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東平 (進入專欄) 馬想斌

[訪談對象] 楊東平，男，1949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導，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自然之友理事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現代化理論、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曾任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總策劃。關註中國教育改革、生態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傳統文化繼承和改造、教育公平等問題並參與實際行動。

[訪談人] 馬想斌，《華商報》記者、評論員。


導言

高考改革，推進高等教育走向公平，這是自恢覆高考三十多年來不曾降溫的話題。

日前，教育部發布消息，將出台高考改革方案，推行技術技能人才的高考和學術型人才的高考兩種模式。根據改革方案，今後對一個學生的評價不再是高考幾門科目的分數這麽簡單，以後的高考相當於“學業水平考試+綜合素質評價+高考統考成績”。

這樣的高考改革，將會對教育系統產生怎樣的影響？一個科學的選拔人才制度改革，能否兼顧到那些貧困農村學生的教育公平？就此一系列的話題，專訪了一直從事教育改革研究的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

楊東平稱，這次的高考改革，不僅僅是高考的考試方式的改變，更是教育理念與理想的變革。未來的教育，要以學生的發展和終身幸福為本。

教育系統必須設計出透明可靠的制度

馬想斌：高考分類改革出台之後，社會對此異常關心。您作為長期關註和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的專家，如何解讀這一改革呢？

楊東平：在新的高考制度設計中，比較重要的是實行分類考試，高職院校實行“文化素質+技能測試”的方法，不再與普通院校的學術水平考試“陪綁”。本科院校的考試成績則由高中學業水平考試與高考成績統籌形成，這也是世界各國的通例。

社會對此次高考分類改革的關註，至少有三個層面。一是分類考試。今後高職院校推行分類招考、註冊入學。這就意味著一部分選擇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可以提前劃撥出去，不用再和其他人一起參加高考、過“獨木橋”。

二是多元評價。根據這次改革的要求，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綜合素質評價以及高考改革是同時推進的，學業考成績要納入高考。所以，今後對一個學生的評價就不再是高考幾門科目的分數這麽簡單，今後的高考相當於“學業水平考試+綜合素質評價+高考統考成績”。當然，“綜合素質評價”到底怎麽評價，是一個全新的命題。

三是多元錄取。和考試評價制度配套，今後招生和錄取制度將實行“雙向選擇”。由此，今後大學的招錄程序，包括自主招生在內，肯定會和現在的做法很不一樣。可以說，這次的改革取消了高考在高校招錄學生時的絕對地位，真正地打破了“一考定終身”。

馬想斌：這次的高考改革將會對教育系統產生哪些影響？

楊東平：高考制度改革，勢必觸及三個利益不同但又相關的群體，分別是：中學、大學，還有考生及家長。我個人理解，這次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至少體現了三個層次的基本價值：保障社會公平；科學選拔人才；通過高考改革引導中小學實施素質教育。

過去我們的很多教育改革在推進的過程中，往往遭遇“死循環”。比如，大學希望中學實施素質教育，但礙於高考指揮棒，很多中學還是抱著應試教育不放，止步不前。再比如，不少國內名校探索自主招生，給中學留出了一點名額搞校長推薦，本意是想用這點名額來選拔一些有創新潛質或學科特長的學生，結果到了中學，礙於公平的壓力，最終被校長推薦的學生還是各科都很優秀的高分生……

在推進教育改革的時候，各地的教育發展水平和條件參差不齊，有時難免會遇到阻力。另一方面，一些已經曝光的招生腐敗事件表明，捍衛教育公平，需要更多的制度設計和規範。

根據這一次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要求，在推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同時啟動綜合素質評價，這肯定會對中學的管理提出極高的要求，建立公信力很重要。所以，教育系統必須設計出能取信於民的、透明可靠的信息公開和社會監督制度，同時實行嚴格的行政問責制，從而保障考試安全。另一方面，學校在實施具體的評價時，可以匯集各種社會第三方力量的參與，增強其公平公開和透明程度。

