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帝國晚期，上海成為中國生絲的主要出口地。英國政府在《南京條約》談判中提出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而江南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單，這不僅因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更在於它接近“輯里絲”（湖絲的另一稱謂）的產地 —— 浙江湖州南潯七里村。中國人把七里村所產生絲的名稱，雅化為“輯里絲”，而英國人則幹脆把它叫做“ShanghaiSilk”，也就是“上海絲”，因為它來自帝國在遠東的頭號殖民地。

1851年的倫敦世博會上出現了18000名商人，展出約10萬件稀奇古怪的產品。中華帝國參展的器物，包括絲綢、旗袍、茶葉、瓷器和植物蠟等，但這些事物跟昏聵的清政府無關，它們是機敏的中國商人私自行動的結果。

在最後的工藝獎項中，中國絲商徐榮村選送的輯里絲“榮記湖絲”，一舉奪得金、銀兩項大獎。維多利亞女王親自頒獎，賞賜“翼飛洋人”執照，批準“湖絲”進入英國市場銷售。女王和丈夫阿爾伯特親王還在溫莎堡接見了徐榮村及其妻妾。當時的英國媒體宣稱，徐榮村一家是英國歷史上首個受到如此隆重禮遇的中國家庭，而女王接見徐氏一家的原因，是為了鼓勵那些女人克服“不能離開中國的根深蒂固的偏見”。幾位小腳的中國女人，意外地扮演了器物交換的歷史性主角。而她們曾經是中國絲綢的主要消費群體，並且最終成為中國生絲在歐洲的“文化模特兒”①。

適逢帝國與“太平天國”的殊死決戰，南京等地絲織業全面瓦解，民眾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陷入窮困境地。一方面，國內生絲需求急劇減少。絲商於是被迫向海外市場尋求出路，由此引發新的出口浪潮。而另一方面，“輯里絲”在世博會上的表現，強烈刺激了西方買家的欲望，“世博會效應”開始發動。根據《北華捷報》記載，就在1851年倫敦世博會的當年，上海出口的生絲僅有20631包，第二年就升為54233包，1858年甚至達到85970包的歷史性高位。綿長柔韌的“輯里絲”越過江南水網，不僅纏住上海，也纏住了世界的身軀[4]。

纏住世界的另一種器物，是烏泥涇（在今上海市區內，元屬上海縣，明歸松江府）出產的棉布。宋元代以來，東部沿海鄉村成為中國棉花的主要產地，其紡織技術因一個叫黃道婆的女人而發生巨變。這位年逾六旬的老嫗，在蒙古人統治的年代，從遙遠的涯州（海南島）返回故里，帶來了黎族女人的先進工藝。她率先使用攪車剝離棉籽，繼而使用四尺繩弦的強力彈弓，變單錠手搖紡車為三錠腳踏棉紡車，甚至大力推進棉織的提花技法。陶宗儀在《輟耕錄》中形容說，她所織出的棉布，“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5]。

陶宗儀的筆記還宣稱，黃道婆因心力交瘁，返回烏泥涇數年後便猝然謝世，村民“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而在她身後的明代，松江棉布制造業開始走向興盛，到清代前期，其產量估計達到5600萬匹左右，儼然成為農業時代的中國紡織中心。東印度公司此後發現，這種被稱為“南京布”的松江棉布，質量遠勝於印度布，於是開始大規模采購，其額度在19世紀初就達到20萬匹，隨後繼續上升，僅在1819年這一年里，英、美、法、意等國就進口了3300多萬匹，幾乎是個龐大的天文數字[6]。曾在倫敦博物館展覽的19世紀英國紳士時裝里，赫然陳列有以松江紫花棉布縫制的褲子。美國學者摩爾斯在其著述中稱讚說，中國土布給了他們祖先以衣料。

耐人尋味的是，黃道婆所在的烏泥涇鎮，早已消失在歲月的迷霧之中，但據《輟耕錄》稱，它位於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就在浦西世博園區的圍墻之內。黃道婆的亡靈跟松江棉布一起，為上海世博的建築群落，提供了柔軟而堅硬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