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此書期間，我在西南民族學院檢索到一段資料，是20世紀50年代初對小金縣結思鄉的一項社會調查，署名是四川民族調查組。結思鄉是改土設屯後別思滿屯的一部分。其中一項人口統計很有意思，就是漢族人口已經佔到一個相當的比例。我沒時間也沒有必要和權力去現在的結思鄉查閱戶籍檔案，但根據我在家鄉三十多年的所見所聞，敢肯定，現在這個鄉的戶籍上，漢族與藏族的人口比例要低於近五十年前的那次調査。雖然，在實際生活中，人人都會說，這些年來，漢族在這些地區的比例巳經有了相當部分的增加。

為什麽會有這樣一種局面出現呢，原因非常簡單。在解放以前，作為一個藏族人，在一個漢文化佔主流的社會里是受到嚴重歧視的。

解放後，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數民族政策，特別是考慮到在升學與幹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顧性指標，很多人可能從漢族人搖身一變，又成了藏族人。

本來，兩金川戰役結束後，那些屯兵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後代時，其血緣就混雜不清了。所以，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選擇族別時，當然有理由根據趨利避害的原則來確認遙遠生命源頭的某種血緣了。

血緣問題，在這些漢藏交界的地區，對許許多多人來說，都是一個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問題。

所以，即或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宣稱自己是這種民族或者那種民族也是一個看起來匪夷所思，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講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個回族與藏族的混血兒，所以選擇了藏族作為自己的族別，僅僅是因為，從小在藏族地區長大，生活習慣最終決定了我自己在血緣上的認同感。

在我成長就學的年代，恰恰在極左路線的統治下，藏區的藏文教育在學校里被徹底取消。於是，我就在一個藏族地區上漢文學校。先後的兩個小學老師，都是出身於四川內地鄉村的師範畢業生。特別是我的第一位老師張玉明，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已經是我母親的老師了。

後來，我也上了師範學校，成為一個教授漢語文與歷史的中學教師。在我最後任教的那所中學，我娶了一個教英語的漢族人做我的妻子。兩年後，兒子出生，我在公安局為他報戶籍時，族別報了漢族。

我並不以我的族別為恥，但在為兒子選擇族別時的想法卻很簡單，他完全在一個漢語環境里長大，將來也不可能因為血緣上的原因回到保持藏族文化與藏族生活習俗最完整的鄉村里去。所以，我為他報了一個漢族的族別。

但是，這個做法受到絕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的漢族妻子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