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延續閱讀 》》習近平·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中國經濟網編者按:3月28日,首屆“中國文化產業智庫論壇暨中國文化產業智庫工作會議”在西安召開。中國經濟網文化產業頻道專欄作者、中國文化產業智庫研究中心發起人、首席科學家、中國藝術產業研究院副院長西沐在會上指出,一帶一路雖然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但它是用文化將歷史、現實與未來連接在一起,成為中國面向全球化的一個戰略架構。所以,站在這個視角下,文化是一帶一路的靈魂,文化產業是其中的戰略基礎。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中國提出的,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驗與中國發展的一種全球化共享。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之所以會成為今天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戰略架構,我認為最為核心的是,一帶一路雖然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但它是用文化將歷史、現實與未來連接在一起,成為中國面向全球化的一個戰略架構。所以,站在這個視角下,我們講,文化是一帶一路的靈魂,文化產業是其中的戰略基礎。
(Feature Photo:Kyrgyzstan Tash Rabat by PhotoFass,500px.com/PhotoFass)
一、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背景
1.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提出與實施,最大的背景就是全球化。而在全球化背景中,最為重要的是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在當下全球化發展出現的新的趨勢,對這一趨勢的梳理可以簡要的歸納為:從冷戰時期的二極世界到蘇聯解體後的一極世界,再進一步發展到由於經濟、科技全球一體化催生下的全球多極化格局的逐步形成,在這一大趨勢的進程中,亞太地區的發展活力,以及中國的快速發展越來越被關注,這是全球多極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點;二是與全球多極化的發展相對應,全球化發展的中心已經在開始出現新的變化,美國、歐洲、亞太以及新的經濟體,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不斷發展演變,舊的格局正在被一點點打破,特別是中國的不斷崛起與亞太整體競爭能力的提升,正在成為全球化發展中的重要一極,並會不斷成長為全球化最富活力的中心。
2.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在中國面對更加復雜的重大挑戰,在全球化背景下應對挑戰的戰略框架。當下中國發展遇到的重大挑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問題;二是國際化問題;三是有可能國際化的國內問題。國內問題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內需的激發與擴大,內陸與沿海經濟的平衡發展及能源、環境等問題,在新常態下,這些問題與挑戰,在一帶一路戰略架構中可以尋找更多的機遇、可能與發展的空間;國際問題最為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國際綜合競爭能力,不斷推動中國經濟的國際化與提升人民幣在世界貿易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即人民幣國際化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下,都會有更多的發展可能與發展前景。
3.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發展的內在需求,而文化產業則是重要的戰略基礎與融合性戰略產業。一帶一路為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帶來新的戰略機遇與空間。我們知道,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我用兩句話來總結,第一句是促成了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的根本改變,第二句話是取得這樣的成就,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要素投入、成本到資源控制效率這個角度來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等許多方面已經達到了必須要改變的極限,到了一個極限狀態。所以說在這個時候我們把文化產業的發展當做一個國家戰略提出來。這其中有兩個大的背景,一個背景就是目前從我國人均GDP來看,已經到了一個消費結構快速轉型的時期,2003年我們的人均GDP到了8700,據估算到2020年,我們的人均GDP達到1.27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這種消費結構的快速轉型裏面,文化消費的迅速崛起是非常重要的體現,這是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我們積極實現新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問題,因為不合理的投資結構與產業結構,已經造成我國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和生產產品的大量剩余,到了今天我們必須要重視並且要盡快加以改變這種狀況,而改變這種狀況無非我們有兩個方面要進行轉型:一個就是發展方式必須要轉變,另一個就是必須要尋找新的發展領域和新的發展資源。關於新的發展方式大家討論的比較多,在這裏我重點談一下新的發展領域和新的發展資源的問題。新的發展領域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尋找新的發展領域方面,互聯網是重要的發展領域,而一帶一路戰略架構下的全球化則是更為龐大的領域與空間,文化藝術產業也是一個新的發展領域;新的發展資源首先就是文化藝術資源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源,而一帶一路戰略架構下帶來的新的資源更加豐富、更加多元、更易進行價值的整合,對文化產業的發展來講更是如此。文化產業的戰略地位與作用,僅從產業發展層面就可見一斑。
4.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國際社會合作協同、和諧發展的共同需求。從目前來看,中國的崛起需要有兩個大的前提:一是要有強大的國力和不斷創新發展的競爭能力;二是要有和諧、合作與共同發展的國際環境。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在當下來看,對我國國力的增強及競爭力的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更為關鍵的意義,我認為在後者,即通過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框架,可以與廣泛的國際社會加強互利合作,建構雙邊、多邊或者是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的框架與平臺。在這一架構與平臺上,可以通過資本的聚合,通過投資大量的公路、鐵路、港口、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來實現互聯互通,並在此基礎上,真正實現東亞與歐洲這兩大經濟發展極間的經濟、文化等的交流、互補與合作。同時,在這種互聯互通的合作中,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也會不斷受益。在這一戰略架構下,中東、非洲等地區也會不斷地受益。可以這樣說,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架構下,通過資本的聚合與互聯互通的戰略突破口與抓手,中國發展模式也會不斷被國際社會所認可,而這種認可與平臺的建立,很可能在今後不遠的將來,會引發新的一輪多邊、多元化的戰略合作的潮流,從而進一步從縱深加快加深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二、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定位。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定位,從目前看至少可以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1.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功能性戰略,而是一個超級的綜合性的構想,這個構想的落實,關鍵是要變中國的倡議成為國際社會共同的共識,這就需要通過多層面、多渠道的雙邊或是多邊合作或是交流,取得在發展上的共識,共同打造文化互認、政治互信、經濟互融、產業互容的利益共同體,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文化共識與價值的認同,來建構面向未來的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這既是各相關國家發展的需要,也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落實的需要。而要實現這一點,其中,最為重要的前提是通過文化產業的發展來進一步落實文化共識與價值認同。
2.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基於歷史發展的脈絡,建立在文化共識之上的經濟合作倡議,強調的是合作機制與平臺的建立與建設,突出在合作機制與平臺的建設過程中,貫徹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充分照顧各方面的具體利益及相應的區域發展地位,中國不會把一帶一路格局的建構當做地緣戰略的工具,而是著眼於開放、包容的建設態度。由此可見,文化共識的達成與取得是落實這一合作倡議的基礎,而文化價值的融合與新價值建構的形成是保障,但要落實這一基礎與保障,文化產業的發展可以說是主要的一個戰略路徑。
3.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亟需突破口及落實的抓手。現在我們看到的突破口主要是,利用資源優勢,通過一帶一路格局中的互聯互通來實現雙邊或是多邊的國際合作,從而推動地域經濟發展,我們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建立絲綢之路發展基金就是構築突破口的有力舉措。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主要抓手就是首先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所建立的雙邊或是多邊合作機制,建立一帶一路的合作平臺,重點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如公路、鐵路、港口、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合作建設,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經濟合作發展,如合作建設產業園區,在產業鏈整合中進行產業轉換和產能轉移。其實,在突破口的選擇方面,還有一個更具需求優勢、為具有親和力與認同性極高的產業,那就是文化產業。所以,在資本聚合的過程中,如何根據合作國家的文化資源特性,建構不同價值形態的文化產業合作發展平臺,通過產業資本來發展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有競爭力的文化產業業態,從而實現保護不同的文化生態,這是極為重要又極具戰略前瞻性的突破口與重要抓手。
以上三個不同層次的文化產業戰略定位,從宏觀、中觀與微觀等方面勾勒了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定位,這為進一步探討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認識,取向及維度打下了基礎。同時,這也從一個方面,探討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在一帶一路戰略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
三、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幾個誤區
隨著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不斷展開與深入,人們的認知也出現了多元化及不同層次的取向,特別是對文化產業的發展問題。具體來講,對文化產業戰略在一帶一路格局中的認知,有以下幾個誤區需要我們加以關注與重視:
