,建立對流動兒童教育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從而建立地方政府持久辦好流動兒童教育的激勵機制。


同時,需要改變政府包攬包辦的思路,構建由政府、公辦學校、民辦學校、農民工子女家長、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新體制,不僅要發展民辦教育,而且可以將符合基本條件的外來人員自辦的打工子弟學校合法化,政府通過購買學位、購買服務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還要鼓勵社會公益組織舉辦的公益學校,通過多種渠道、多種體制擴大教育供給,滿足城市不斷增長的需求。


探索農村教育的科學發展


由於快速城市化進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學齡兒童減少,今天的農村教育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之中。持續十年之久的“撤點並校”政策,致使鄉村教育出現“城擠、鄉弱、村空”的局面,出現“上學遠、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同時,出現了兩個新的邊緣化群體:城市的流動兒童和農村的留守兒童。這一切突顯了城鎮化背景下教育問題的嚴重性和覆雜性。


農村義務教育必須堅持公平優先。


“後撤點並校時代”的農村教育,當務之急是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解決好農村撤點並校過程中出現的突出問題。在農村學校布局調整中,能夠進城上學的大多來自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受損的主要是偏遠貧困農村、山區、牧區的弱勢群體,因此,必須對農村後20%的弱勢人群予以特別關註。其根本措施,就是如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邊遠貧困地區和民族地區傾斜,加快縮小教育差距”。


要科學制定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規劃,不搞“一刀切”,改變盲目追求“學校進城”和“一步到位”的思維,按照“小學就近入學,初中以鄉鎮為中心適當集中”的概念,規劃和建設好農村學校。湖北黃梅縣、吉林通榆縣等已經通過強基固本、反哺農村學校,改變了農村學生盲目進城上學和大班額的弊病,出現了農村學生的回流。


應當認識到,在地廣人稀和邊遠偏僻的山區、農牧區,小規模學校將長期存在,許多發達國家也都存在這樣的教學點。不應將小規模學校視為落後的、需要消滅的,問題是如何改善和提高小規模學校的教育質量。一些地方采取中心學校輻射、教師走教的“衛星式”管理,有的采取覆式教學,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


超越“離農”和“為農”的二元對立。


走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道路,需要在城鄉二元文明共生和一體化發展的新的文明框架中,重新認識農村教育的價值和重要性。那種認為現代化就是消滅農村、取消農村教育的觀念是完全錯誤和不切實際的。哺育了中華民族的豐富多彩的鄉村文明需要繼承、滋養和更新,要通過發展農村教育,為新農村和小城鎮建設提供人力資源,使農村成為有生活質量和生命意義、有別於都市文明的精神家園。


與此同時,特別需要認識什麽是農村所需要的教育,什麽是農村的“教育質量”。否則,所謂的“上好學”不過是追隨城市應試教育的尾巴,在不可能取勝的升學率競爭中掙扎。


對於農村教育的功能定位,今天也許我們可以超越“離農”和“為農”這種二元對立的認識。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進入城市,是一種歷史趨勢。同時,即便在未來二三十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75%左右,仍將擁有絕對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擁有規模巨大的農業,農村並不會真的消亡,農業現代化仍然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農村教育不應該是單一的升學教育,不應該照搬城市化的“應試教育”,而需要滿足為升學、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服務的三重目標。



“以學生為本,以鄉土為根”。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需要面向農村實際,創造性地改革農村教育,探索在新形勢下農村教育的科學發展之路。上世紀80年代,在農村開展農科教結合的嘗試,開展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技術教育“三教統籌”的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實踐,今天仍然值得借鑒。


城市化比例較高、工業為主的浙江省上虞市,重視打造根植鄉土文化的“新鄉村教育”,認為“鄉土文化是推進教育均衡、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資源和有效抓手。在發展農村教育的過程中,積極吸納並內化鄉土文化,教育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源頭活水”。


這種植根鄉土的教育,不一定是農業科技教育,而是以學生的人格養成為目標,倡導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的價值,教育與農村社區發展緊密結合,是一種“為生活做準備的教育”。通過實行綜合素質教育,促進學生的人格發展、公民道德和能力培養。吉林撫松縣農村學校的教育目標是“為18歲做準備”,將缺乏良好習慣、行為粗野的農村孩子培養成“語言文雅,行為儒雅,情趣高雅,心靈美雅之人”。這樣,無論學生將來是繼續升學、進城打工還是回鄉務農,都獲得了賴以安身立命的“通行證”。


樹高千尺,仍具有熱愛家鄉、回報家鄉的鄉土之情、鄉土之根。這或許是一種可以追求的鄉村教育的理想。
(收藏自2013-07-03 愛思想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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