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維柯求諸共通感旨在表明根據原理去推理、證明或演繹只是人的認識類型的一種，並不是全部，還存在另外一種類型的認識，它有其獨立特行之處，不可被代替。”[18]這種認識依據具體情況去把握無限多樣的變化、體現爲實踐知識和實踐智慧，它也不再關注于認知意義上那種抽象的普遍性，而是關注于實踐意義上那種具體的普遍性。共通感就是通過這種具體的普遍性而獲得的，它不再是必然的東西而是或然的東西；它也不再僅僅指那種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時指那種導致這種共同性發生的感覺；它雖然“是整個階級、整個人民集體、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所共有的不必思考即可做出的判斷”[19]，但也僅僅是每個人都有的以法權和公共福利爲代表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意識；它“通過生活的共同性獲得，並被其秩序和目的所決定”，所以具有兩個特性：“1、共通感是具體情境下的判斷能力，它不僅是一種天生的能力，而且需要通過教化而獲得和提高；2、判斷的普遍性須通過主體間的公共性才能達到。”([1], p. 8)

對于前者而言，維柯的看法顯然與常識哲學相悖，常識哲學把“心”看作一種直覺性判斷的先天能力，這種能力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自明的真理和常識的原則，顯然不是通過教化而獲得的能力。但維柯也與常識哲學有共同點，他們都實現了從認知領域的共通感向實踐領域共通感的轉換，盡管二者具有本質的不同。

可以說，常識哲學基于樸素的立場對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的援引是在懷疑論碾壓下無奈的掙扎，而維柯基于普遍性的提升對共通感的認知則代表著人文哲學的復興。這種復興使人們開始在人文主義的教化概念中尋找真理的源泉，從而引發了古代人與現代人之爭。然而，實際上，蘇格拉底之後，古代人與現代人之爭逐漸不再表現爲人文科學與經院哲學的對立，而是表現爲與現代科學之間的一種特殊對立。人們試圖從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那里援引共通感的實踐意義，在維柯這里，就表現爲新科學的誕生。

維柯的新科學以古代科學和修辭學爲基礎，而“隨著古代哲學和修辭學的復興，蘇格拉底的形象完全變成了反對科學的對應語”([4], p. 34)，維柯並不否認現代科學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和價值，他只是指出了這種科學的界限，即，“即使現在面對這種新科學和它的數學方法，我們也不應缺乏古代人的智慧和它們對于智慧與口才的培養。”([4], p. 35)維柯所說的智慧是追求或然性真理的實踐智慧，而之所以重視“口才的意義和獨特權力”，是因爲這種意義和權力放棄了“走批判研究的道路”而“去進行想像和培養記憶力”，從而維護了“或然性事物的權力”，這種“或然性事物”指的是天賦人權、政治傳統、社會生活、倫理道德、歷史記憶、激情理想、自然情感、友善品質、人性、同情、生命等重要內容。

它們是在所有人中存在的一種對于合理事物和公共福利的感覺，而且更多的還是一種通過生活的共同性質獲得的、並爲這種共同性生活的規章制度和目的所限定的感覺，因此，它必然要訴諸于主體間性，也就是說，訴諸于社會共同體。然而，共通感的社會層面既不僅僅是一種認知的共同體，也不僅僅是一種實踐的共同體，它還指向種審美的共同體([1], p. 32)，這一點在康德哲學中表現的最爲明顯。5. 審美意義上的共通感康德對共通感的看法是比較複雜的，比如，他曾經將普通知性(dem gemeinen Verstand)稱之爲共通感([20], p. 295)。但康德並沒有停留在普通知性，他認爲在普通知性之上還有思辨知性，普通知性用于“經驗中馬上要使用的判斷”上，而思辨知性用于“反思要一般地、純粹用概念來進行判斷”的地方，無論是普通知性，還是思辨知性，作爲感性到理性的中介都關聯于認知，因此康德的共通感毫無疑問具有認知意義。但康德的共通感不僅可以被界定在一種思維和判斷的維度上，而且也可以、並且也有必要設定在一種可以推動意志的情緒性維度上，尤其是可以被設定在審美判斷的維度上。他說：“比起健全知性刺激而産生，受感性制約，後者由主體與對象的存在關係而決定，受理性制約，但二者都與利害相關。相反，鑒賞判斷是靜觀的，它“既沒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沒理性方面的利害感來強迫我們去贊許”([21], p. 41)，是一種自由的愉快。

（原題：朱光亞 郭翠翠：認知、實踐與審美：普遍必然性意義上共通感的三重意蘊；作者單位：朱光亞：陽光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福州；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上海；文章引用: 朱光亞, 郭翠翠. 認知、實踐與審美: 普遍必然性意義上共通感的三重意蘊[J]. 哲學進展, 2020, 9(4):144-152. DOI: 10.12677/acpp.2020.9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