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沒有地方發表詩歌,文學刊物都停刊了。報紙上有時候會登一些分行排列的標語口號,有些句子比標語口號稍微講究些,用了形象思維的手段。下面還標著作者:“工人某某”、“解放軍某某某”、“社員某某某”。我的詩不可能發表在報紙上,我開始寫新詩後,甚至都不能讓人知道我在寫詩。我的詩不能隨便給別人看,就是父母也不行。 

有一天當知青的表哥借我一本舊報紙包著的詩集,里面有查良錚翻譯的雪萊的詩《西風頌》:

 

哦,狂暴的西風,秋之生命的呼吸!

你無形,但枯死的落葉被你橫掃,

有如鬼魅碰到了巫師,紛紛逃避:

黃的,黑的,灰的,紅得像患肺癆,

呵,重染疫癘的一群:西風呵,是你

以車駕把有翼的種子催送到黑暗的冬床上……

 

多麽可怕的語詞,閱讀它們足以使我遇難。我記得這些魔鬼般的詞如何令我夢魂牽繞,那麽自由,那麽直截了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憤怒就是憤怒、恐懼就是恐懼、厭惡就是厭惡。絕不拐彎抹角,言此意彼,吞吞吐吐、朦朧晦澀。我太害怕了,我害怕中了這些語詞的魔咒,陷於迷狂,這些語詞會成為我的夢話,在某個夜晚被人偷聽告發。那時候住在工廠的集體宿舍,12平米的房間,住著8個人。 

另一天我闖了大禍,我寫了一首稍長的詩,叫做《月光曲》:“月亮像少女的玉手/扯起了銀色帳幔/世界在酣酣沈睡/黑夜在悄悄遊蕩……”我自鳴得意,決定去買一支新的銥金筆和稿紙,工工整整地騰一遍。

我到了文具店,買了一支英雄牌水筆,一疊新的方格稿紙。那支水筆我還記得,從未見過的一種,筆頭上有個旋鈕,擰開來,里面有個小按鈕,只要反覆按它就可以吸墨水。我太喜歡這只筆了,墨綠色的筆桿,金色的筆尖。我把它別在襯衣的胸袋里,騎著單車得意洋洋回家去抄我的詩。

到了家里,才發現我的《月光曲》不見了,想起來也許是將筆別進上衣袋的時候,掏出來放在文具店的櫃台上了。冷汗!我害怕的不是詩稿丟了想不起那些神來之句,而是害怕被別人看見那些句子。

返回文具店,店員意味深長地看著我,不敢問,轉一圈又回來了。我擔心了一個星期,想著他們就是看了也不知道我是哪個單位的,又想會不會查筆跡?甚至想著如果東窗事發,詩里的那些象征怎麽朝積極的方面去辯解,做了幾個噩夢。

 那時代有許多詞都是不能用的,寫什麽很危險,用什麽詞也同樣危險。你就是在一張白紙上寫個“反”字,也會引來麻煩。我親眼目睹大人批鬥12歲的小孩,他叫范赤星,是我童年的小夥伴,他把一張領袖像墊在屁股下,被另一個少年告發了,大人就開鬥爭會批鬥他,命令他父親當眾抽他耳光。這是我永遠難忘的一幕。

中國的文革時代與斯大林時代不同,斯大林創造了古拉格群島,但可以容忍普希金和蕭斯塔科柯維奇,文革卻不能容忍一把小提琴和一首抒情詩。文革時代思想被嚴密控制,控制思想的捷徑就是控制語言。對任何一個詞,人們都要琢磨審核它的含義、隱喻、象征。大海代表人民,太陽、北斗星代表領袖,東風代表人民的力量,蒼蠅、毒草代表敵人等等。如果一首詩的隱喻被往反動消極方面解釋,作者就麻煩了。

一首讚美西風的詩歌一定會被認為是讚美西方帝國主義,你辯解西風就是從西方吹來的風,指的是相對於地球表面的空氣運動,氣流的來向……這是狡辯。我為什麽後來提出“拒絕隱喻”,與那個時代的令我刻骨銘心的語言環境有很大關系。

詩是解放語言的不朽運動,詩是語言的狂歡節。語詞就是語詞,像顏料一樣,如果只準用紅色,你怎麽畫?其實我青年時代完全沒有什麽反動思想,我有些消極,也不過就是老子的“道法自然”這一套,這種思想是暗藏在王維蘇軾們的詩歌中的,潛移默化而已。但我還是害怕,我詩中的語詞很可怕,許多都是那時代罕見的。

那時代漢語粗鄙簡陋,只有幾百個詞勉強準用,就是恩準的語詞,使用時也得小心翼翼。寫詩天然就是反動的,國家鼓勵每個人都要當積極份子,消極是一種反動敵對的情緒。而詩歌,自古以來多是“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調子,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消極傳統。

我讀多了古詩,深受消極情調的影響,傷世感物,“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很危險,那是不打自招的交代材料、自供狀、陰暗內心的證據。如果有人告密,後果不堪設想。我只是把詩抄在筆記本上,給最信任的幾個朋友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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