馬想斌：那麽，對大學來說，又有怎樣的挑戰呢？

楊東平：到目前為止，學業考成績采取何種計分方式納入高考，具體情況還不得而知。根據“三年早知道”的原則，從今年開始，有條件的省份開始推進一些綜合或專項改革試點，到2017年總結經驗、推廣實施，那麽整個考試招生制度基本確立並付諸實施就要到2020年。

可預見的是，今後如實行雙向選擇、多次錄取的制度，要綜合高中學業考、高考甚至高校面試的成績，還要組織高校各院系參與、按學院和學科招生，錄取過程可能長達數月。再加上要落實信息公開和問責制，高校的日子就不那麽好過了。

根據這一次的政策設計，今後，高校招生錄取的權力將從招生處轉移到以教授為主的招生工作委員會，而招生處只是服務和執行機構——這也是實現馬想斌招生的制度前提。要通過權力的轉移、構建一個比較完備的高校招生錄取制度。

對貧困農村，應有補償措施

馬想斌：此前，全國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屢屢提出，卻又屢屢半途而廢，原因何在？

楊東平：問題就在於我們國家過去從來就沒有提出過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目標、路徑和時間節點，30年來改革都是隨機的，沒有成為一個明確的工作目標。政府也在研究，卻遲遲沒有出台，而且政府有一種主流聲音：高考改革很重要，但是非常覆雜，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之前還不如不改。

比如江蘇高考改革，一動之後就是眾說紛紜，好壞評價蜂擁而至，改革有很多風險。包括上海覆旦、交大的改革，一旦發現有人濫竽充數或者其他問題，馬上就會產生不良反響。所以對於教育主管部門，不改革往往是最好最安全的辦法，不管社會壓力多麽大，高考制度已經被習慣被接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種惰性思維是比較大的阻力。“雖然有缺點，但這是目前所有制度中最不壞的制度”，這種聲音的潛台詞也是不作為。

馬想斌：除了惰性思維這種阻力外，還有沒有其他阻力？

楊東平：惰性思維就包含了改革阻力的兩大方向：一個是多年來在計劃經濟和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形成一整套舊的教育觀念、教育體制，和經濟領域不一樣，這一套東西從來沒有被觸動過，經濟領域已經完全更新了，教育領域軟件和硬件沒有升級，還是1950版，所以慣性特別大。

第二，除了體制性觀念形成的障礙，現在多了一個，醫療改革也存在這個問題，就是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利益集團。這個情況在1978年改革的時候是完全不存在的，那個時候大家已經被十年文革拉平了，大家都是在同一起跑線上，都是兩手空空。今天不一樣，30年來已經造就了強大的政府，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同時形成了一些相關的利益集團。比如說重點學校，它們都是不願意改革，改革就會傷害他們的利益，這是非常現實的阻力，是我們改革所需要克服的。

馬想斌：您曾提到，整個的招生制度改革設計是從科學的人才選拔角度出發的，所以對貧困地區農村學生的選拔應該不包含在此列。為彰顯教育公平，需要制定一些補償性政策加以保障。

楊東平：對的，比如，針對貧困地區，高校可以實行定向招生。國外很多高校在招生時，也都有類似的做法。為什麽要這樣？我們註意到中國研究型大學的招生，農村生源不斷減少。我們現在這套考試制度對於教育資源比較匱乏的農村學生已經呈現了不公正。讓農村學生和從三歲就上輔導班的城市學生公平競爭，實際上已經不公平了。家庭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已經非常顯著的體現在學業成就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是個問題，就需要校正它。像美國大學有強制性的規定要錄取一定比例的少數族裔學生，否則，美國這個移民社會的管理層就會是清一色的白人，會很難出現奧巴馬、賴斯、鮑威爾。

往大說，教育公平的原則，首先是競爭性機會的公開平等、一視同仁，然後是對弱勢群體的傾斜性補償。因此，不僅要清理、取消對農村學生的歧視性規定，取消主要面向城市學生的優惠政策，例如某些高考加分項目；還需要考慮在目前的情況下，如何切實保障農村學生的教育機會。

