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語體文學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認，大部分是受了外國的影響，就是依據著種種外國的標凖。但是我們的文學史中原也有這樣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學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這支流的一段，但這支流的淵源很古久，截取這一段來說是不正確的。漢以前我們的言和文比較接近，即使不能說是一致。

從孔子「有教無類」起，教育漸漸開放給平民，受教育的漸漸多起來。這種受了教育的人也稱為「士」，可是跟從前貴族的士不同，這些只是些「讀書人」。士的增多影響了語言和文體，話要說得明白，說得詳細，當時的著述是說話的紀錄，自然也是這樣。這裡面該有平民語調的參入，雖然我們不能確切的指出。

漢代辭賦發達，主要的作為宮廷文學；後來變為遠於說話的駢儷的體制，士大夫就通用這種體制。可是另一方面，游歷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馬遷，卻還用那近乎說話的文體作《史記》，古理古怪的揚雄跟《問孔》、《刺孟》的王充，也還用這種文體作《法言》和《論衡》；而樂府詩來自民間，不用問更近於說話。可見這種文體是廢不掉的。就是駢儷文盛行的時代，也還有《世說新語》，記錄那時代的說話。到了唐代的韓愈，提倡「氣盛言宜」的古文，「氣盛言宜」就是說話的調子，至少是近於說話的調子，還有語錄和筆記，起於唐而盛於宋，還有來自民間的詞，這些也都用著說話或近於說話的調子。東漢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門閥，到了唐代中葉垮了台，「尋常百姓」的士又增多起來，加上宋代印刷和教育的發達，所以那種詳明如話的文體就大大的發達了。到了元明兩代，又有了戲曲和小說，更是以說話體就是語體為主。公安派竟陵派接受了這股支派，努力想將它變成主流，但是這一個嘗試失敗了。直到現代，一個新的嘗試才完成了語體文學，新文學，也就是現代文學。

從以上一段語體文學發展的簡史裡可以看出種種伸縮的尺度。這些尺度大體上固然不出乎「儒雅」和「風流」那兩個標凖，可是像語錄和筆記，有些恐怕只夠「儒」而不夠「雅」，有些恐怕既不夠「儒」也不夠「雅」，不夠「雅」因為用俗語或近乎俗語，不夠「儒」因為只是一些細事，無關德教，也與風流不相干。漢樂府跟《世說新語》也用俗語，雖然現在已將那些俗語看作了古典。戲曲和小說有的別忠奸，寓勸懲，敘風流，固然夠得上標凖，有的卻不夠儒雅，不算風流。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裡，這兩種本沒有地位，所謂不在話下。不過我們現在得給這些不夠格的分別來個交代。我們說戲曲和小說可以見人情物理，這可以叫做「觀風」的尺度，《禮記》裡說詩可以「觀民風」；可以觀風，也就拐了彎兒達到了「儒雅」那個標凖。戲曲和小說不但可以觀民風，還可以觀士風，而觀風就是寫實，就是反映社會，反映時代。這是社會的描寫，時代的紀錄。在我們看來，用不著再繞到「儒雅」那個標凖之下，就足夠存在的理由了。那些無關政教也不算風流的筆記，也可以這麼看。這個「人情物理」或「觀風」的尺度原是依據了「儒雅」那個標凖定出來的，可是唐代中葉以後，這個尺度似乎已經暗地裡獨立運用，這已經不是上德化下的尺度而是下情上達的尺度了。人民參加著定了這個尺度，而俗語的參入文學，正與這個尺度配合著。

說是人民參加著訂定文學的尺度，如上文所提到的，該起於春秋末年貴族漸漸沒落平民漸漸興起的時候。這些受了教育的平民加入了統治集團，多少還帶著他們的情感和語言。這種新的士流日漸增加，自然就影響了文化的面目乃至精神。漢樂府的搜集與流行，就在這樣氛圍之中。韓詩解《伐木》一篇說到「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正是「人情物理」，正是「觀風」；這說明了三百篇詩的一些詩，也說明了樂府裡的一些詩。「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自然周代的貴族也會如此的，可是這兩句話帶著濃重的平民的色彩；配合著語言的通俗，尤其可以見出。這就是前面說的「參加」，這參加倒是不自覺的。但那「人情物理」或「觀風」的尺度的訂定卻是自覺的。漢以來的社會是士民對立，同時也是士民流通。《世說新語》裡紀錄一些俗語，取其自然。在「風流」的標凖下，一般的固然以「含英咀華」的語言為主，但是到了這時代稍加改變，取了「自然」這個尺度，也不足為怪的。

（朱自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