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時光裏的歐洲》雅典:民主 6

理想國:為什麼現代民主不再采用雅典的形式?公民大會有什麼不好?

 

也許,最明確的答案可以用《聯邦黨人文集》中的一句話給出:“在所有的立法組織中,組成它們的人數越多,能夠在事實上引導它們會議進程的人就越少。”這非常尖銳地給出了直接民主的弊病:當每個人都試圖說話,就沒有人能被聆聽。 

人數的問題在古希臘就已被提出。超過萬人的大會想要辯論就異常困難,公民與公民也不可能相互認識。雅典當時的六千人大會是公民的很大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亞里士多德對於城邦大小的規模相當重視,他認為城邦太小便無法自足,而太大會生疏、不能維持執法和大會的良好秩序。現代國家無一例外比古代希臘城邦大很多,直接民主不僅做不到,而且效果一定不會好。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更為重要而深刻的:大眾的民主的危險在古希臘時期已然被察覺,雖然後來沒能避免。大眾民主受到民眾的盲目與狂熱制約,很容易反復無常,被政客煽動。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之所以比較了上百城邦不同的體制和歷史,就是為了發現每一種的好與不好。

 

王制的問題是一人統治無可避免會出現腐敗問題,較多好人組成的團體變壞的概率會小一些。歷史上有很長時間的王制,然而有才德的人多了,不會再接受一人統治。民主制度則很容易被僭主取代。大眾民主容易導致暴民,然後在混亂中由個人領袖僭主篡位登臺。這是對自由的追求最後導致的不自由。實際歷史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是先入的記憶。雅典曾享受過很長一段時期民主的好處,但在最後陷入無頭緒的反復,變得輕率多疑,最終以僭主統治和戰爭失敗告終。

而貴族和富有者的統治亦有落入私權的危險。有產者統治可以是好的,他們的財產可以讓他們有閑適地考慮政務,安於法治。然而到某一階段危險就增加了。當有產者人數減少,而資產卻倍增,就可能發生權力的壟斷,有產者掌握著進入公職的權力,並利用勢力操縱立法。再進一步,他們可以完全壟斷公職,父子相襲,拉攏黨羽,形成寡頭統治,而法律就被私人取代了。斯巴達實際是貴族統治。他們的政體相當特殊,土地均分給公民,法律極為嚴酷,由雙王和長老統治,公民過著道德壓制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說,這讓他們表面上非常強大,實際上卻容易受賄賂的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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