1.強調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格局中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合作的博弈問題,忽視了文化及其產業在其中的歷史與融合的基礎作用。大家都看到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中國不斷嘗試通過雙邊、多邊等機制與周邊及世界共同尋找依存共贏發展的路子,可以說是中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走出去的關鍵。與美國先軍事合作再經濟合作的方式不同,中國走的是先文化、再經濟、再安全的基本路徑。在這裏,文化及其產業的戰略基礎與緩沖作用不可忽視。目前,我們看到通過雙邊或多邊機制的合作國家,特別是我們的周邊國家,往往會出現在合作過程中不斷反復,這種反復除了爭取更大利益之外,對戰略的指向與意圖的不同理解不認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文化共識及其產業的基礎戰略的地位與作用,不失為一個重要的認知向度。
2.一帶一路不僅僅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它更是一個建立在歷史文化概念影響的基礎之上的一個文化影響力的概念。大家都知道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它貫穿的空間包括歐亞大陸,東邊連接經濟繁榮並具活力的亞太經濟圈,西邊連接經濟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在這兩大經濟圈之間,涉及中亞、南亞等數十個國家的廣泛地域,而在這些廣泛的區域中,政治勢力與政治格局復雜,美國的影響力大,不少區域可以說是根基深厚,在這種廣度多維的區域空間內,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政治、經濟手段則易形成硬碰撞。所以,如何淡化一帶一路的空間概念,通過文化及其產業先行,通過文化影響力概念來淡化地緣政治效應,逐步形成共識與相互信任,達成諒解,則更易架構一帶一路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同時,這也有利於發揮傳統文化及其資源的巨大優勢。
3.在一帶一路的架構中,過分強調互聯互通過程中的經濟合作關系,特別是把基礎設施的合作建設,如鐵路、公路、港口、能源、通訊等項目的合作作為戰略突破口與抓手,而忽視了一帶一路互聯互通過程中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及文化平臺的合作機制建設。事實上,通過雙邊或多邊文化交流與合作機制,在文化共識形成的基礎上,不斷建構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享利益、共識推動的文化平臺,不僅可以整合豐富的文化資源,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發展長效機制與產業優勢,共築民意基礎。同時,在文化及其利益的共享中也會進一步提升對一帶一路的認同感。
4.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規劃與實施的過程中,文化產業的戰略後置問題比較突出。任何一個戰略都必須要有相應的突破口與抓手,充分發揮我們的資本優勢與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勢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後置文化及其產業發展的戰略部署的趨勢,應值得警惕。大家都知道,在國際交易與貿易的過程中,文化具有其它無法替代的先天優勢,一帶一路的多元互聯互通,在巨大的要求中,文化的積極介入勢不可擋,以項目為抓手,以資本為紐帶,以平臺建設為根本,充分發揮文化及其產業的先行優勢,有利於形成平等與尊重的氣氛,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實施由獨唱到合唱。
四、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的取向與維度
在一帶一路格局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討論中,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在系統研究與分析的過程中,我們認為其戰略的取向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一是戰略先行;二是建構平臺機制;三是發揮多元效應。也可以將以上這三個方面簡要地概括為:在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及其產業的發展戰略要前置,一方面可以建立共識,清除戰略誤解,減少摩擦或沖突,另一方面,文化產業作為一個新興業態,也可以豐富與壯大一帶一路的戰略內涵與規模。文化的交流、資源的整合開發、產業的規模發展,一定要建立在平臺機制的形成上,這樣既可以提升有效性,又可以持續並做大規模。文化及其產業發展的多元效應,不僅僅包括短期與長遠效應、戰略與策略效益、資源與產業的效應、民意與認同的效應,而且最為關鍵的是,文化及其產業戰略的有效架構與落地,對最大程度地發揮一帶一路戰略的長效作用,推動形成中國崛起的戰略局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以上戰略取向的分析研究的支持下,我們認為,文化產業在一帶一路的格局中的戰略維度,重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戰略共識維度。從以上的分析與研究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總的來講,基本的戰略共識有三個:一是文化產業戰略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是一個急需要在規劃過程中需要前置的一個戰略;二是文化及其產業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格局中的重要突破口與抓手,其意義不低於基礎設施在互聯互通中的戰略地位與作用;三是文化及其產業拓展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內涵與視角,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重要基礎。
2.戰略資源維度。文化資源是一帶一路發展中的極為寶貴的戰略資源。在一帶一路格局中,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生態,它們基於不同的民族與文化特性,培育著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文化傳統及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多元、豐富的文化資源進行系統的挖掘、整合,並使之能夠有效地流動與充滿活力,才能有效地激發不同文化背景參與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積極性,真正實現文化資源的融合、共同發展。也只有在這些文化資源的流動、融合、共生與競爭中,才能形成共識,達成認同。
3.戰略平臺維度。戰略平臺主要是指在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平臺化機制。而這種平臺化的機制主要包括5個方面:一是文化交流的平臺化機制;二是文化資源流動,包括文化資源資產化、金融化發展的平臺化機制;三是各種戰略力量聚合的平臺化機制,包括政府的支持,企業、社會及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產業市場支撐體系的參與支持等;四是基於不同文化背景及利益訴求而形成的雙邊、多邊或者是區域化的平臺發展機制,這都是文化產業戰略平臺的重要組成部分。五是新科技融合,特別是互聯網、通信及信息管理技術融合,以及大數據技術、雲服務平臺及物聯網的快速發展,為平臺化戰略維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4.戰略資本維度。資本及其市場是一帶一路文化產業戰略推動的核心力量,沒有戰略資本及其市場的存在,就難以形成一帶一路格局中的文化產業戰略。所以,戰略資本維度是文化產業戰略格局中的重中之重。戰略資本的形成主要是依靠資本市場,在一帶一路架構下不斷發展統一的文化產業資本市場十分重要。為此,應該重點關注:一是充分發揮絲綢之路基金及亞投行機制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關注與投資;二是可以設立專門的文化產業發展基金;三是重點發展一帶一路格局下不同層面的產業投資基金與股權投資基金。
5.戰略產業鏈整合維度。產業鏈整合是針對文化產業的發展特質而確立的。我們知道,文化產業的核心是創意,所以它的產業鏈構成比較復雜,從創意、設計、生產制造,再到流動銷售、消費,產業鏈較長。因此,如何發揮我們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先發優勢,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在全球整合配置產業資源,按照產業分工與整合的內在規律,合理布置產業布局與產業鏈布位,不斷在高端、戰略產業鏈整合中占有主動權,是有效利用戰略產業鏈整合策略,整合產業資源,拉長產業鏈,做大產業規模的關鍵。
6.戰略效應維度。文化資源、文化傳統的雄厚與悠久,以及文化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是我們實施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戰略並產生戰略效應的基本前提。在這裏,影響力的形成不是抽象的,它是共識形成的基礎及產業影響力不斷作用的結果。所以,戰略效應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大的方面:
一是基於共識的戰略認同;
二是基於廣泛合作交流的國際形象的樹立及國際影響的產生;
三是基於文化競爭力基礎之上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四是通過共建共享機制,彰顯尊重歷史文明,積極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文化自信與勇氣。(2015-03-28 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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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教育什麼樣?(下)
互聯網時代,教育的三維空間被移動互聯技術再造,傳道授業打破了空間限制,你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學習哈佛、斯坦福、北大的課程;上課讀書掙脫了時間的枷鎖,坐車時、吃飯時、候機時……你可以在任何時間通過手機進入“課堂”,聆聽老師教誨;校園圍墻“失靈”了、作息時間表“失靈”了、課程表“失靈”了,傳統的教育平臺、教育理念、教育體系也正在“失靈”……上一期,我們觸摸了“互聯網 教育”帶來的公平、自助、大數據,本期文教周刊繼續觸摸“互聯網 教育”帶來的變革和憂思。——編者
觸摸空間:教育大道無疆
李萌是江蘇一所二本院校的學生,沒考上心儀的南京大學是她揮之不去的遺憾。偶然的機會,她找到了“慕課”,登錄了“MOOC中國”網,驚奇地發現,在這裏能學習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陳昌凱的課程。沒考上南大,也能聽南大的課?李萌有些激動,通過網絡聽課,跟隨陳老師學習心理學課程,並在網上完成隨堂練習,參與在線討論。她高興地告訴記者:“如果成績合格,就能得到課程結業證書。”
“慕課”(MOOC)是什麽?就是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已有超過7年的歷史。登錄“慕課”網站,在家就能學習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財務會計導論》、杜克大學的《圖像和視頻處理》、密歇根大學的《模型思維》、北京大學的《流行病學基礎》……世界一流的老師將親自為你視頻授課,學生可以隨堂測驗,在課堂討論區發帖、回復、評論,這些都會計入課程成績。
想當年,大教育家孔子傾其一生,弟子不過三千,現在一門“慕課”,上萬人平常稀松。2011年,斯坦福大學教授吳恩達把課程搬上了互聯網,一門課的註冊學生就突破了10萬人。即便孔老夫子在天有靈,恐怕也會自嘆弗如。
“運用互聯網思維,將已有的教育模式、內容、方法、體系進行重新設計,社交化的‘眾幫’表現得非常明顯,6萬人的討論區輕松愉悅。”浙江大學教師翁愷說。
“互聯網 教育”,推倒了學校的“圍墻”,各種在線教育資源得以輕松共享。在江西省南昌市青雲譜學校,英語老師周敏輕點幾下鼠標,登錄“一起作業網”,來自全國重點名校的30萬道最新真題題庫便呈現在眼前。不大會兒,一套高水平的試卷就組合好了,不久後,周敏便拿到了學生的電腦答卷成績,不僅有得分,還有每個學生的失分點。“以前我們都用上學期的試卷,習題遠遠沒有網上的試卷靈活和貼近時效。有了互聯網,效率和質量都大幅提高!”
