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走得太近，文化組織和知識分子沒有獨立性，一直為人詬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人變官僚”，知識分子在協會組織中混個頭銜，變得官架十足，一些人甘為溜須拍馬的奴才，以手中之筆為當權者歌功頌德。二是“官僚變文人”，很多附庸風雅的官員，不知自己幾斤幾兩，以為編個打油詩就能出文集，寫個毛筆字就到處題匾，這些官員來到文聯之類的地方，搖身一變成了文人，結果貽笑大方。文：薛之白（聯合早報網編輯）

（聯合早報網專稿）湖南耒陽市文聯主席熊艾春最近火了。他因不滿自己寫的幾首詩作遭網民差評，前往耒陽社區網站找人理論，並憤怒地砸毀了辦公室電腦。

此事本身已經夠奇怪，更奇的在後面。熊艾春砸完電腦，還在現場留字“熊艾春怒砸社區電腦”，大有《水滸傳》裏“殺人者打虎武松也”的霸氣。然而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就這短短一句話，竟然出現了兩個錯別字，成了“熊艾春恕燦社區電腦”。

該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議，熊艾春一夜之間成了笑柄。有人翻出他的詩作，發現果然“非同凡響”。有網民戲稱，熊的詩詞堪與郭沫若、王兆山等人的作品媲美，亦有人模仿“熊艾春體”寫詩，作為調侃。熊艾春恐怕沒有想到，幾首詩讓自己成了網絡狂歡的對象。

熊艾春的寫詩水平究竟如何？他又是怎樣成為文聯主席的呢？

熊艾春的詩作水平

把政治性評論且放一邊，先談文學性。文學雖不同於科學之嚴格精確，但也有評價標準，有高下之判。對於詩歌這種體裁來說，格式和韻律的美感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好的詩歌還應字句凝練、蘊含豐富，引發讀者的想象、共鳴、思考，如果僅流於表面，則只能算是打油詩或者順口溜。千百年來，詩歌一直在發展，清代趙翼在《論詩》中寫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但是，無論詩的形式怎樣變化，終究萬變不離其宗，即便是對於充滿爭議的現代詩，也不可能完全脫離以上框架來評定。

熊艾春的“詩”，則讓人有點摸不著頭腦了。比如這首《耒陽贊四》：

耒陽天下第一福地，竹海第一福地中央。
身在福中要惜福呀？惜福才會福多多啊！
舞文弄墨文人事呀？吹毛求疵很不好啊！
勸君不要肝火旺呀？弘揚正氣才正常啊！

相信讀者都會有疑問：這究竟算個什麽詩呢？一堆“呀”、“啊”的語氣詞在句子中湊數，毫無韻律的美感，另外，像“惜福才會福多多”、“弘揚正氣才正常”這樣的話，更像是大白話或者口水歌的歌詞，與詩沾不上邊。由此觀之，網民批評其詩作，恐怕並非是“吹毛求疵”，熊艾春這“舞文弄墨”的水準，也確實是低了點。

郭沫若、王兆山與熊艾春

在網上的評論中，有人拿郭沫若、王兆山與熊艾春相比。事實上，熊艾春的文學素養恐怕還不如中文系畢業的王兆山，更不用說和當年的文學大家郭沫若相提並論了。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在報紙上發表《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該詞被指替地震遇難者“表態”，輕佻虛浮，視生命如草芥。

王兆山遭到人們的口誅筆伐，“兆山羨鬼”也成了當年網絡流行詞。

身為近現代著名文學家的郭沫若，因其在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的表現而受到批評。比如其作品《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這首詞創作不久，“四人幫”被抓，文革結束，郭沫若立即又賦了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表示“擁護華主席”，他的政治品格也因此廣受質疑。

客觀地說，王兆山的填詞水平並不怎麽樣，郭沫若在建國後的詩作也早已淪為笑柄，不過人們對二者的批判大多集中在其向當權者諂媚、失去文人操守的方面。相比來說，連“怒砸”二字都不會寫的熊艾春，恐怕連文人都算不上，這次被炒得火熱的砸電腦事件，更像是社交媒體上的一場網民圍觀看熱鬧連帶自娛自樂的狂歡。

事件背後的一些思考

針對熊艾春砸電腦一事，耒陽市文聯的副書記、副主席肖希向《成都商報》稱：“可能腦子出了一點問題。這段時間他（熊艾春）沒有上班，一直在療養。”另據《京華時報》報道，耒陽市文聯工作人員稱，熊艾春十幾天前出現精神障礙，需要藥物才能控制。

不管熊艾春是否真的精神出了問題，其擔任文聯主席的履職經歷，已充分體現了中國的文化社團人事管理裏的官本位思維，這一點在本次事件中也被媒體拿出來檢視。

公開資料顯示，熊艾春畢業於湖南省農業學校，中專畢業，函授大專學歷。曾擔任耒陽市余慶鄉宣傳委員、耒陽市委宣傳部文明辦副主任、主任，耒陽市市宣傳部副部長。2014年6月，熊艾春當選市文聯主席。

人民日報海外網微信公號“俠客島”刊發文章《應該反思耒陽文聯主席是否勝任、是否是南郭先生》，文章指出，文聯、藝術協會等，專業性強，如果帶頭人沒有兩把刷子和一定的文學藝術修為，斷難服眾。然而現實中，這些組織已變成退休官員俱樂部，很多官員進入了文化圈，趕鴨子上架，附庸風雅，鬧出了笑話。

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走得太近，文化組織和知識分子沒有獨立性，一直為人詬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人變官僚”，知識分子在協會組織中混個頭銜，變得官架十足，一些人甘為溜須拍馬的奴才，以手中之筆為當權者歌功頌德。二是“官僚變文人”，很多附庸風雅的官員，不知自己幾斤幾兩，以為編個打油詩就能出文集，寫個毛筆字就到處題匾，這些官員來到文聯之類的地方，搖身一變成了文人，結果貽笑大方。

文聯主席“恕燦”電腦，究竟是官員的恥辱，還是文化的悲哀？中國民眾在議論的同時，大概都不希望這種人、這種事以後還會再出現。（聯合早報，2015年0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