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意義下,努力與工作完全是無理性的。工作與努力的目的不是想要改變命運,因為命運早已由上帝決定了。努力與工作不過是一種預算已定之命運的方法而已;同時,這種發狂的努力是為了逃避一種無法忍受的無能為力感。

就目的之本身而言,對努力和工作的這種新態度,可能表示自中世紀末期以來,最重要的一項心理改變。在每一個社會中,人若想要生活,就必須工作。許多社會,是令奴隸來工作,使自由人可以致力於“較高貴的”職業。在這些社會中,自由人是羞於工作的。在中世紀,工作的負擔也是不平等地分配與社會階層中的各個不同階級,因而產生剝削利用的現象。但是,中世紀時,人們對工作的態度,與現在人對工作的態度不同。中世紀時,人們工作是出於一項具體的需要,並且有具體的目的:維持生活。許多人工作,因為覺得工作是種享受,是表現生產能力的一種方法;另外有很多人工作,是因為他們覺得有一種外在的壓力,所以不得不工作,並且認為這是必要的。在現代社會中,出現的一項新因素是,人被迫工作,並非是受外在的壓力,而是受內在的強制力。

內在的強制力可以更有效地迫使人們去工作。因為,人對外在的強制力,總會多少發生反抗;但是,對內在的強制力,便不會產生反抗的情緒了。毫無疑問地,如果不是人們把其大部分精力全擺到工作上,可能根本不會產生資本主義。使人們想要無情地工作的驅策力,是基本的生產力之一,其對工業制度的重要性,不下於蒸汽與電力。

 到現在為止,我們一直在討論中產階級普遍有的焦慮感與無權力感。現在我們應討論另外一項特征,就是:仇恨與債怨。中產階級產生強烈仇恨的心理,並不是件令人驚奇的事。任何人如不能表達他情緒與感官上的感覺,和生存受到威脅時,便會正常地產生敵意;如同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中產階級,尤其是中產階級中不能享受到資本主義好處的那些人,既不能表達他們的情緒,又受到生存的威脅。加之,少數有錢階級的奢華與權力,令中產階級羨艷不已,更增強了中產階級的仇恨。但是,當仇意與忌妒產生時,中產階級卻無法直接地把這種仇意與忌妒表達出來,較低的階級卻可以表達出他們的仇意與忌妒——想要推翻有權的人。中產階級在本質上是保守的;他們想要社會穩定;不想推翻社會;他們想要日益富裕。想要跟上發展的潮流。因此,仇意既不能明顯地表示出來,也不能感覺出來;仇意被壓抑下去了。可是,壓抑仇恨,並不意味著除去仇意,而只是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尤有進者,這種郁積下來的仇恨。由於無法直接表達出來,便會累積發展到某一程度。影響人的整個人格,影響人與他人及自己的關系。

 路德與加爾文便是具有此種仇恨的典型代表人物。在他們的關於上帝的概念中——尤其是在加爾文的教義中,非常明顯地表示出這種仇恨。加爾文心目中的上帝是專橫、獨斷、且殘忍的,他毫無根據、毫無理由地,在憑己意地註定了一部分人類,將永遭詛咒,而他之所以這樣做,不過是為了表示上帝是有權的,加爾文心目中的專制上帝,其實就是中產階級的仇恨與忌妒的具體化。

 在個人與他人的關系特征上,也可以發現到敵意或憎恨。它表現出來主要形式是義憤;從路德時代到希特勒時代,較低的中產階級的一個特征就是義憤。這一階級的人心中忌妒有錢有權和可以享受生活的人,但是他們把這種憎恨與忌妒化為義憤,認為,這些高級人士必將受到永久痛苦的懲罰。(Sanulf’“MoralIndignationandMiddleClassPsychology”)這種對他人的仇恨的緊張心理,在其它方面也表現出來。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政權的一個特色就是,每一個人對其他的人都抱著懷疑態度與仇意,根本沒有仁愛的精神存在。加爾文尤不信任財富,又不憐憫貧窮。在加爾文教派的後來發展中,時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是,教人們不要對陌生人表示友善,對窮人要抱著殘酷的態度,同時,後期的加爾文教義,充滿著猜疑的氣氛。

