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尋找文化產業的中國論說(3)

 

在中國文化產業崛起之後,有關它的種種議論基本上也在政治與美學兩個向度展開,並同樣可以歸結為肯定與否定兩種態度。以否定為例,劉潤為就從六個方面論證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文化生產方式,其“基本內容是推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經濟上的拜金主義和文化上的享樂主義。”(11)滕守堯也從六個方面論證大眾文化反審美的本質(12)。至於肯定的方面,論者們也沒有選擇審美視角。比如陶東風就認為,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世俗化,“在世俗化的過程中,必然凸顯出大眾對於生活幸福本身的強烈追求,凸顯出文化活動解神聖化以後的多元化、商品化與消費化的趨勢以及相應的文化消譴娛樂功能的強化,文化成為對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世俗化與大眾文化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識形態與一元文化專制主義、推進政治與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進程的積極歷史意義。它至少在今日仍然是進步的歷史潮流。”(13)這就是說,文化產業的合法性在其承擔的具有政治性的批判功能和解放意義。

既然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文化產業都與審美無關,那麽從美學上討論文化產業就是標準誤置。從文化史上看,以審美為藝術的標準和目的,是文藝覆興、特別是18世紀以後的現代性的設計。在經典現代性的計劃中,藝術被置於與日常生活、科學認知、道德實踐等具有不同目的審美領域,並因此獲得獨立價值。但以價值領域的區分為前提的文藝獨立性早已受到從馬克思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質疑,在當代話語中,審美理論與其說是一種知識探索的對象,不如說是觀察歷史的一種特殊看法,表面上獨立的文藝實際上一開始就具有政治性。當文藝被置於審美自律的王國而以“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自居,並與“粗俗的”大眾文化相對立時,它就不但與特定的社會分工、也與具體的權勢集團相聯系。愛德蒙德·高斯坦承:“從高漲的民主情緒,我早就預見到了一種危機,這就是文學品味和文學經典這些傳統已被公眾成功地改變了……如果文學由公民投票表決……就會把我們置於無法恢覆的混亂境地之中。”(14)既然文化等級的建立基於“我們”與“公眾”的區分,拒絕文化產業的審美性因此也就可以間接地理解為公眾對少數"我們"的造反,包含著文化民主的意願。基本上,當代西方對文化產業的研究,已經放棄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政治/美學批判,而取英國文化研究的思路,即是以其政治上的積極功能而不是以審美上的卓越為文化產業合理性的主要依據。

但中國就是中國。就政治維度而言,與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研究一樣,馬克思主義長期是中國文化理論的基本來源,文化的政治功能長期受到過度的強化。如果說中國文化仍處於前產業化時代,那麽以產業化來擺脫意識形態的規約,確實具有解放性的意義。但第一,即使從文化民主、政治民主的角度肯定性地討論文化產業,其政治化的論式也不大會得到認同,在中國文化還需要擺脫政治的強勢幹擾和束縛的背景下,中國學者恐怕很難接受當代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費斯克一再強調的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詞,重心既不在美學方面,也不在人文方面,而在政治。進而言之,產業化可以破除僵化的政治教條,但文化產業的功能一定就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嗎?假如它具有解放的政治功能,那麽它同時也可能滋味長為另一種政治,成為消費意識形態的主要構建者,孤立的個人根本無法抵抗呼嘯而來的文化工業產品,它同樣在威脅著個人自由。在一定意義上,文化產業雖經常被讚同於“大眾文化”,但其主體並不真的就是“大眾”。麥克唐納就指出:“大眾文化是從上面強加的。它是商人們雇傭的藝人制作的,它的受眾是被動的消費者,他們的參與限於在購買和不購買之間進行選擇。”(15)雖然遠遠不能說中國文化目前已經有此危險,但認真的討論畢竟不能等到事到臨頭再來檢討。不能因為中國文化目前還沒有進入技術化、工具化就拒絕對它的批評。何況,類似於布爾迪厄在《關於電視》中所揭露的種種電視“醜行”在中國也已相當普遍。