“現在的教育時代是一個沒有邊界的時代。在未來,誰能把教育做得邊界無限,誰就占據了教育的制高點。”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俞敏洪一語中的。
觸摸時間:學習聚沙成塔
小王是華中師範大學的大三學生,家境貧寒,勤工儉學擠占了他大量時間。這不,4月11日一大早,他就擠上了公交車,靠著一個欄桿站穩,便打開了雲課堂手機客戶端,一堂課學完,他也正好到站。
小王或許不知道,他是目前中國8億多手機上網用戶中的一員,與以往的電腦“固定”互聯網教育相比,手機又賦予互聯網教育諸多方便。有了移動互聯網,人們零零碎碎的時間就有了新的價值,等車、候機、排隊……碎片化的時間,碎片化的知識,聚沙成塔,誰說不能做成大事呢?
“人們熱議的互聯網思維,或許要升級為2.0版,變為移動互聯網思維。”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說。
說起來,教育不僅僅是在校學生的事情,終身學習的理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互聯網提供了種種可能。這不,某知名品牌化妝品銷售員趙力勤已經受益匪淺。上崗不久,大量顧客對林林總總化妝品的功效、適用年齡、適用膚質等提出諸多疑問,她顯然力不從心。移動學習及時“解救”了她,公司在每個銷售員的手機上安裝了業務培訓系統,不僅能讓這些天南海北、很難集中到一起的銷售員隨時隨地學習,還能讓銷售員把顧客信息發回公司控制中心,從而實時接收詳細的美容指導。
“移動教育目前有八大模式。”互聯網教育研究院創始人兼首席研究員呂森林指出,第一種是課堂,把傳統的視頻答疑、在線聯系功能轉到移動端上,即“移動版網校”。另外還有專用APP(應用程序)、掃題APP、答疑APP、學習機、微課程、遊戲化學習等。
“移動學習方便、快捷的特點,得到了龐大移動終端用戶群體的認可,有用戶主動尋找、下載、使用學習類的應用,尤其是中小學及大學生。但是在學習者整個學習行為中,移動學習尚未形成學習方式的主流。”移動學習資訊網發布的《中國移動學習產業研究與咨詢報告(2014)》指出。專家分析,未形成主流的原因是用戶習慣尚未形成,用戶體驗不佳,基於書本和面授的學習方式還居於主流。
“隨著移動帶寬不斷增強、價格不斷走低,帶寬和流量問題在未來一兩年內會得到大幅改善。”呂森林說,“移動教育是互聯網教育的下一個金礦,有非常好的前景。”
觸摸現實:發展任重道遠
“互聯網 ”時代,給教育帶來空前機遇,特別是教育平臺的技術再造,導致教育思想、教育結構、教育方式、教學方法、教學管理的巨大變革,既讓人無限憧憬,也帶來諸多新的問題和挑戰,令人憂思。
憂思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有可能會加劇教育的“馬太效應”。
“互聯網 ”會推進教育資源利用的最大化,但對欠發達地區的師生來說,技術設備無疑是橫亙在他們面前的一道鴻溝。當城市幼兒將平板電腦玩得飛轉的時候,鄉村教師甚至連筆記本電腦都沒摸過;當城市孩子通過WiFi信號用平板電腦完成家庭作業的時候,農村學生家中還沒有網線……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恐怕會逐漸呈現。
教育部日前發布的《全國教育信息化工作專項督導報告》顯示,部分教師特別是農村教師信息技術應用水平不高,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和教學組織形式沒有根本性改變。
“一起作業網”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劉暢曾走訪過不少中小學。他發現,在貧困山區的小學教室裏,電腦有了,互聯網也通了,但問題在於,“老師和學生沒有辦法把設備用得更好”。
“對於最偏僻的農村教學點,現在的方式是由高等學校或者地方去做這個工作。但沒有一個機制把各方形成一個共同體。”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洪宇建議,應該讓教學點與它最近的中心小學建立對口聯系機制,還需要通過網絡技術、教育考試等方面的立法來保證。
憂思二:雖然有技術進步的倒逼,但教育流程再造尚需時日。
“很多地方錯誤理解了‘人人通’,以為只要搭建一個平臺、給每個師生開設一個賬號就達標了。”清華大學教授蔣東興說。
技術倒逼改革!在互聯網技術的推動下,課件搬到了電腦,講課融進了網絡,技術的發展推動了教育的變革,但教育理念、教學模式、學習方式等方面的流程再造尚未完善。政府主管部門大多缺乏“互聯網 ”的戰略規劃,對“互聯網教育”的重視僅僅局限於資金的投入;學校缺乏整體布局,局限於學科教學上的單兵推進,尚未建立起新的管理流程;教師僅限於課題教學的淺層應用,沒有形成一整套的教學流程;學生受制於學校、任課教師和家庭條件的諸多限制,無法系統地運用互聯網資源學習課程。
“針對教師能力水平差異和個性化需求,設置分層級的立體式培訓內容體系。創新培訓方式,重視學用結合,開展以教學實踐能力為導向的教師培訓。組織教科研隊伍、專家、名師等將信息化環境下的教學、教研、管理活動創新作為課改的重要內容,開展信息化教學新模式、新方法的研究與應用。”《全國教育信息化工作專項督導報告》提出對策。
憂思三:“移民”教師對“原住民”學生有種種不適。
“這些孩子兜裏揣著iPod,玩著PSP,作文裏寫的‘火星文’我看都看不懂,真是很難理解。”58歲的王曉玲老師發出無奈的感慨。她最近越來越苦惱,學生們在微信朋友圈裏交流各種想法,傳遞各種動態,不會用微信的她束手無策,“感覺拿學生沒辦法”。
如今,很多學生是互聯網“原住民”。他們一出生就生活在互聯網環繞的環境裏,有的在嬰幼兒時期就能熟練地把玩智能手機。這些“原住民”,無論是應用互聯網的能力,還是因之生成的獨有的學習習慣和思維方式,都是“非原住民”難以理解的。
與之相對,很多教師和家長,尤其是年紀較大的教師,是中途被迫接受互聯網的“移民”,在技術的掌握上,尚且有各種培訓班來幫忙,但在思維方式和學習習慣上,他們只得被迫“追趕”這群生活在互聯網中的學生。
……
“互聯網 教育”,對一些人來說是信息高速公路,但對另一些人而言可能就是千溝萬壑。但不管如何,由互聯網引發推動的教育大發展、大變革已經洶湧澎湃,勢不可擋,著實令人期待。
“互聯網 教育”,一切皆有可能!
