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文音：對我來說，書寫小說是一種「吞噬」，大量的吞噬，等於生活都必須要被包覆在創作的小說中，生活中其他部分就會被擱置，就像一個膠囊或太空艙一樣，我在裡面全心書寫。但現實環境卻不能讓我如此，這使我感到焦慮，因為必須為了經濟而難以回到書桌前寫作，一個作家沒辦法回到書桌前，就像一個戰士無法回到戰場，這本身就是個悲劇，為了不讓這個悲劇發生，因此我偶爾會跳脫開來游於藝。當然也因為我很羨慕過去的文人生活，古代的文人都是全才型的作者，琴棋書畫，沒有人說他們不務正業，不知為何現在就會被說成不務正業。西方的小說家都不會只當一個小說家而滿足，他們會拍電影、寫評論、寫劇本等等，把自己當作一個藝術家來度日，而不是只守住一個文類，但台灣相反地卻總是將創作者狹隘了。

我早年的文字比較簡約樸實，有幾年一直非常華麗，濃度很高（尤其是感情與愛情的書寫），這也讓很多讀者辨識了我的書寫腔調，只要一看就知道是我寫的。這是風格養成與辨識度高的培養時期。現在我已經辨識度很高了，所以到了「台灣島嶼三部曲」的寫作裡我就開始實驗：多腔調的複音書寫，集多聲百姓於一部小說，讀起來比較吃力，因為長篇小說不走傳統敘述，而改以百衲被的全景跳躍，拼貼得厲害，想要打破過去習慣書寫的語法。作品之間有演變的過程，現在又想回到主要人物敘述的寫法。在傳統裡找創新的寫作方法，即使作品失敗，我總想還有下一本。但不實驗這一本，下一本就是出不來。

●許悔之：螢火蟲還是星光，都很美好啊，文音。寫作真的很複雜，我曾經寫過一首詩〈七願足矣〉，在寫藥師琉璃光如來用手指磨藥救度眾生，其中有一句「如來以指磨藥」，在結尾時又重複了一次，我記得初稿寫完之時，已是凌晨三四點，我完全無法忍受自己又重複一次「如來以指磨藥」這樣的拙劣，遂不停地抽菸，繞室行走，如乩童念念有詞，覺得書房像個壓力鍋，我一直問自己，這一句要變成什麼呢？這一句要變成什麼呢？

我不停地點著一根又一根的香菸，直到靈感的手從虛空中抓到一個句子：

如來磨指為藥

手指變得越來越短了

那一刻，我覺得知道了什麼是「朝聞道，夕死可矣！」為了兩句詩，我抽了一包多的香菸，喝了四五杯的酒，完全無法忍受自己想不出獨特詩行的平庸，是的，平庸是藝術的敵人。

那個凌晨，天快亮了，我在完成一首詩的倦怠裡，又夾雜無比的高亢，以為自己是會飛行的鳥人。

●鍾文音：寫作我比較重視腔調，文字語感。但我的文字腔調在島嶼三部曲長篇小說就出現問題了，因為我大量使用台灣地方語彙與習俗，日語客語台語夾雜，很多語言只是腔調，沒有文字，因此用中文音譯，形成閱讀停滯。但我想只要願意緩慢閱讀還是能體會作者的語感與語意，甚至會產生怪異美感，從而萌生一種台灣獨有的島嶼多元美感。

雖然過去曾踏上許多錯誤的「彎路」，但過去的經歷也可以成為寫作的觀察養分，感情曾有的創傷也可以化為藝術的黑暗資財，經歷許多人事，都可以用一雙利銳的眼睛觀察這芸芸眾生，對於寫作也是有益的。只要「核心」的初衷不變，永遠都可以開始寫作的。因為「寫作」才是我最渴切的生活狀態。

