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森以卡梅古洛夫對烏斯賓斯基文體的研究來證實他的理論期待，卡梅古洛夫表明：烏斯賓斯基對轉喻特別是提喻有著一種特殊偏好，他將此種技法運用得非常嫻熟，以至於讀者在一個有限的語言空間中被無法承受的大量細節所壓垮，完全不能把握整體。[1](113)不可否認，烏斯賓斯基的轉喻風格（the metonymical style）顯然受到他那個時代流行的文學規範（即 19 世紀後期「現實主義」）的推動，但他本人的個性特征使他能夠以其極端的表現力適合於這一藝術潮流，並且最終在他精神病的語言特征之上留下了這一潮流的印記。

不難看出，雅各布森的理路是由此及彼、縱橫相連的，他以相似性紊亂的語言轉喻風格，勾連起作家人格分裂的精神病症與特定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之間的隱秘係，以一種人文關切的比較意識，穿梭於精神病理學、語言學、詩學（文體學）之間。他之所以堅持這樣的綜合研究，是因為他認為：在不同的文化模式、流行風尚、個性習慣和語言風格的影響之下，是隱喻（相似性）占優勢還是轉喻（鄰近性）占優勢，其優先權是特定的。

也就是說，對個人（比如作家）而言，正是在對語言進行選擇和組合的過程中，在對語言的兩種聯系（相似性和鄰近性）在其兩方面（語義的和位置的）加以運用的過程中，顯示出了他的個人風格、語言偏好和審美趣味的。像烏斯賓斯基這樣的人格分裂的作家，正是以其個性的轉喻風格接通了以現實主義（以轉喻為特征）為主導的時代風格，二者兩相應和，達到共振。①中國當代先鋒作家余華亦是如 此，在其 1980-1990 年代的作品中，常 表現出一種隱喻占絕對優勢的語言偏好，比如，「街上說話的是幾個男子的聲音，那聲音使瞎子感到如同手中捏著一塊堅硬粗糙的石頭」（《世事如煙》）在作為聽覺的「聲音」和作為觸覺的「瞎子捏著一塊石頭」之間，是「堅硬粗糙」的相似性，這種遠距離、通感式的隱喻，表現出余華在語詞選擇、意義營構、審美追求等方面的個性風格，這與其當牙醫的個人經歷、語言觀念②尤其是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比如卡夫卡）密切相關，而按戴維·洛奇所言，現代主義本質上正是隱喻的。通過這種比較研究，雅各布森進一步將隱喻和轉喻模式延伸至人類的內心（精神）世界。他認為，這兩種手法在任何符號過程中都有所表現，比如在原始巫術和精神分析中：

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G.Frazer）在《金枝》中根據構成巫術儀式原則的不同把巫術分為兩類，即基於相似性的交感巫術（sympathetic magic）和基於鄰近性的模擬巫術（Imitable magic），與隱喻與轉喻兩種操作模式正相對應 : 而弗洛伊德對夢的結構的探討同樣如此，他所提出的「移置」（displacement）和「凝縮」（condensation）基 於 鄰近性，前者具有轉喻性，後者具有提喻性 : 而「認同和象征」（identification and symbolism）則基於相似性，具有隱喻性。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森的「隱喻和轉喻」思想還直接影響了拉康，按霍克斯所言，正是雅各布森的這兩種象征表達模式為理解心理功能提供了範例，也即為拉康哲學提供了重要的邏輯構件：「隱喻的概念說明了症候概念（一個能指被另一個有關聯的能指所替代），轉喻的概念則講清楚了欲望的起源（通過能指與能指之間的組合連接，產生一種把這一過程延伸到未知領域的無限制的擴張感）」。[3](79-80) 可以說，隱喻和轉喻的二元模式，使拉康以語言科學重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成為可能。在《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中，他將這一象征性的修辭結構與弗洛伊德釋夢邏輯中的凝縮和移置關聯起來，即凝縮等同於隱喻，用於掩飾，移置等同於轉喻，用於揭示，雖然他對雅各布森的觀點有所修正，①但不可否認，拉康正是因為置身於弗洛伊德和雅各布森之間，正是因為與雅各布森在 1950 年代的親密交往，才使得他同樣選擇了這種跨學科的比較研究，重新解釋弗洛伊德模式和無意識，並最終得出「無意識也具有語言結構」的著名結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