張爍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23日 18 版)
互聯網+教育什麽樣?(上)
“互聯網+”,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一些業界人士為之“喜大普奔”。近年來,互聯網像點石成金的魔杖一般,不管“加”上什麽,都會發生神奇的變化:“加”商品變成了淘寶、京東,“加”貨幣變成了支付寶、余額寶,“加”手機變成了微信、視頻通話,“加”出租車變成了滴滴打車、快的打車……很多人把它跟電的發明相提並論,並將互聯網時代稱之為一次新的工業革命。那麽,“互聯網+教育”,又會發生怎樣奇妙的“化學反應”和深刻變革?從本期開始,我們將連續兩期觸摸、點擊“互聯網+教育”。—編者
觸摸公平
新學期伊始,首都北京。語文課上,清華附小的孩子們正在學習《丁丁冬冬學識字》,如果不是特別提醒,天花板上的攝像頭和話筒很難被人發現。課堂要求學生觀察、思考、對比、討論,發現象形字和形聲字的奧妙。授課老師沈美註意尊重學生的每一點新發現,適時擴展教學面,舉一反三。
此時此刻,千裏之外的貴州遵義、河南滑縣……全國1000多個小學的孩子們,也在《丁丁冬冬學識字》的課堂上,只不過黑板變成了屏幕,但“站”在他們面前的依舊是沈老師。
原來,是當地的遠程教學站實時接收到了清華附小的精品課。在這樣的課堂上,孩子們學到了知識,一同聽課的老師也眼界大開。貴州遵義的教師通過遠程教學站實時收看了這堂課,並與沈美進行了在線互動。課後教師間還通過微信群、QQ群、公共郵箱等方式,建立起聯系。
首都北京和偏遠地區之間的師資差距,一下子縮短了許多。這,就是“互聯網+教育”的魅力。
眾所周知,義務教育發展不均衡是多年來困擾中國教育的桎梏,學區房、擇校生、占坑班等社會亂象,無不與此相關。這種不均衡表現在地域之間、城鄉之間、校際之間,成為各級政府亟待破解的難題。其中,師資差距問題是難中之難。假以時日,即便相對落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追上來了,教育“硬”差距縮小了,但師資、管理等方面的“軟”差距依然存在。如何破解?互聯網給出了一種新方法。
教育部日前發布的《全國教育信息化工作專項督導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國6.4萬個教學點全面完成了“教學點數字教育資源全覆蓋”,農村邊遠地區長期缺師少教、國家規定課程無法開齊開好的問題得到有效緩解。陜西省所有教學點均已開齊國家規定課程;河南省90%以上的教學點能利用設備和資源開出音樂、美術等課程;福建省開齊國家規定課程的教學點比例較以前提高了21%。
“我快退休了,唱不好、畫不好,更談不上什麽樂理知識、繪畫知識了,音樂、美術課不能正常開,實在有苦難言。”安徽省青陽縣酉華鎮二酉教學點教師秦發青說:“現在好了,在線課堂屏幕裏的專職教師教得既精彩又專業,還能和我們的學生互動,一下子解決了這個困擾多年的難題!”
強校伸出援助之手,用互聯網拉近了與薄弱校之間的距離,在一個新的層面上,讓教育公平前景可期。清華大學扶貧辦主任黃麗介紹說:“清華大學的遠程教學站已經覆蓋了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中的522個,附小的課堂就是通過這些網絡,便捷、迅速地傳遞到3000多個教學站。”
觸摸自助
陸小川和陸小溪是對雙胞胎,他們的父母做小生意,既沒時間也沒能力輔導孩子。因為缺少練習,小川和小溪說的英語被同學們戲稱“有股烤地瓜味兒”,倆孩子總是自卑地低著頭,對英語漸漸失去了信心和興趣。
星期六的一天,這哥兒倆按照老師的要求,登錄“一起作業網”,選好年級、單元,頁面就自動生成詞匯、聽說、聽力練習。他們驚喜地發現,與尋常作業不同,這些練習其實就是電腦遊戲。比如“農場英雄”,朗讀紅色文字的內容,就能指揮小鳥擊退入侵者;比如“海豚樂園”,發音的標準程度決定了海豚跳的高度,如果完全標準,海豚就能得到全部星星……互聯網通過耳機和麥克風與學生“對話”,一輪遊戲結束,語音識別系統將自動生成分數,糾正學生發音。
哥兒倆完成作業後,系統自動將沒掌握的知識點讓他們再次練習。因為身邊沒有哄笑,心理放松,哥兒倆越練越自信。練習結束後,朗讀存入了電腦,供老師課上使用;分數自動短信通知了他們的父母……在互聯網的幫助下,小川和小溪英語水平迅速進步,哥哥在英語演講比賽中還得了獎。
兩千多年前,孔子杏壇講學,口口相傳,完全倚賴於老師。一千多年前,活字印刷術迅速發展,文字典籍大量復制,師生得以初步分離。如今,只要接入互聯網,海量知識就會撲面而來,無論是哈佛大學的課程,還是一線科研的成果;無論是視頻教學,還是線上答疑、討論;無論是身處著名大學城,還是在偏遠的小山溝,都能依靠互聯網的力量學習。“互聯網+教育”,讓學習由“套餐”變成了“自助餐”,因材施教變成現實。
重慶西南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堂課與眾不同。余弦定理課上,卓忠越老師開篇就答疑解惑,引導學生進行理解應用。明明是新課,老師怎麽不講課呢?原來,在這堂課前,老師就將自己制作的知識點微視頻發布在校園網上,學生自主學習,並在平臺上和老師、同學互動。在這個過程中,大量分析數據提供給了老師,教學更具針對性。
這種學生先學、老師後教的課,被形象地稱為“翻轉課堂”。“‘翻轉課堂’讓教學效率大大提高”,西大附中副校長梁學友說,“這可以讓不同層次的學生根據自身情況自主掌控學習,激發了學習的內驅力。”
觸摸大數據
“電腦老師又給我布置作業了!”4月6日,正在家中休清明小長假的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石道街小學學生小劉興沖沖地打開電腦,完成老師在“一起作業網”上布置的英語課文閱讀和5道測試題。
“電腦比老師和學生自己更了解學生。”小劉的父親是名教師,他深有感觸地說,“一起作業網”利用大數據和智能算法,分析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根據學生在作業中反映出的薄弱知識點定向推送學習內容,讓學生做更少的題、達到更好的效果。對教師而言,大數據的雲計算和分析技術會第一時間生成班級常見的共性錯誤,為教師提供指導依據,開展更有針對性的教學。”
長期以來,老師用紙和筆計算學生的學習數據,耗時費力,準確率也不高,“互聯網+教育”讓這一切變得輕而易舉。學生用電腦答題的同時產生海量數據,大數據分析技術可以告訴教師:哪些題過易,人人都會,答題是無效勞動;哪些題過難,多數學生在哪個知識點出現卡殼,學生是否在特定段落做了筆記,是否在文章結束前就放棄了閱讀……這些數據可以揭示出最佳學習策略。
“‘一起作業網’在大量學生、家長、老師的使用過程中產生了數據”,網站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劉暢說:“這些數據將內容進一步改正、完善,倒過來再次還給用戶,讓一代一代用戶享受更好的內容。”
“數據改善學習有三大核心要素:反饋、個性化和概率預測。”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教授邁爾·舍恩伯格和大數據發展評論員肯尼思·庫克耶在《與大數據同行》一書中寫道:“在未來,學習絕不會是按照一本給定的教科書、一門科目或課程,以同樣順序和步調進行,而將是有數千種不同的組合方式。教師不再需要憑借主觀判斷選擇最適合教學的書籍,大數據分析將指引他們選出最有效、支持進一步完善和私人定制的教材。”
大數據促進了教育和技術的結合,吸引著投資人的目光。今年春節前夕,“一起作業網”完成了總金額1億美元的第四輪融資,估值達6億美元。有數據顯示,未來幾年,中國在線教育市場將保持每年30%以上的增速,到2015年市場規模將超過1600億元。
“‘互聯網+教育’會生成什麽?無疑是智慧教育。”真格基金創始合夥人、一起作業網董事長王強說。
何謂智慧?比如反饋優化。一道題目的難度、效度是否合適?對一道在網上被做了上萬遍的題目而言,大數據會告訴你,某選擇題4個選項中,有兩萬個學生沒選C和D,這說明C和D是糟糕的選項。如此,內容生產者就可以優化內容,提高命題質量,從而推動考試改革。
王強設想,大數據能夠為每一位學生創設量身定做的學習環境和個性化課程,進行定向“靶標式”推送。用不了多久,這樣的一幕就會變成現實:考試前兩天晚上,學生收到網站推送的一則消息,提醒他觀看某個復習視頻,這樣他將有85%的概率在測驗中正確解答——大數據比他更了解他自己。
大數據時代來了,互聯網熱切地“擁抱”著教育,教育這個古老而嶄新的行業,正在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16日 18 版)
呂國棟·中國企業應在“一帶一路”中弘揚儒商精神
(環球網駐蒙古國特約記者呂國棟烏蘭巴托電) 蒙古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東苑礦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日前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接受環球網記者專訪時表示,“一帶一路”戰略的構想和實施為中 國企業的發展帶來難得的機遇,將加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中國企業家要在“一帶一路”的偉大實踐中,秉承中華優秀的儒家文化,弘揚儒商精神。
2014在中國山東舉行的第五屆中國儒商論壇上,張慶余獲得孔子儒商獎。這位1963年出生 在山東沂蒙山區的漢子,不僅有著革命老區人的坦蕩的性格,同時也具有孔子家鄉人的儒雅風範。十幾年前他只身來到陌生的蒙古國發展,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堅 韌剛毅,沈穩地應對了蒙古市場湧起的無數次的波浪。如今他掌舵的蒙古東苑礦業發展有限公司已經成為以礦產資源開發為主,農業種和畜產品加工為輔的一家著名 聯合企業。
東苑礦業發展有限公司總部位於烏蘭巴托市巴彥高勒區,占地面積5000余平方米。公司自 2002年成立以來曾連續多年度被評為“在蒙投資十佳企業”之一,多次獲得蒙古政府相關部門頒發的獎牌及榮譽證書。經過不懈努力,公司全面完成了蒙古南戈 壁哈日陶勒蓋多金屬礦和東方省喇嘛朝魯圖銅鉬礦的勘探工作,完全擁有兩個礦的開采權。2010年南戈壁的哈日陶勒蓋多金屬礦開工建設,現已投產。2011 年公司同烏蘭巴托市政府合作投資興建蒙古國專業化的牲畜和肉類商貿中心。
在公司的辦公室裏張慶余說,2000多年前,通過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把絲綢、瓷器、冶 鐵、耕作等商品和技術,傳播到了中亞、東南亞、歐洲等地區,提高了當地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今天“一帶一路”沿線包括26個國家和地區,有40多億的人 口,有數目眾多的建設項目,有20多萬億美元的投資規模。“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不僅使中國的經濟能得到可持續發展,也將為絲路沿線的國家帶來經濟的巨 大利益。中國與“絲路國家”攜手合作、互利共贏,繁榮共享。