正是文化為政治服務的戒律,使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藝術等社會活動領域的分化程度很低,文化的自主性和自律性還非常弱,文藝的審美性質長期未得到充分認可,以至於在文化還未走出政治藩籬之時,不以審美為特性的文化產業只能受到批評。並不讚同阿多諾見解的吉安德隆1986年指出:“阿多諾在他1941年出版《論流行音樂》時所作的卓越分析顯然是有道理的。眾所周知,在該論文出版之前的二十年時間里,流行音樂的歌曲結構和音樂內容幾乎沒有變化。這些歌曲絕大多數都是按32音節AABA格式創作的。幾乎所有的作曲都沒有偏離簡化的和弦範式或‘六月一月光一柔情’的韻律格式。”(16)當代西方文化產業的發展使得“標準化”的指責已不再有效,但目前中國文化產業的產品似乎還難以免除阿多諾的批評,以至於提高文化產品的審美品味和人文境界一再成為公眾的呼聲。可以斷言,在較長的時間內,對文化產業的審美批評都將有效。

這將使我們陷入困境:政治標準和審美觀念既是我們比較熟悉、也是我們遭遇文化產業時惟一有準備的論說方式,從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的展開來看,它們極易導致對文化產業的否定。而正在破除巨大阻力發展文化產業的中國卻又特別缺乏支持文化產業的理由,那麽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能否建立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能否在政治與美學之外討論文化產業。重要的不是拋棄政治標準和審美觀念,而是使它們成為我們文化產業批評而不是拒絕文化產業的理據,這就必須確立一個能夠包容它們又不為它們所拘束的更為開闊的文化論說。它至少應包含三個層次:第一,重新開發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在西方已充分發揮了的商品拜物教理論、意識形態理論、文化霸權理論之外,從文化發展的歷史視界重建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產業理論。在這方面,青年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概念似乎提供了一個把文化產業的理論基礎從政治轉向歷史的基礎。(17)第二,在順應文化產業強勁發展的勢頭的同時充分尊重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的潛力,警惕文化產業的“異化”,形成文化產業時代的文化批評。第三,創造性地承接並轉化傳統中國通俗文化(包括民間文化和市民文化)資源,在商品化與市場化的過程中保持文化創造和消費的真實的人間情味和具體的大眾性格。無疑的,這一艱巨的使命只能在中國文化產業的充分發展的過程中才能完成。

 

(1)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6頁。

(2)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引》,同上,第17頁。

(3)參見本文作者《現代性與文化工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4頁。

(4)霍克海默:《藝術與大眾文化》,《霍克海默集》(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第216頁。

(5)伊格爾頓:《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18頁。

(6)約翰生:《究竟什麽是文化研究》,羅鋼、劉象愚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0頁。

(7)托尼·本內特:《大眾文化與“轉向葛蘭西”》,陸揚、王毅選編:《大眾文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66頁。

(8)參見本文作者:《西方美學初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章。

(9)威廉斯:《文化分析》,《文化研究讀本》,同上,第125~126頁。

(10)引自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的歷史理論與方法》,羅鋼、劉象愚編:《文化研究讀本·前言》,同上,第8頁。

(11)劉潤為:《文化工業論》,北京:《文藝報》1997年9月2日。

(12)聶振斌、滕守堯、章建剛著《藝術化生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9~420頁。

(13)陶東風:《批判理論與中國大眾文化》,載《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14)引自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引》,同上,第39頁。

(15)引自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引》,同上,第15一16頁。

(16)吉安德隆:《阿多諾遭遇凱迪拉克》,陸揚、王毅選編:《大眾文化研究》,同上,第216~217頁。

(17)詳本文作者:《從馬克思出發:政治與政治之外》。

 

原載《粵海風》2003年第1期(愛思想網站200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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