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尋找文化產業的中國論說(1)

新世紀的一切並不都是新的,然而,盡管不大可能像上一個世紀初那樣孕育出一場“五四”運動,但由新的社會情境和技術手段所帶來的產業化趨勢確實預示了中國文化的新動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是“文化產業”是當代中國最為紮眼的文化場景,其通俗性、商品性和可覆制性正在改變著我們傳統的文化觀念、體制和生產/消費方式,它不僅要從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治緊身衣中掙紮出來,也要叛離歷數千年之久的“文人”傳統。理所當然地,也引發了無數的肯定與否定的議說。對於當代中國文化界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論說此一在中國正在崛起而在西方早已說了千言萬語的新型文化。

 

 

其實,在建設市場經濟的中心任務和全球化的歷史潮流面前,發展文化產業已不是要不要、應不應當的問題,而是怎樣才能發展得更快更好的問題。迄今為止,幾乎全國各省、各大城市都制定了自己的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有的甚至把文化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之一。作為當代文化系統的一種類型,文化產業的生產與銷售可以從潛在的大眾市場獲取利潤,對它來說,投入產出、供求關系、消費市場具有決定性意義,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直接與盈利這一可見的目的相關;同時文化工業以高新技術為生產手段和傳播媒介,電視、電影、廣播、報紙、書刊、錄音、錄像、光盤、電腦網絡、信息高速公路等傳播媒介建立起以都市為中心的範圍幾乎不受限制的傳輸網。巨大的經濟效益與高新技術的參與,使文化產業擁有自我擴張的內在動力和勢頭,可以突破任何延擱與約束而擁有一個廣大的前景。

然而,這決不意味著有關文化產業的一切都是自明的,無需討論的。至少有兩個問題,就緊緊纏繞著中國文化產業:

第一,與其他產業相比,文化產業或直接或隱晦地具有價值與政治意義。原則上,它並不一定與現行的政治規範相沖突,但因為它取得了一般商品的形式,因而與長期以來以文化為意識形態、以文化為政治服務的觀念及一整套與之相應的文化體制、文化政策有尖銳沖突。從而,在現行的制度框架下,文化的產業化應當不應當受到一些限制?意識形態的規範與文化市場的要求是否會通?近年來有不少文章是從政治上、意識形態上批判文化產業的。比如1998年《文藝報》開展的有關文化工業的討論中,劉潤為《文化工業論》一文就把文化產業與美國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聯系起來。這種觀點或許極端,但對文化產業的持疑慮和謹慎態度的人卻比較普遍。一種較有代表性的說說是:“大眾文化是通俗文化,它是由大批生產的工業技術生產出來的,是為了獲利而向大批消費公眾銷售的。它是商品文化,是為大眾市場而大批生產的,它的成長意味著:任何不能賺錢,不能為大眾市場而大批生產的文化,都很少有地位,如藝術與民間文化。”(1)我們不能說這樣的判斷沒有學理和事實的根據,我們不能用思想僵化、觀念落後來打發這些論者。

第二,與傳統文化相比,文化產業的覆制性、模式化的生產方式及其商品性、市場性必獎顛覆我們長期以來建立的文化標準和結構。面對文化產業的強勢擴張,以個體創造為特征、以文學藝術為範例的文化觀念和行為至少在規模和效益上根本無法與之抗衡,文化領域發生著空前的結構重組和理想置換,這理所當然地引起以人文精神的護衛者自居的知識界的批判。而且,從近年來的不少翻譯論著來看,當代西方文化理論的主題之一就是對文化產業的批判,它把大眾文化帶進學術和思想的視野時,又將其作為問題重重、價值可疑的對象來處理。比如有人指出:“大眾文化是一種標準化的、公式化的、重覆和膚淺的文化,它讚美淺薄的,多愁善感的,當下和虛假的快樂,犧牲了嚴肅的理智的,時代賦予的和本真的價值。”(2)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當然不僅只有這樣的產品,但就目前中國不少文化產品的現狀看,我認為絕不能說上述評價是精英分子的保守偏見。因為文化產業確實需要通過媚俗來擴擴展市場,商品邏輯之於它顯然是第一位的。如果我們認為文化的某些領域、某些形式是不可能產業化的,那麽它們之間如何劃界、劃界之後又如何保護受到文化產業挑戰的文化領域和形式等等,就是我們在發展文化產業的同時不能不認真對待的。

全面建設市場經濟必然導致文化的產業化,文化的產業化又必然引起從價值觀到人文精神方面的反彈,這就是文化產業遭遇中國的癥結所在。可以肯定,隨著文化產業的蔚然發展,有關文化工業的爭論在中國還會繼續下去。我的看法是,進一步的討論要有一個論說方式和思維境域的轉換,從對文化產業的外部評價轉移到文化產業的內部批評,即以文化產業的合法性為前提進行文化產業時代的文化批評。“在文化產業迅速發展為當代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在獲得政府認可並支持的背景下,全面否定、拒絕文化工業的觀點至少是越來越沒有市場。而文化資本的內在動力、文化工業的巨額利潤,都會成為文化工業強力發展的保證,使文化工業在不久的未來實際上成為中國文化領域的霸主。在文化工業肯定會急劇擴張的現實情勢下,對文化工業的合理的批判、審慎的矯正,反倒是難能可貴、相當需要的了,這是一種有意義的對抗而不是簡單的拒絕。要健康地發展中國文化工業,就必須注意反對的聲音,不斷地進行自我調整。”(3)簡言之,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政府應加快文化立法和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把文化生產的很大一部分交給市場,給文化產業以必要的通行證;文化生產單位也應以市場為生產導向,徹底打破依賴思想,在競爭中尋求自我發展。雖然目前還遠離這一目標,但照發展的勢頭看,這只是時間問題。真正困難倒是另一方面:如何通過正常的文化批評來校正產業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偏至,以維護文化應有的精神關懷和價值導向,保護文化系統中不能直接商品化/產業化的文化行為和產品。也就是說,不能因為文化產業在目前還受到限制就拒絕對文化產業的批評,重要的是通過文化領域的內部批判而不是外部的權威壓制來達到政治要求與市場訴求、精英標準與大眾導向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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