張慶余指出,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主要任務是共建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利益 共同體,與周邊國家一起和平發展、和諧發展,這涉及到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如果沒有這“五通”,“一帶一路”只是縹緲的理 想。只有真正做到相通,才能取得實效,才能惠及中國及周邊國家,乃至全世界。
他說,世界各國的溝通,歸根結底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從宏觀上來說,要實現合作共贏、達到預想目的,就要看是不是把中國文化、中國聲音、中國故事講得好。這就需要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進一步傳播,樹立好中國的國際形象。
中國的國際形象首先是歷史底蘊厚重、民族多元一體、文化多樣和諧的文明大國形象。其次,還是 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堅持和平發展、推動合作共贏、堅持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為人類發展做出貢獻。同時,還要打造更加開放、更富親和力、充滿活力與生機、 充滿光明前景的大國形象。這種國際形象就是中國的文化形象,就是中國的影響力。
張慶余認為,將要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建設的中國企業一定要秉承中華優秀的儒家思想文化。儒 家思想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主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導思想。儒家文化就是和文化、善文化、大愛文化、天人合一的文化。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每個企業家 和員工都是故事員,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講故事”。所以,每個人都要從自身起,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踐行者,做到“仁義禮智信”。
張慶余表示,儒商就是受到儒家思想文化影響的企業家。企業家只有將儒家文化的仁、義、禮、 智、信與市場的有效結合,才能使企業的發展更加蓬勃,更加穩健。中國是一個以儒學為文明發展脈絡的國家,企業家是當代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企業家應該具有 高尚的情操。因為企業家的思想品格影響的不僅自身的一個企業發展,更是代表著國家的商業價值觀念。
近年來,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在一部分企業的經濟活動中突顯,如急功近利、見利忘義等。如果把這 種現象帶到“一帶一路”項目的建設中,不僅損害企業自身的信譽,而且將嚴重地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降低中國的國際威望。在人際傳播的時代,每一個企業家和 每一名員工的品行都會在所在國的民眾中產生影響。
張慶余說,儒商的基本精神就是不以個人私利為目標,而是把自己掌握的資源、創造的價值,獲得 的財富與他人分享。所以,中國的企業必須在“一帶一路”的經濟活動中發揚光大儒商精神,懷有對其他國家甚至對世界的高度責任感,誌存高遠,以誠信為本,以 義取利,以利濟世”。只有這樣,中國企業才會受到世人的尊重,才能使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得以順利實施。
在蒙古國中華總商會已經連任3屆(5年1屆)副會長的張慶余,是中國在蒙古企業的主心骨和勤 務員。這些年來他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總商會的建設上,用在了為其他企業的服務上。這些年來,他還將自己企業發展獲得的利潤大量地回饋給了當地社會。 如他幫助當地困難居民,幫助當地政府修路,建設觀賞噴泉,建設通訊基站,贊助貧困大學生,贊助幼兒園和學校等等,和當地居民建立了血乳交融的關系。他的企 業深受當地的歡迎,他的慷慨解囊、熱心幫扶精神深受當地政府的肯定和贊賞,蒙古政府部門多次為他個人頒發勛章和榮譽證書。大愛無疆是張慶余的座右銘。
他認為,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中國企業需要作好積極參與和長期參與的思想準備。因為, “一帶一路”是中國政府長期堅持的一個發展戰略,可以說是一場持久戰。“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各個國家的發展情況不一樣,有些國家對中國比較了解,有些 國家經濟發展的體制、格局和中國比較接近。中國的企業家,中國的投資者去那裏發展,相對比較順利。而有些國家目前對中國有不同的看法,對這些國家需要慢慢 的從文化上、理念上以及人際交往中先增進了解,要傳播我們優秀的儒家文化。
在蒙古這些年,張慶余還自覺地扮演了中蒙“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發起和組織了多次中蒙文 化交流活動。例如,2009年是中國和蒙古建交60周年,當年7月他組織了中國中國知名畫家到蒙古采風作畫,一幅幅反映蒙古草原牧民生活,反映中蒙人民友 誼的繪畫作品當年9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展出,為慶祝兩國建交60周年活動增加了光彩。其實,這些年來他時時刻刻都在為加強中蒙友誼而努力。以自己的言傳身 教帶動中資企業積極參加蒙古的社會公益活動,承擔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提升和完善企業的價值觀,將企業追求良好人文環境的價值取向傳達給社會大眾,促 進了社會的和諧和進步。
作為蒙古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的張慶余還認為,2014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中俄蒙 三國元首會晤時說,中方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獲得俄方和蒙方積極響應。他表示,可以把絲綢之路經濟帶同俄羅斯跨歐亞大鐵路、蒙古國草原之路倡議進 行對接,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的建設為在蒙古的中國和俄羅斯的企業提供了合作發展的機遇,中俄兩國企業,以及中俄蒙三國企業進行合作順理成 章、勢在必行。 張慶余認為,俄羅斯是蒙古國傳統的合作夥伴,俄羅斯企業在蒙古的礦產資源開發、鐵路運輸、電力等方面一直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而中國在蒙古國的企業在礦產 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畜產品加工、農業種植等領域也具有相當的優勢。中俄在蒙企業可以優勢互補、強強聯合,也包括同蒙古企業之間在蒙古“草原之路”計 劃內,本著互利共贏、互利多贏的原則,尋求利益的共同點,進行對接與合作。
在2015年中國儒商領袖峰會上,張慶余接過了“一帶一路儒商行”的旗幟.這標誌著中國儒商從蒙古起步,投身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中。
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首提“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個月後,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收提“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是習近平兩次提法的合稱。(收藏自 《環球網》2015-05-23)
曾黎梅·挖掘歷史文化資源,服務“一帶一路”戰略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所召開面向南亞東南亞文化輻射中心建設調研座談會
近日,王文成副院長圍繞“學習貫徹省委九屆四次全會精神,挖掘優秀傳統文化,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到歷史文獻研究所進行調研座談。歷史所、文獻所杜娟所長主持會議,全所科研人員參加了本次座談。
在座談中,王副院長結合中央和雲南省委省政府關於加強新型智庫建設的要求,以及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雲南重要講話精神,明確社科院要為雲南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戰略、成為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示範區、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以及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發揮決策咨詢作用。希望歷史所、文獻所結合自身特點,發揮學科優勢,挖掘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結合當前的現實問題開展具有戰略性、針對性、實效性的研究,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蔣文中研究員認為,雲南茶文化源遠流長,應加大對茶文化的研究,推出可操作項目並配合科研共同推進,使雲南的茶葉貿易跟上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步伐,從而實現雲南茶路的國際化,發揮好雲南優勢。劉欣副所長從發揮雲南優秀傳統文化作用的角度談了幾點體會,認為中國共產黨一直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而雲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自身的特點和區位優勢,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應該是平等、包容、和諧共融,進而不斷化解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疑慮和誤解。
