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是一種武器。——馬克西姆·李維諾夫（MaximLitvinov, 蘇聯外交部長（1930~1939年）)

如何對付克里姆林宮裏的老鼠？答案是豎立一面招牌，上頭寫著“集體農場”。如此一來，一半的老鼠會餓死，另一半將逃之夭夭。——蘇維埃時期的笑話，引自本·劉易斯（BenLewis）《鐵錘與胳肢窩》（HammerandTickle）

從天而降的食物

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冷戰，是一場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為20世紀後半蒙上陰影。它的正式開始，是一場為了爭奪柏林市而引發的食物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德國被劃分成四個區域：西邊的三區由英、法和美國控制，東邊的區域則由蘇聯控制。位於蘇聯區中心的德國首都柏林，也依同樣的方式劃分為四區。

1948年年初，大戰結束已近三年，英、法、美三國同意將各自在德國與柏林的區域統合起來，由單一的行政部門管轄，以便協調該國的重建工作。蘇聯強烈反對西方盟國的計劃，因為德國已逐漸成為一個象征性的戰場—對立的雙方都同意，歐洲未來的政治方向將在這個戰場上被決定。

（二戰前柏林市區）

西方國家想在重新統一的德國成立一個民主政府，相對地，蘇聯卻希望能策立一個共產主義政權。雙方的歧見逐漸聚焦於柏林—那是西方盟國位於民主德國蘇聯區內的一個孤立的小立足點。誠如蘇聯外交部部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所言：“柏林的遭遇，將會是德國的遭遇；德國的遭遇，將會是歐洲的遭遇。”

蘇聯政府決意迫使西方盟國放棄西柏林，於是開始干擾將食物與其他物資送往柏林的運輸過程；他們捏造各種借口，以便中斷公路、鐵路和駁船交通。蘇聯估計，西方盟國寧可放棄柏林，也不願為了防衛該城而開戰。

1948年4月，駐德美軍的最高級將領盧修斯·克萊（Lucius D. Clay）告訴美國參謀總長奧馬爾·布萊德雷（Omar Bradley）：“如果我們真心要護持歐洲，抵禦共產主義，就絕不能退讓。我們可以在柏林承受未達戰爭程度的羞辱和壓力，而不喪失顏面。如果我們動搖了，美國在歐洲的地位將受到威脅……而共產主義將橫行無阻。我相信民主的未來要求我們留在這裏，直到我們被強行逐出。”

6月，克萊發了一封電報給華盛頓特區的上級長官，在信中強調自己的立場：“我們深信，為了維護我國在德國與歐洲的聲望，留守柏林是絕對必要的；”他宣稱，“無論是福是禍，它已經成為美國意圖的象征。”

隨著蘇聯繼續阻撓對西柏林的物資運送，克萊建議派遣一支步兵師，護送卡車車隊穿越蘇聯控制的民主德國地區到柏林，以展現實力。但他的計劃被認為太過冒險，因為它可能引發美國與蘇聯部隊交火，進而擴展成更大規模的沖突。當聯邦德國於6月18日宣布采用新貨幣，因而在實際上讓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的經濟分裂正式化時，蘇聯即阻斷經由公路、鐵路和駁船進入西柏林的貨運線路，借以表達其不滿。

到了6月24日晚間，所有通往西柏林的陸路和水路都完全被封鎖。美軍在柏林的指揮官弗蘭克·豪利（FrankHowley）上校，通過無線電廣播安撫市民：“我們不會撤離柏林，我們會待在這裏。我不知道如何解決目前的問題（我們還沒想出辦法），但我確實知道一點：美國人民不會袖手旁觀，坐視德國人民挨餓。”

他並不是代表官方發言，因為盟國尚未決定要如何響應。但他們必須采取行動：柏林市只有足以維持36天的糧食，以及足以維持45天的煤炭。克萊再度提出其武裝車隊的計劃，又再度遭到否決。英軍在德國的指揮官布萊恩·羅伯森將軍（Brian Robertson）也不願批準這樣的行動。但他建議以另一種方式突破封鎖：通過空運為西柏林提供物資。

表面上，這是個十分荒謬的主意。根據估算，要供養西柏林的200萬人，每天至少必須運送1500噸左右的糧食，外加2000噸的煤和燃料。（理想上，每天將需要13500噸左右，但這是夏季的最低數量。）可使用的飛機只有道格拉斯C-47運輸機，每趟能載3噸左右。即便有小型英國運輸機協助，這一龐大數量的運輸任務也很難完成。

然而，空運補給的構想是唯一的選擇，否則就只能做出在政治上令人無法接受的讓步，並放棄這個城市。空運補給還具有另一項優點：穿越民主德國到西柏林的陸上通道，其使用條件在法律上並不明確；然而，往返柏林的空中走廊使用權，早已在1945年11月由盟軍與蘇聯達成書面協議。事實上，1948年4月，在蘇聯開始阻撓鐵路運輸之後，已有少量物資通過飛機運送到柏林。

因此，克萊下令開始進行空運補給。他以為自己很快便能找到更多飛機，而且空運補給只需運作數星期需運作數星期運作數星期—這段時間內，雙方將協議出化解此危機的時間內，雙方將協議出化解此危機的，雙方將協議出化解此危機的外交解決方案。

