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故事」這個話題上，韓炳哲並沒有像談到政治行動和敘事關係時那樣，引用漢娜·阿倫特的思想，從而將「講故事」的情境和價值延伸到更需要去的地區，這讓人覺得有點遺憾。因為韓炳哲引用的阿倫特把政治行動和敘述，看作是「總能形成一個故事」的論述，實際上觸及了阿倫特關於「講故事」的重要思想。

重視「講故事」與政治和自由有關。（story-telling），它是阿倫特的一個重要思想特征。在傳統的哲學表達方式中，她始終認為人類經驗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很難表達出來，只有在「講故事」的文學資源中才能實現。她特別指出，試圖用「獨裁」的古典政治概念來理解極權主義，必然會有扭曲這一現象的極端原創性風險。從現有的理論和哲學體系來解釋它們是極其困難的 (西蒙·斯威夫特 2018年，第4頁，陳高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阿倫特導讀) 。

可以說，阿倫特對「講故事」的重視與她需要處理的念茲在茲的核心話題密切相關——揭示歷史創傷和抵御現實政治的罪惡。意大利作家普萊默·萊維·西蒙·斯威夫特（Primo Levi，作為對阿倫特「講故事」的「介紹」，1919-1987) 在回憶中講述了自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與同屋犯人的對話。斯威夫特認為，如果我們抽象地講述萊維的故事，我們無法想象意義和力量是一樣的。甚至任何簡單的解讀都會損害故事的復雜性和細微性。 那就是阿倫特「講故事」的真諦：你不能把討論政治的阿倫特和講故事的阿倫特分開。面對前所未有的殘酷、新穎、獨特和複雜的納粹極權主義，她不相信僅憑概念、定義和推理的規律就能揭示和表達清楚。

即使在對納粹分子的審判中，她也不能完全相信司法系統的合法性和智力，而更願意相信記者、詩人和歷史學家——歷史的古老語義是「講故事」。阿倫特是一位作家和詩人，從生活經歷、政治和真理、歷史和創傷的角度來看，他肯定「講故事」。在阿倫特之後，捷克成為著名的作家，思想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對 「講故事」也做了深刻的討論，他指出有一個制度「本質上(原則上)是對故事的敵意」。在監獄裡，他發現幾乎每個囚犯都有一個獨特的、令人震驚或興奮的生活故事，哲學故事證明了一種叛逆:獨特的人性用叛逆來抵御自己的虛榮心；並用自己頑強的精神忽略了消極的壓力。在監獄裡，他發現幾乎每個囚犯都有一個獨特的、令人震驚或興奮的生活故事，哲學故事證明了一種叛逆:獨特的人性用叛逆來抵御自己的虛榮心；並且用自己頑強的精神忽略了消極的壓力。在他看來，故事是抵御權力統治的有力武器，所以我們必須講述那些故事——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類命運的故事。

韓炳哲對講故事的闡述可以說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批判性意義：「現在連政治家都知道賣故事的重要性。……敘述就這樣被政治工具化了。問題的焦點不再是理性，而是情感。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交際技巧，故事化絕不是一種面向未來、賦予人們意義和視角的政治願景。政治性敘述的意義在於承諾事物的新秩序，描述可能的世界。現在我們缺少的正是對未來的敘述帶給我們希望。在各種困境中，我們轉過身來。解決問題的政治削減。只有敘述才能打開未來。「敘述」是開啟未來的唯一途徑，因為「敘述有『重新開始』的力量。在敘述的前提下，任何改變世界的行動」 （87頁）。這個問題也需要韓炳哲關於「生命即敘述」。人類作為一種描述動物和動物的不同之處在於，人們可以通過描述來理解新的生活方式。

在這本書的最後，韓炳哲實際上講述了一個關於困難的故事:「在一個以故事為導向的世界裡，一切都變成了消費，導致我們對不同的敘述、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感知和現實視而不見。這就是故事時代的敘事困境。」(同上)這裡的關鍵是如何克服「不同的敘事、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感知和現實」的屏蔽，以及如何描述那些故事。（《敘事危機》，韓炳哲，李明瑤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5月版，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