馬穎娜博士以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通道保山為例,通過對歷史時期以及當前不同關口貿易數據額的比較,分析了當前雲南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優勢和局限。顧勝華副研究員提出,雲南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和地區,無論是地緣還是經濟、文化方面都有著很大的相似性,雲南在城鎮化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應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從而為南亞、東南亞國家提供借鑒。
梁初陽博士認為,雲南在歷史上被認為是邊陲之地,而現在的定位是面向南亞、東南亞的中心樞紐,雲南的交通條件還不是很發達,但仍然被定位為重要通道,是因為雲南的重要區位優勢。郭凈研究員提出,雲南兼具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學者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應該多做“小而美”的研究。在世界近百年的歷史中,西方文化能夠迅速被接受是因為其建立了一個較為全面的體系,如動物學、地理學、植物學等等。
中國發掘優秀傳統文化仍然是在談主流的漢文化,歷史研究也是王朝史學的繼續,學者要進行反思,應在發掘我們多民族的歷史文化的同時,深入探究周邊民族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杜娟所長認為,跨境民族同根同源,民族文化體現出包容性和多樣性,學者的研究不應該是一種聲音,要有反思,政策才能更完善。申旭研究員認為,應加強對建國初期民族政策的研究,為其他各國提供借鑒,這需要有基礎研究做支撐,希望年輕學者在這方面作出努力。
王文成副院長在發言中認為,文化輻射中心建設,在整個輻射中心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增進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國家之間相互了解、溝通民心,結成利益共同體,並打造成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關鍵。與其他省、市、區相比,雲南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中最突出的比較優勢,是文化多樣性的區位優勢。
充分發揮雲南的這一優勢,建設文化輻射中心,不僅有利於探索構建區域性新型國際文化格局,而且有利於進一步發現、培育新的優勢,克服通道建設、經濟發展面臨的各種障礙和制約,促進雲南跨越發展。在文化輻射中心建設中,需要超越“天朝時代”、“殖民地時代”、“冷戰時代”的國際關系思維,全面樹立尊重文化主權、促進平等交流、倡導文明互鑒、破解文明沖突的理念,促進中國雲南與南亞東南亞國家文化的共同繁榮發展。
王文成副院長對歷史所、文獻所研究人員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發言進行了肯定,並希望進一步加強鄰國史、中外關系史、邊疆史的研究,辨證看待史事、史料與史學的關系,關註公共史學發展的新趨勢。在今後的研究中能夠進一步將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註重以歷史的視角思考、研究重大現實問題,通過集中開展專題學術研討,撰寫《雲南智庫要報》、《東南亞南亞研究要報》、《建言獻策文集》文稿等,把研究成果轉化為決策咨詢建議,更好地發揮歷史、文獻研究所的作用。(歷史、文獻研究所 曾黎梅/供稿,歷史、文獻研究所調研 發布時間:2015-5-27)
黃惠康:落實“一帶一路"‧中馬將享5大優勢
(吉隆坡11日訊)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黃惠康說,“一帶一路”一旦落實,中馬兩國將從中享有5大優勢,即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加速互聯與互通基礎設施與建設、擴大中馬雙邊貿易、推動雙向投資及雙邊金融合作,以及推動中馬兩國的旅遊教育及人文交流。
他說,“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寫,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所提出的戰略構想,目的是主動與沿線發展國家的經濟與合作伙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互融、文化包容的利益、命運與責任共同體。
黃惠康今日在博鰲亞洲論壇能源、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會議――“一帶一路”建設與亞洲能源資源合作上,發表“東盟在一帶一路中的機遇與角色”主題演講時,道出這5大優勢。
雙方須多領域達共識
“`一帶一路’是一項長遠的建設系統工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實現,因此中馬的合作過程,將充份依靠中國與東盟、大馬既有的多邊機制、循序漸進、由易到難、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合作力量。
“中馬雙方要在很多領域上有所共識,例如有共同利益需求的公路、鐵路、航空、河運及海運項目、能源與資源開發、電力、電信項目、自由貿易談判、中馬人員方便互訪等政策措施,都可以加快協商與推進。”
黃惠康說,“一帶一路”一旦落實,將為中馬雙方帶來5大優勢:
1.繼續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借助中國與東盟在海上與路上的鏈接,將整個區域網絡連結起來,爭取產生整合效應,使中國和東盟互惠互利,共同發展。
2.提昇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海陸空互聯互通的建設,支持中馬在鐵路、公路、港口、航空等基礎設施和海洋經濟等方面開展合作。
3.擴大雙邊貿易,積極擴大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產品貿易,特別是通信、生物製藥、汽車、清真產品、綠色科技產品等比率。
4.推動雙向與雙邊金融投資,以中馬欽州產業園及馬中關丹產業園建設為契機,推動中馬企業相互投資,特別是促成更多中國企業到馬投資興業,將馬來西亞打造成中國企業走向東盟和世界的首選地之一。
5.推進中馬旅遊教育人文交流,擴大旅遊項目投資,推動雙向旅遊。
張曉強:強調共創區域安全
“一帶一路實現和平”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張曉強說,“一帶一路”不僅是構建可持續成長的區域安全機制,也強調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安全課題,這涵蓋反恐、環境安全、網絡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等。
他說,“一帶一路”也通過合作,擴大區域安全利益,通過平等協商與合作,共創安全環境,實現持久和平。
張曉強也是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他發表“一帶一路”:戰略、願景與行動演講時說,當前全球經濟復甦乏力,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多種重要大宗商品價格低迷,國際貿易金融治理體制改革進程艱難,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面臨轉變結構的緊迫挑戰,加上大量民眾生活在貧困之中,應對氣候變化等挑戰緊迫嚴峻,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是各國共同的願望。
“在此大環境下,`一帶一路’倡議以新的理念和形式,致力於和平發展及攜手應對全球重大挑戰,以實現共同需要。”
他說,“一帶一路”倡議著力促進沿線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實現不同文明包容共存與交流互鑒,這必將為和平奠定堅實基礎。
推進關鍵在於“五通”
他說,推進“一帶一路”,關鍵在於“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
“目前,亞洲多國存在基礎設施落後狀況,能源緊缺、交通不連不通或通而不暢,成為發展的重大瓶頸。
若要積極推進建力,就應抓好鐵路、公路及物流樞紐等的重點通道及項目建設,加快發電、油氣管線、輸電通道建設,同時,在沿線國家的市場、資源、技術和勞動力等要素互通方面加大力度,推動形成覆蓋多國、水平更高的經濟合作網絡,寬領域、深層次的開放型合作系統。”(2015-06-12星洲日報)
李明軒·福州-海絲起點,首要“對台”
一四0五年,鄭和下西洋,率領當時最先進、最龐大的艦隊,但中國並沒有因此成為海上強國。 六百多年後,中國再次拚搏,打造「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天下》採訪團隊從福州出發,經泉州、斯里蘭卡,再到新加坡,看見不同的競爭心態。 「一路」戰略,挑動兩岸、東南亞、印度洋諸國千年來的「中國情結」。 親中、反中勢力擺盪、角力,習近平的野心能不能成?
就算處在中國沿海的經濟「塌陷帶」,福州仍被欽點為海上絲路的起點,甚至設立自貿區。
雖然不如上海、廣州,但吸引台商、台企,才福州是的首要任務。
福州,全中國唯一結合「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區」兩大任務的城市。
今年初,配合「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海絲」)戰略,這裡成立了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一個以現貨、期貨交易方式整合區域漁業產品市場的交易平台。它不僅是亞洲第一家,甚至希望成為全球最大水產交易所。
四月,在高雄經營加氣站的蔡熙仁跑來參觀,看完很心動,決定成立公司也如願加入會員。「台商向來擔心漁產登陸風險高,交易所模式可以讓資訊更透明,交易更有規範,」和高屏地區龍膽石斑養殖業者熟悉的蔡熙仁說。
「我們的目標是,三年後整合東協十國的水產市場,」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主席助理周建說。
從福州?它不像進步繁榮的上海、廣州,它是處在中國沿海的「塌陷帶」,夾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間,經濟發展遠遠落後,如今卻要承擔起中國最前沿的發展任務,能成嗎?