寫作很像召魂，一種對回憶的勾招，對未來的想像。也是一種自我面目的釐清，一種對現實世界的回應。

回顧寫作生活，有個時間點如螢光記號，一直閃著微亮熒火，彷彿真切地要我深深記得它。那是某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首次來台灣，《聯合報》副刊邀請當時我們幾個新生代（當時我還是簇新新的作家啊，懸在胸前的得獎勳章還嶄亮耀眼）齊聚和高行健對談，與會的還有袁哲生等。

當時我們各自表述與提問高先生寫作（就像年輕人現在提問我們的），我清楚記得哲生當時問的是寫作的現實。後來有一回他跟我說：「不能問寫作這件事的意義，一旦問了就會不想寫了。」 還有一回，我和他參加金石堂書店的一個聚會，會後一起走到建國南路停車場取車。那是一段陰暗的停車場，我問他去雜誌當主編的工作還好嗎（那工作還是我介紹他去的）等等。

往後多年，我有時候會不經意地倒帶著這段同行的畫面，停車場的背後白燈光把我們的身影拉得長長的，那時他是怎麼決定要先離開我們的？還有我常想起紐約自裁的好友，還有辭世的故舊，前情人。想起這些先行離去的朋友時，我總想我繼續奔馳在這個已然失去亮度光環的文學荒原，因為他們拋下的世界，只有書寫可以替他們拾回他們曾經的存在，只要書寫繼續轉動，往事確實並不如煙。

●許悔之：文音，是的，寫作很像召魂，以前我也是夜貓子，深夜寫到凌晨，睡到中午，我的太陽從中午才開始升起，寫作真的像是螢火蟲在發光，在無止盡的時空裡，閃現出那一刻的光，照亮自己，或許寫得夠好，也有能力照亮別人一點點。

年輕時對文字的追求，我自己曾用「深沉的炫技」來形容自己對文字和心象世界的求索；現在的我，觀念和以前很不同了，如果我能夠決定自己的人生，如果人生有所謂的從頭來過，做一個更好的人，相對於做一個更好的詩人，前者比較重要。妳的書寫，確實很重視音樂性，大多是可以誦讀的，句子的長短參差，也看得出妳琢磨推敲的努力，在這一點上，和詩人沒有不同。是啊，古代的文人是全才型的作者，我們處的是一個分工的時代，我們以各種自己相信的身分創作著。

袁哲生和我同年，他因為研究所念比較多年，退伍後，他第一個工作是到我擔任主編的副刊，來當編輯，一位四年級的才華洋溢的作家推薦了他。不知道他心靈困境的人，都會以為袁哲生是個「笑話製造機」，在朋友之中，他總是不停地說著笑話，也總是逗得大家一直笑，我們的笑聲還沒有停止，他卻上吊自殺。除了袁哲生，還有弟弟般年紀的我的好友黃國峻，他也是選擇自殺。

作為國峻的編輯，我們其實很少談文學，可能大多都在談布拉姆斯，還有音樂與崩潰的界線，以及阻止崩潰，像颱風來前最美麗的霞光絢麗，絢麗無比。黃國峻自殺以後的那個冬天，其實是我心靈非常困頓的一個冬天，發生了一些事，那個冬天我一直在問自己，為什麼要活著呢？

那個冬天我都在抄經，也藉著抄經，從此之後，我沒再困惑自己為什麼要活著。

文音，可能妳忘記了，當我們同在一個報社工作時，我們很少講話，但知道彼此都在寫作，偶爾匆匆一見，相互微笑。1998年的農曆大年初二，我的父親死了，農曆年後，妳帶了一本佛經送給蓄著鬍子來上班的我，那是一本《地藏菩薩本願經》。文音，現在的我相信，有心有願就有力。

大菩薩們總是「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文音，我的願望小小的，我希望再寫一些好詩，有鹿文化出版更多好書，我自己成為更好一點點的人。

更好的人，意指著多一點慈悲、多一點智慧的人。

緣起，無常，無我，空。

無常之中，看著和我們結緣的有緣眾生，理應合掌。

（2015-07-27 聯合報 鍾文音、許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