第一架從聯邦德國機場運載物資的飛機，於6月26日飛抵西柏林。在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的支持下—盡管某些顧問反對，他仍然給予空運補給正式的支持—運作規模慢慢擴大，到了7月中旬，每日運送的數量已達2500噸。

然而，盟國與蘇聯的外交協商卻毫無進展。當美國派遣B-29轟炸機—亦即1945年在日本丟下原子彈的戰機—駐守英國機場（將莫斯科置於射程之內）時，雙方的緊張局面隨之加劇。這些戰機並未配備核武器，但蘇聯並不知情。不過，在空運補給進行一個月後，戰爭一觸即發的威脅似乎逐漸減弱，而且情勢日益明顯：空運補給必須運作的時間將不只是幾星期而已。

較大型的C-54運輸機取代了C-47，前者可載10噸的貨物；不久之後，每天24小時、每隔3分鐘便有運輸機飛往西柏林。1948年7月底，威廉·特納將軍（William H. Tunner）受命指揮空運補給。他實施新的起降規則，以便將運載量增至最大，同時將意外發生的風險降至最低。

志願者團隊在柏林卸下飛機上的貨物，並比賽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工作。美國人稱此任務為“維生作戰”（Operation Vittles），英國人則稱之為“空運糧食行動”（Operation Plainfare）。到了10月，運送量已達每日5000噸。

蘇聯試圖用各種方式阻撓空運補給：派飛機貼近英美運輸機，進行騷擾；釋放擋路的阻攔氣球；造成無線電幹擾；對前來的運輸機打探照燈，有時甚至向它們附近的空中開火。但是，蘇聯從未過分到擊落盟軍任何一架飛機。

同時，駐守柏林的士兵和飛行員—幾年前，他們曾以敵軍占領者的身份抵達這座城市—則與市民緊密結合在一起，護衛市民的自由。飛行船降落在柏市民的自由。飛行船降落在柏林中央的一座湖上，送來了鹽，因為鹽的侵蝕性太強，不能用其他飛行工具載運；柏林人劃槳前來向飛行員獻花。

一位名叫蓋爾·哈佛森（Gail Halvorsen）的美國飛行員，開始在每次飛越柏林時，將巧克力棒、糖果和口香糖綁在手帕做成的小降落傘上從機窗投下，因而成為柏林兒童心目中的英雄。

很快地，其他飛行員紛紛起而效之，哈佛森的個人冒險行動於是贏得官方認可。超過3噸來自美國廠商供應和美國兒童捐贈的糖果被空投到柏林。當美國和德國采取一致的立場對抗共產主義時，強調美國兒童與柏林兒童之間的聯系，為空運行動賦予了極高的宣傳價值。

事實上，供應給西柏林的糧食，被用來當作對抗共產黨的武器；這一點，在道格拉斯公司（Douglas）於1949年制作的海報上得到明確的肯認。道格拉斯也是空運補給主力機型C-54運輸機的制造者。海報上畫著一個女孩兒舉起兒舉起舉起一杯牛奶，而天空中還有好幾百杯牛奶從經過的飛機上飄落下來。

在斗大的標題“牛奶……民主的新武器！”之下，海報解釋：“在今日為柏林而進行的外交戰役中，美國空軍使西歐數百萬民眾得以繼續懷抱對於民主的希望。自從去年6月以來，美國飛行員—他們所駕駛的幾乎全都是道格拉斯型運輸機，已將50多萬噸的物資傾倒入柏林市。”

1949年春，特納將軍決定舉辦一場壯觀的“復活節遊行”（Easter Parade），以展現盟國無論持續多久都將繼續進行空運補給的堅定承諾。到了199年3月，每日運送量已超過6000噸，但特納設定了更遠大的目標：要在4月17日復活節當天運送1萬噸物資。

維修時間表已排定，以便讓當天有最大數量的飛機可用，各機場的工作人員也準備要打破之前的記錄。地面工作人員和飛行員決心超越1萬噸的目標，結果在這次行動中，總共運送了12940噸物資。

這個成果鮮明地展現了空運補給行動的潛力，以及執行此任務的人員的堅定承諾。以“復活節遊行”為主題的報道，傳遞了一個清楚的信號道，傳遞了一個清楚的信號，傳遞了一個清楚的信號給蘇聯政府，並促成新一輪的協商；談判過程中，蘇聯終於同意從1949年5月12日開始解除對西柏林的封鎖。以運送為目的的飛行並未立即結束，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逐漸減少，以確保此作業在必要時能再度增強。

最後一次飛行發生在9月30日。空運補給進行了15個月，在此期間，約莫230萬噸的物資在超過27.5萬次的飛行中被運送到柏林。

隨後的談判未能針對德國或柏林的未來達成協議。柏林危機促使西方各國在1949年4月4日成立軍事聯盟，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NATO），為接下來幾十年的僵局鋪了路—對立的一方是美國及其盟國，另一方則是蘇聯及其盟國。這場冷戰的首役並不是用子彈或炸彈來打的，而是用牛奶、糖果、鹽和其他食料與物資。

接下來的40年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蘇聯的武裝力量之間從未發生過直接沖突。相反地，戰爭以間接的方式進行：通過雙方附庸國之間的戰爭，通過宣傳，並運用意識形態的武器—包括食物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