 在個人對自己的關系中,也表現出這種敵意。我們已在上文中看到,路德與加爾文是多麽強烈地強調人的邪惡,並且告訴人們,自我貶抑和自我羞辱是一切德行之本。他們自以為這是一種極端的謙虛。但是,凡是了解自責與自辱的心理機能的人,都知道這種“謙虛”是一種強有力的仇恨產生出來的,這種恨意不能對外界發泄出來,便轉向自己了。為了便於充分地了解這種現象必須明白的是,對他人和對自己的態度,非但不是沖突的,在原則上,而且是並行不悖的。其不同之處是。對別人的仇恨通常是可以意識得到的,而且可以明白地表示出來的,而對自己的恨意則通常是不能意識得到的(除非在病態的狀態中),而且經常是以間接和理性化的形式,表示出來。一種形式是一個人之積極強調他自己的邪惡和不重要;另外一種形式則是拿良知或責任作幌子。謙虛與自己恨自己沒有關系,真正的良知與責任感也不是產生於敵意。真正的良知形成完整人格的一部分,服從良知便是肯定整個的自我。然而,我們發現,從宗教改革時期以至目前,現代人在生活中開口閉口,離不開“責任”,其實,這種責任感帶有強烈地仇恨自己的色彩。“良知”是驅策奴隸工具,它驅使人自以為是按照自己的希望與目標而活動,其實,這些希望與目標不過是外在社會要求的“普遍化”而已。“良知”殘忍而無情地驅策著人,禁止他享受樂趣和幸福,使人的整個生活作為某種神秘罪惡的補償。“良知”也是“內心苦行理論”的根據,而在早期的加爾文教義及以後的清教教義中,內心苦行理論是其明顯的一個特色。由仇恨而產生的現代的這種謙虛與責任感,所表現出來的則是:謙虛中帶有輕視他人的意味,而自以為是代替可愛與憐憫。真正的謙虛,及真正的責任感是不能這樣的。但是,自辱與自我否定的“良知”不過是敵意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輕視他人,和仇恨他人。

現在,筆者且把本章的討論,做一總結。

中世紀封建社會制度的瓦解,對社會各階層,都具有一項重要的意義:個人受到冷落和孤立。他自由了。這種自由具有雙重的結果。人失去了他以前曾享受到的安全感,失去了所屬感,感到孤獨與焦慮。但是,同時他也可以自由的作為和獨立地思考,他成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自己的能力來過生活——不必聽命於他人。

 可是,照各不同社會階級的份子的真實生活情況來看,這兩種自由的分量是不平均的。惟有最成功的社會階級才得到資本主義的好處,獲得了真正的財富與權力。由於他們自己的活動與合理的打算的結果,他們可以擴展,和聚集財富,這種有了錢而成為新貴的人,和出身門閥的貴族,可以享受新自由的成果,可以得到統治與個人主動的新感覺。在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必須統治群眾,而且必須彼此作戰,因此,他們也不能免除不安全感和焦慮感。可是,整體而論,自由的這種積極性意義,對新的資本主義者是顯著的。在新貴族的環境中生長的文化,亦即是文藝覆興的文化,表現出自由的這種積極性意義。在文藝覆興的文化中,表現出人類尊嚴、意志、與自主的新精神,雖然,也表現出失望和懷疑的態度。中世紀晚期天主教神學教義中,便強調個人活動與意志的力量。那一時期的煩瑣派學者並不反抗權威,相反地,他們接受權威的指導;但是,他們強調自由的積極性意義,人也有決定其自己命運的一份。他們並且強調人的力量、尊嚴、及意志的自由。

 在另外一方面,較低的階級,城市中的窮人,尤其是農夫,渴求自由,切望不再受到經濟與人的壓迫,他們對教條的細微區別不感興趣,而對聖經的基本原則感到興趣,這個基本的原則是:友愛與正義。他們希望積極參加政治革命及宗教運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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