所以，建議采取必要的保護性措施，例如規定重點高中錄取農村學生的比例，不應低於考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或制定一個必須控制的底線，如不低於50%等。同時，建議監測並公布重點高中學生家庭背景狀況，作為對公辦學校履行社會責任和公益性的一種評價、考核。可以想見，沒有這種強制性的政策保護，重點高校農村學生的比例仍將一路走低，從而危害整個社會的發展和穩定。


馬想斌：那高考的地域不公平，您認為應如何解決？

楊東平：現在高考的不公平存在在幾個方面：一個是地域之間的差異；一個是重點院校在各地招生的情況；一個是加分政策。地域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由於我們現在的分省定額的劃線錄取這樣一個制度造成的，在每個省招生的名額是由國家來確定的，大學生只能在本地區接受省屬的高等教育機構，但是各省之間，高等教育的差距非常大，所以也導致我們今年全國平均的錄取率大概是62%，但是在大城市和有一些省可以達到70%—80%，但是有一些地方只有40%、50%，就是說分數線的差距大。這個問題解決起來比我們想象得要難，因為各地招生的總量主要是由省屬高等教育規模來決定，就是說地方高等學校多招生就多，地方高等教育是由地方財政來支付的，所以理論上它不會招外省人，只有國立大學是面向全國招生的。我想它應該爭取做到逐漸在各地招生比較均衡，但是省屬大學主要是招本省學生的，主要是由於我們高等教育的資源不均衡，因為有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比較多，有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比較少，這些方面，增加一些大省和薄弱地區的招生數量是一個方向，但是對總量的改善，宏觀改善作用還是比較有限的。

取消高考不是一個現實命題

馬想斌：高考畢竟是對國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一個限制，所以有人提出，什麽時候和條件下可以取消高考？

楊東平：取消高考並不是一個現實的命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沒有高考，只不過考試的方式不一樣，一部分是分散的自主考試，還有一部分國家是實行全國的統一考試，這兩種形式都是考試。另外還有的地方考試的方式也不一樣，既有統一的書面考試，現在還增加了很多對他的平時學習成績的觀察，以及對其他各種能力的考察，也就是說，開始實用多樣化方式來選拔學生，考試形式一直會有，只不過考試的形式會有所改變。

馬想斌：除了高考對科目等形式的改革和調整外，在您看來，這種改革的背後，是不是也需要一種新的教育理想？

楊東平：長期以來，我們以“全面發展”作為指導學校教育的工作方針，它在現實中往往走偏為“平均發展”，影響了學生的個性發展和特長發展。與計劃經濟體制傾向於塑造整齊劃一的“標準件”不同，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在每一個個體的活力和創造性上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自主性、主動性，這有賴於個性的充分發展。從教育和社會的現實需要出發，新的教育方針可改為“重視學生的個性發展和協調發展”。

教育的價值要從國家主義回歸人本主義。以人為本的教育明確了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的發展和終身幸福為本。人的成長、幸福、快樂是重要的教育目的。這意味著需要改變強烈影響我國教育現實的國家主義、精英主義、經濟主義和工具主義的教育價值。教育既不能以升學率、以數字為本，不能以經營、創收為本，也不應將學生視為單純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隨著教育的普及和擴大，學生在市場環境中的主體地位逐漸確立，需要更加尊重學生的權利、保護學生的權益、體現學生對教育的選擇性。

為此，需要改變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城鄉分治、等級化的學校制度，改變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點學校、著重培養少數尖子的精英主義教育價值，轉為面向大多數人，面向全體學生，優先關註農村地區和弱勢人群的教育，恢覆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學校教育要從“應試教育”轉向“生活教育”。上個世紀30年代，陶行知創造的“生活教育”今天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針對性，是一種能夠統轄教育基本問題的頂層理論和教育哲學，既中國化又真正現代的教育理論。陶行知將生活教育定義為“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學教育、應試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與民眾生活無關”。建立“生活教育”，就是重建學校與社會、教育與生活的關系，改造學校與社會、教育與生活、書本與實踐相脫離等基本問題，實施民主的、有用的、活的、創造的教育。（收藏自2016-01-14 愛思想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