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人類的敦煌》(19)

初創的隋代經變畫,主要有《維摩變》、《彌勒上生變》、《藥師變》、《法華經變》、《阿彌陀變》、《涅槃變》等,共39幅。但僅僅《維摩變》就有十多幅之多。它在隋代佛教中為什麼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維摩詰的故事源於印度。他是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精通佛法,在眾菩薩之上。然而他有病,佛派十大弟子登門問疾,他竟然避而不見。舍利弗是弟子中的一流智者,也被維摩詰家的宅神天女以智辯困住。最後,只能由“智慧最勝”的文殊菩薩前去,隨後就由維摩詰和文殊展開一場溢彩流光的思想碰撞與才智激辯。隋代經變畫把這一場面表現得浪漫神奇,閃爍著智慧光輝—或是維摩詰滔滔不絕的發難,文殊菩薩應對如流;或是文殊菩薩侃侃而談,維摩詰從容辯答。這故事是說,佛教徒無論出家或在家,並無高下之分。

在隋文帝“盛弘一乘(大乘)”的號召下,這故事的意義就來得頭等重要。它成了推廣大乘極富魅力的依據。


(隋代《維摩變》,見於莫高窟第262、276、277、314、380、417、419、420、423、473等窟)


有趣的是,維摩詰在印度原版故事中只是孑然一身的居士,但在漢譯經文中卻變成門閥時代一位有妻妾兒女、財富無量、並頗具修養的士人。連模樣也全然變成地道的中國居士形象。這就滿足了那些花錢請畫工們來繪制壁畫的富有的供養人的願望:既追求未來的天堂生活,又不放棄身邊的榮華與享樂。

《維摩變》的熱門,表明佛教已經與中國的文化精神和時代心理完全融為一體。只有這種深層的精神融合,才能說佛教的中國化。

這個中國化,實際上是中國文化對佛教的一種同化,如果說,印度佛教的傳入,解放了在儒家思想下中國人的想像;那麼佛教的中國化,則是中國文化賦予外來宗教陌生軀殼一個生機無限的生命。

文化交流不是形式的互補,而是生命的碰撞,這一碰撞,一個生命轉化為另一個生命,或者再造出一個新生命來。

在隋代畫窟中,悄悄而深刻的變化,還發生在菩薩的身上。

菩薩是佛教中菩提薩埵的簡稱。他是釋迦成佛之前修行的覺名。他的職能是自覺,覺他,教化和普濟眾生。原本他的意義與法力沒有超出佛,因而在早期洞窟中他只是佛的陪襯。在大乘佛教興起後,他那普濟眾生的職能變得至關重要,因而備受尊敬。神佛都是人造的,反過來為人解決問題。因此,隨同人們無所不有的祈望而無所不在;他隨同人們現實要求的無窮無盡而法力無邊。由於適應人們的種種要求,菩薩的種類也愈來愈多。到了唐代,觀世音成了菩薩中的主角,人間便成了“戶戶觀世音”。

然而,第一個單獨存在的觀世音菩薩,誕生在莫高窟隋代的洞窟中。

盡管它有些孤單、怯生、不大自然,甚至還有一種失群的感覺,但菩薩作為一個單獨的主體出現,也標誌著中國佛教的起步,外來佛教在中華文化沃土上,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已然是中華的文化果實,由於菩薩原本是釋迦,形象便以悉達多王子為依據,應屬男性。最早經西域傳入的菩薩形象,一律是英俊軒昂,頭束高冠,下著長裙,上身半裸,裝飾著高貴的瓔珞腕釧。因為菩薩最終要成佛的,所以早期菩薩與佛陀相似,比如眉心都有白毫。


(北魏和西魏窟里的菩薩)


可是到了隋代,人們按照自己的向往與意願來再造佛時,就給這位菩薩換了面孔。一個更能體現濟困扶危、悲天憫人、關懷眾生的形象出現了。這面孔漸漸變得柔和安詳,端麗沈靜,仁愛善良,似含微笑。身體線條變得苗條、優美和飄然,同時衣裙也愈加華美漂亮。分明一副女人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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