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批判所開闢的領域是廣闊而不連續的。舉例來說，巴赫金（Bakhtin）關於雙聲性（bivocality）與複調性（polyphony）的重要觀點，便是建立在書寫依附於、並衍生自「實踐中的言說」（lived enunciated）這一立場之上。如果沒有這一立場，巴赫金的理論便無法成立。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德里達所強調的書寫之不透明性（opacity）——即書寫作為「痕跡」（trace），已然與任何原始再現（originary representation）斷裂——那麼關於「語標中心主義」（logocentrism）與「書寫邏輯學」（scriptural logistics）的反思也無法向前推進。

此外，正如傅柯（Foucault）在《詞與物》（Words and Things）中所試圖證明的，將話語視為一種「空間化的語法」（spatialized grammar）、一種意義的地誌學（topographies of sense），以及一種書寫性的言說（scriptural enunciations），有助於我們理解語言如何創造事物並為事物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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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核心
1. 文本與書寫的制度化
書寫作為制度，並不僅僅是記錄記憶的工具，而是一種通過「銘刻」使自身可見的機制，它試圖以線性結構來補足記憶的不確定性。然而，這並非是對口語記憶的「存儲」，而是發明了一種累積性記憶的機制，並將其文本化，使其成為一種制度性運作。

2. 文本與喚起的張力
民族誌的喚起，並非發生在一個線性的書寫過程之中，而是位於「記憶的不連續性」與「書寫的文本化」之間。當文本成為民族誌的核心時，我們便陷入了一個無法擺脫的機制——所有的經驗、數據、主體與他者，都必須經由書寫才能獲得理解。
3. 文本的邊界與語言的地誌學
當傅柯將語言視為一種地誌學時，他試圖揭示話語與權力、再現與書寫之間的關係。這與德里達的觀點相互輝映，後者透過「差異」與「痕跡」的概念，顛覆了語標中心主義的結構，使文本不再是一個單一意義的載體，而是一種在差異中流動的書寫。

結論：喚起的蝕變
馬克·吐溫筆下的夏娃，作為「實驗性事實」的存在，深刻地體現了這場討論的核心問題：
• 當我們試圖記錄經驗，我們是否同時在構築一個新的文本制度？
• 當文本成為我們理解世界的媒介，我們是否仍能夠進行真正的喚起？
• 書寫是如何在文本的形成過程中，操控我們對民族誌的認知？
正如喚起之於文本，文本本身也處於一場不斷的蝕變之中。在這場持續的變遷與鬥爭中，民族誌的核心問題不再是單純的再現，而是如何在「文本化」與「喚起」之間找到一條未被遮蔽的道路。

現在，我認為對民族誌中的書寫進行批判，必須是一種對「書寫作為制度」（writing as institution）的批判——正如巴赫金（Bakhtin）在引用中古時期「顛倒世界」（world upside down）概念時可能已經有所察覺。無論是作為再現（representation）還是作為與語言體系（langue）相對的差異，書寫都是最初的制度形式。它是文本形成的場所。作為一種制度，書寫包括了其最原始的形式，早於文本化（textualization），當它介入「後口語」（meta-oral）或「超言語」（extraverbal）形式，並模擬語言體系本身的言語固定化時，書寫便已經在運作。

正如我在這裡所提出的，書寫之所以形成制度，不是因為它保證了被銘刻的記憶，而是因為它透過自身銘刻的地理學（inscribed geography）所產生的線性效果，使自身變得可見，彷彿它能夠解決記憶的缺陷。書寫的力量並非來自其存儲口語記憶中未被固定的數據的能力，而是來自其發明了「記憶」的概念，並將其轉化為累積性與文本化的記憶。書寫並非記錄數據，而是發明了一種與記憶的非線性本質對立的制度。民族誌的喚起（evocation）正是處於這種「記憶的不連續性」與「書寫的文本性」之間的交錯處。

如你所知，「文本」的概念是廣義的，因為它在語用學（pragmatics，符號學）與詮釋學（hermeneutics，解釋學）之間流轉時，反映出不同的意義。然而，在我對「喚起」與「書寫—文本」之間張力的理解中，我所指的文本，是書寫所構成的文本：即書寫中那種符號學操作，使我們得以發掘並揭示其最具壓抑性的歷史。我從更廣泛的視角來談論文本，即將其視為語言經濟學的一部分，視為檔案（archive）、記憶的義肢性圖像（prosthetic imager）、一種累積、一種人工製品（artifact）、一場鬥爭、一種對剩餘之物（the remainder）與遺留之物（what remains）的調控機制，或是一個所有創作都渴望達到的自主基座——即作為「制度」。

在我看來，對民族誌書寫的批判，就是對催生「文本—制度」（text-institution）的事件進行批判。但這種批判必須超越單純的批判，因為我們的目標並非改善書寫，以提升再現的完美度，而是要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避免文本化（textuality）。當我們從事民族誌研究時，我們必須細緻地調查、翻掘、認識那一刻——即「字母書寫」（alphabetic writing）如何創造文本並形成制度。正是在那一刻，我們會發現：當我們書寫時，我們與他者以及與自身的關係被剝奪。我們被浸沒其中。我們透過語法的空間指示詞與事物建立關聯。在這裡，我們會發現書寫是對語言與語言體系（langue）的記憶，而語言體系唯有在我們透過書寫記住它時，才顯得最為純粹。我們必須認識到，書寫是如何啟動這種對語言體系的首要記憶。


喚起的蝕變—— 阿卜杜勒·埃爾南德斯·聖胡安（Abdel Hernández San Juan）1997-1998年，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萊斯大學人類學系, 西班牙文翻譯為英文：蘇爾皮克·安傑利尼（Surpic Angelini）. The Eclipse of Evocation ByAbdel Hernandez San Juan, Anthropology Faculty at Rice University, Houston, Texas, EUA, 1997-1998, Translated from Spanish to English by Surpic Angelini.  Source: Evocation: A philosophical dialogue by Abdel hernandez San Juan and stephen a tyler, Rice University, anthropology faculty, September 1997-december 1998 Houston, tex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