中國歷史,一直在跟福州做類似的拉鋸。
六百多年前,鄭和七度下西洋,龐大船隊在此集結出發。一百五十多年前,清朝沈葆楨在福州設立船政學堂和馬尾造船廠,孕育了中國現代造船業、中華民國海軍,建造了中國第一架水上飛機,以及翻譯《天演論》、啟蒙近代思潮的嚴復等思想家。
隨後兩岸進入戰爭狀態,又讓這裡變成「前線」和「戰區」。
歷史的「殤」與「商」
一九九二年,福州台商協會副會長、陽光阿里山食品公司執行董事鄭德汐隨岳父「返鄉」投資,興沖沖地在街頭朗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福州人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
「路人好奇問『林覺民是誰』,我才發覺兩岸隔閡有多大,」鄭德汐回憶。
兩年後,因為辜汪會談,許多人認為兩岸即將三通,福州突然湧入四千多家台商,結果「兩國論」事件又讓兩岸關係跌回冰點,台商也陸續撤離。
因為是前線,福州雖然有優良的深水港,可是直到二○○三年才開港,而且貨櫃量一直拉不起來。「因為連接外省的鐵公路發展太慢,貨都拉去寧波了,」福州新港國際集裝箱碼頭操作部經理金樁惋惜地說。
不過,風水輪流轉,在一帶一路與自由貿易區的戰略加持下,福州的角色又一次翻轉,扮演起整合海外閩商、還有吸引台灣投資的新任務。
「天津自貿區,背後有京津冀一體化;廣東自貿區背後,是粵港澳一體化,」一再拖延開會的催促,福州市商務局副局長梁勇,對《天下》記者含蓄地解釋,「中央希望福州對台灣、對海絲國家做出點成績來。」
於是,福州突然又從「避談」變成「亮點」。
在可以俯視閩江的十一樓辦公室,福州市發改委副主任林開華連珠砲地說著,即將啟動的機場、港口、鐵公路等交通基礎建設……。
他伸手指向窗外,「在東南亞,福建僑民有四百多萬,福州可以當火車頭,和他們進行產業和人文交流合作,」他的手勢換一個方向,「開放所需要的金融制度和人才,我們希望和台灣合作。」
路通、財通,但心不通
「歷史是我們的基礎,」林開華說。然而,歷史淵源究竟能為福州在海絲上帶來多少加值,很多人有不同看法。
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教授王賡武就懷疑,過去的世界由帝國主導,文化有一定的穿透力,現代的國際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是不是華人,其實是次要的問題,」他說。
回到福州,研究「閩商」的文史工作者曾筱霞,沒有官方立場,說起話來更直接,「走海絲,不是路通、財通的問題,是心通不通的問題,」廈門人、從小看台灣電視長大的曾筱霞觀察。
能不能拉住台灣人的心,是福州走上海絲的第一步。
(英文版同步上線www.cw.com.tw/english 作者:李明軒 2015-04-28 天下雜誌5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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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1.2萬㎞2
人口:734萬人(2014年,含平潭)
GDP:5,169億人民幣
民族:漢族為主(98.69%)
宗教信仰:無主要信仰
戰略價值:福州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海產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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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德汐
台商
海絲挑戰很大,但別小看福州人的學習力及中國的決心和魄力。
台灣人到福州,最好「抱團」,因為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
海上絲綢之路:中國不能標新立異——對話歷史地理學者葛劍雄
既作為歷史存在,又作為當前的經濟戰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海絲”)一頭聯系著中國歷史文化,另一頭聯系著經濟前景;一頭聯系著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另一頭則聯系著廣闊的亞非歐和南太平洋諸國。“海絲”的歷史深度和全球廣度,註定了它必將吸引眾多關註,引發諸多討論。隨著一份份“頂層設計”文件的相繼出臺,“海絲”所涉各地方也紛紛摩拳擦掌,準備踏上各自的“海上絲綢之路”。
中國為什麼要建設包括“海絲”在內的“一路一帶”?歷史照進現實,“海絲”的歷史教訓和前景展望有什麼關聯?“海絲”會不會異化成一場“海上大躍進”?中國能借助“海絲”構建新的國際貿易遊戲規則嗎?帶著這些問題,《南風窗》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常委、著名歷史地理學者葛劍雄教授。
“海絲”前景很廣闊
《南風窗》:在你看來,中國為什麼要建設“一帶一路”?官方說法是旨在加強亞非歐三大洲的經濟聯系,但也有輿論認為立足點在於解決國內問題。你覺得“一帶一路”能幫助中國解決什麼問題?
葛劍雄:我覺得中國發展到今天,如果完全依靠國內的市場,依靠國內的需求,那麼經濟的發展就受到了制約。特別是由於前些年,中國走過一些彎路,導致了產能過剩,中國生產了世界上大多數的鋼、煤、電力、水泥。現在這些過剩的產能如果完全廢棄的話,對經濟、就業又造成很大的影響。而在另一方面,世界上一些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對這些又有需求。
中國現在的發展水平,還沒辦法全面地跟發達國家在制造業、高新技術方面競爭,只能通過互利互補,把中國的經濟和世界經濟聯系起來,一方面使新興市場基礎設施得到建設,同時又使新興國家的產品,能夠換取世界上先進國家的高端產品。我們講絲路經濟,就是希望以中國為中介,把新興國家和發達國家聯系起來,把原料跟市場和技術聯系起來,大家達到互利共贏。
《南風窗》:跟絲綢之路經濟帶相比,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國家規劃中的位置是不是相對次要?你覺得“一帶”與“一路”在實施過程中哪個挑戰更大?
葛劍雄:我覺得這兩者不能簡單類比,很難說哪個重要哪個比較不重要。從目前來看,世界上主要物流是通過海上實行的,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海上的運輸成本還會進一步降低。比如說,現在大型、超大型的集裝箱船,還有很多專用船,這些船的效益也還有提高的余地。有人已經提出來,大型的集裝箱船可以利用風力、太陽能或潮汐發電,還有碼頭可以造在水更深的地方,節約能源。所以從經濟效益說,“海絲”有很廣闊的前景。
陸上的絲綢之路難度比海上更大,因為海上基本可以做到點對點,比如從上海、廣州出發,就可以直接到達非洲、南美洲,最多就是經過蘇伊士運河或者馬六甲海峽,但是陸上的情況就比較復雜。比如說從中國到土庫曼斯坦,到阿塞拜疆,就必須經過哈薩克斯坦這些國家。這一路上,中國就要協調好幾個國家。如果到歐洲,中間這條鏈更長,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可能影響全局。所以陸上的絲綢之路需要很細致的謀劃,因為已經不是一種雙邊的關系,而是多邊的關系。
我舉個例子,多瑙河和萊茵河都是歐洲跨好幾個國家的河流,但是不存在國家跟國家之間,為了河水的分配而發生的爭端,而且也不影響它們航運上的合作,就是因為中間有非常好的協調機制。但是我們跟鄰國,雖然只涉及兩三個國家,有時候為了河水的分配、航運等問題,已經發生了爭端。這說明,建成絲路經濟帶可能挑戰性更強,而且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都會影響到絲路經濟帶。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物流,火車可以從新疆一直開到荷蘭鹿特丹,但如果中間有個國家的鐵路工人罷工怎麼辦?另外一個,一條鐵路運輸量是有限的,怎麼分配呢,比如經過哈薩克斯坦到歐洲的鐵路,總不能把所有運輸量分配給中國吧?其他國家也要留一部分。這還是相對簡單的問題,只是運輸。還有更復雜的問題,比如油氣有個定價問題。哈薩克斯坦的油氣同時供應中國、歐洲、俄羅斯,它怎麼分配呢?所以我認為,建設絲路經濟帶,難度更大,可是一旦建成功以後呢,作用、貢獻也更大。
不能只講政治不講經濟
《南風窗》:你曾提出,“海絲”不能只講政治不講經濟。為什麼這樣提?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已經比較成熟,“海絲”通道上的國家有些外貿程度已經很高,中國已經是它們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有些則可能沒什麼經濟前景。這兩種情況下,再搞“海絲”建設,經濟效益似乎比較低。你怎樣看待這種判斷?
