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了如下的斷言，知識只因被人類認知（即「我」）所理解而成為智識。意涵只因與人類實踐相關而具有意義，想像則只能在人類的幻想中被創造。而其他的想法將會顯得荒誕無稽，逾越了（人類理智）的合理界限。如果康德必須放棄物自體，從而使「我」得以興盛，最終使自由的自主性得以矗立於磐石之上；

如果海德格爾必須以詩的主宰來回避物自體的難題；如果形而上學必須消逝，從而使認識論（以及文化研究等）得以繁榮；又如果藝術世界和知識界僅以人的意義來評判價值，難道我們踏上的復活物之世界的努力，復興物自體的舉動不是一個與時相違，自我折磨的險惡之途嗎的？也許是的，但多年之前海德格爾就在《何為物？》一書中試圖再論物時亦面對了同樣的挑戰：「如果將常識作為衡量萬物的唯一標準，那麽哲學就不免是某種精神錯亂之舉。」

時間瓦解（時崩）之刻的物之重生

如果說時間與空間是我們感知現實的基礎，如今的物之重生則在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涵蘊大變的歷史時刻到來。1949年，海德格爾在其論文《物》的開篇中，就已洞見深刻地談到這個當時的現象，在其中「空間與時間中的一切距離都在收縮。」

21世紀為世界展開的已不僅僅是一種收縮，而是一個徹底的展平。這是時間瓦解之境，一個海德格爾未能預見的數字現時（Digital Now）之境界。海德格爾認為「對於一切距離的瘋狂廢止並不帶來相近」，而且「縱然征服了一切距離，萬物的相近依然未現。」與海德格爾的否定相反，時空的展平與時間的崩塌，引發了德勒茲很貼切地洞見的「人不再能對其作出反應的情境的崛起，僅具有隨機關係的環境的崛起，替代了具體空間（qualified extended space）的空洞而離散之任意空間的崛起」，並且「直至現實與想像之間再無鏈接，卻成為不可分辨的兩者，一個永恒的互變。」

時間的崩塌暗示了多重時間的同一呈現，通過對距離的抹消，對過去現在未來的展平，造就一個（借用德勒茲的話）純粹的「內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在其中「再沒有所謂人或自然，只有一個在彼造此，彼此相合的進程。」這個單一性，這個無法言說的沈浸和相嵌：生與死、欲望與惰性、血肉與矽片、過去與未來，這個純粹的內在性平面，就是新的相近。時間的瓦解掃清了康德式的表象（現象）與自體（本體）的二元對立，並通過這個展平與合疊，在其中揭開了一個海德格爾式的隱蔽：存在在「聚集」（gathering）與「聯合」（uniting）之中揭示其自體，內在同時即是外在。時空的展平使得再現失去了指稱的距離，能指（sign）和所指（referent）成為了一體。經過一個輪回，前現代時期的相似性與相像性已在後人本時期（post human period）中復歸。

（2018-06-20 翻譯：李沛原 [http://www.namoc.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