葛劍雄:關於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無論陸上還是海上的,我最近提出,希望大家不要誇大歷史,要正確理解歷史,尤其希望大家不要把“一帶一路”的建設政治化、感情化,更加不要沈醉在中國古代天朝上國的心態中,認為今天建“一帶一路”,就要重新確立中國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這是極端錯誤的。也不要盲目以為中國歷史上已經建立了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我指出,歷史上航海的優勢是阿拉伯人確立的;到了近代,是西方人確立的,不是中國人。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過去的中國缺少一種正確的互通有無的外貿思想,都把貿易當朝貢,把自己到海外去作為一種實力展示,包括鄭和下西洋,只講政治不講經濟。所以鄭和下西洋的結果,跟西方發現新大陸,截然相反,導致國庫空虛。在明朝,鄭和下西洋,並不得人心,而是文武百官都反對。公眾不一定了解這些情況。現在一講到建設海上絲綢之路,有人認為,中國歷史上本身已經建立了海上絲路,這是一種誤解。歷史上,在中國的廣州、泉州、寧波、杭州來往的船,主要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船;外貿的主要好處,是外國人得的,不是中國人得的,中國人只是坐在那裏收一點稅,沒有積極地進行外貿;民間的有實惠的貿易,也經常被官方禁止。
這個情況不弄清楚,不吸取歷史上的教訓,現在建設“海絲”,就可能有一些地方官會把它作為政治工程,為了表明政治上響應中央的號召,不惜工本,完全不是根據經濟效益來考慮開辟海上絲綢之路。比如現在一些沿海的城市,根本沒有考慮到,建起來以後,有什麼物資可以利用這些港口出去。又比如說,現在大量的集裝箱船從中國開出去的時候是滿的,回來是空的,沒有什麼經濟效益。有的貿易量上去了,但是效益很差。所以我講“海上絲綢之路不能只講政治不講經濟”,是提醒大家要註意,不能把建設“海絲”看作一種政治附和,更不能重復之前的做法,把簡單的外貿看作支援世界革命。當時也曾經不惜工本,所謂支援第三世界,搞了一些大而無當的工程,今天我們要吸取教訓。中國不少人,對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不夠了解,甚至有些人故意把它誇大。我發現,不只是一般的民眾,有些地方官員、專家也不很了解。
《南風窗》: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是各國自發開拓的,受貿易驅動,並沒有多少國家層面的推動。現在“海絲”作為國家戰略,如何防止“一頭熱”,即主要是中國在大力推動,而其他涉及的國家則多半冷眼旁觀?
葛劍雄:要避免這些情況,就得講經濟效益。比如說現在我們從非洲、南美洲買石油,主要還是通過海運。海運要講效益,不僅為中國著想,也為對方著想。我們把對方的物資運過來,然後把中國的物資運過去,降低了對方的運輸成本,也降低了物價,那麼對方也是會歡迎的。這類合作不只是在兩個國家之間進行,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和貨運可能是不平衡的,但如果組成一個網絡,從中國到外國把貨物運去,這個船是空的,到第二、第三個國家,就運上它們的貨物,中間連成一個網絡,看上去是點對點的,其實也存在多邊合作的可能性。
另外還有一個大問題,現在全世界的海運量是供過於求,很多船拉不到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惡性競爭,大家壓低運價,最後大家都維持不下去。我們還是要建立一個合理的價格體系,合理的物流方向,防止出現那種情況。今天“海絲”不能只講政治,一定要遵從經濟規律,比如說船不能盲目擴張,大家不要惡性競爭。這不是一個國家可以做得到的,需要相互合作,真正做到共同發展。
中國不要標新立異
《南風窗》: “海絲”涉及中國沿海各省,各省反應不太一樣。你認為“海絲”對不同省份的意義有何不同?上海已經是境內最重要的港口了,“海絲”對它作用大嗎?
葛劍雄: “海絲”不是一個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工程,我們講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你看21世紀才剛剛開始。比如港口的建設,也是要有周期的,現在建一個萬噸級碼頭要很多年時間。要形成上海一樣大的港口,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正因為這樣,現在沿海的省份,它們的積極性很不同。像上海這樣規模已經很大了,再擴大就很難,目標應該主要放在提高效益上;福建就有很大的擴展余地,因為改革開放以前,福建作為對臺灣的前線,連沿海鐵路都沒有,但是福建有天然的港口、海灣,良港多,島嶼也多,要發展海運有很大的潛力。另外一方面,福建的經濟總體水平也不如上海,“海絲”建設可以成為今後經濟的一個支柱,因此福建會比較積極。
各地的參與程度不同很正常,這個比盲目地一哄而起要好,要防止像以前大躍進一樣,不管自己的條件,大家都要拼命地幹。現在有些地方在盲目地爭,說沒有把它列進去,實際上不存在列不列進去的問題。比如說福建、上海這些沿海地區,建了港口,港口需要一個腹地啊,你的貨從哪裏來?實際上江蘇、浙江,甚至新疆、甘肅這些地方都是上海的腹地。
《南風窗》: “海絲”在中國的建設主體,除了沿海幾個重點省份,還有北到大連、南到三亞的一系列沿海城市。各城市制定計劃,對外開展合作,這便涉及城市間競爭的問題,一是向內競爭,向上面要政策、要資金;二是向外競爭,就像以往引進外資的地方競爭一樣,不同城市爭相出臺優惠政策。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葛劍雄:現在中央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了,要靠政策競爭已經沒什麼可能了,中央不會像以前一樣搞特區,給免稅一類的特殊政策。現在是要向市場去競爭,向效益去競爭,向國外去競爭,這個才有出路。對內呢,各地應該是協調多於競爭,比如上海洋山港已經是非常好的深水港了,如果繼續開發,就比再搞一個新的港口要好。不同港口有分工,大家發揮長處。比如江蘇的如東港,主要是運輸油氣。另外,今後中國的對外對內輸出,可以根據貨物的不同性質,用不同的運輸方式,比如價格高的,像芯片、高級時裝,某些時尚的奢侈品,要趕時間,完全可以空運;有的大眾化的普通商品,低價的東西,可以海運;介於中間的,就用火車運。國內各個地方,應該協調多於競爭,競爭也應該是向市場去競爭,要防止惡性競爭。
怎樣才能防止各地惡性競爭?以前為什麼能夠壓價,能夠惡性競爭?因為回過頭來就能向中央要資金,拿中央的免稅額。現在這些都要取消了,很多政策都公開了,行政審批也取消了,今後完全依靠市場要素競爭,各地必須理性。以前有的地方搞假出口,利用中央的批文,通過一些政策的優勢,給予免稅減稅,用這些方法競爭,所以大家都要跑到北京去“跑部錢進”,跑部要政策。現在很多審批都取消了,都下放地方了。這些當然還不夠。有些貪官,為了一己私利,為了拿回扣,不顧經濟規律,不顧納稅人的利益,跟外國人打交道時,為了蠅頭小利,不惜出賣國家利益。這些都是我們要防止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市場要素起作用。要進一步反腐肅貪,公開信息,防止貪官黑箱操作,國家要讓老百姓行使主權。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民眾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有更大的監督權,防止出現完全憑借長官意誌做的、違背市場規律的事情。
《南風窗》:之前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基本接受了國際經濟規則。“海絲”是中國主導的計劃,有沒有可能建立新的規則和秩序,還是說中國會蕭規曹隨,並且在政治和文化上進一步融入世界?
葛劍雄: “一帶一路”的建設是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措施,而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中國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話語權,或者要建一套獨特的制度。如果你抱著這樣的目的,一方面不可能調動其他國家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崛起,人家會對你產生警惕和嫉妒,對中國本身也是不利的。另外中國也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歷史上,大英帝國也好,美國也好,靠的是霸權。這種形勢今後不復存在。現在有一些人,甚至有中國人自己,也在吹噓,開個APEC會,居然有人說是萬國來朝,把“一帶一路”看作新馬歇爾計劃,這個是非常有害的。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貿易體系WTO,也有了一系列國際會議,一些國際的機制,中國首先應該遵守現有的規範,參與這些國際的遊戲。在這個過程中,不是由中國人來改變,而是要大家一起來改變已經存在的不合理的規範。有一些規範、制度或遊戲規則,已經不適合新的情況,對這些加以改變。比如說,中國參與建設亞投行,有些人把它看成挑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實際上亞投行是現實的需要。中國要輸出高鐵,要幫人家建港口,那麼這個錢哪裏來呢?你不解決資金,對這些國家來講,是建不起來的。如果完全用中國的錢,中國也沒有那麼多錢,另外也不安全。現在的事實證明,中國建亞投行,絕不是為了經濟上壟斷。到目前為止,發起國已經有50多個,都擁有各自的權利,中國絕不會在中間主導一切。有的人說中國放棄否決權,實際上中國不可能擁有單方的否決權,中國反對別人這樣做,怎麼自己可以這樣做呢?
亞投行全名叫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什麼專門做基礎設施投資,因為基礎設施需要長期占用資金,不像一般的貿易。比如說建一個港口,要收回成本,需要好多年,需要金融上的資助;另外一方面,做得好的話,回報也是穩定的,所以成立一個專門的銀行,加上成立絲路基金,這樣就體現了雙贏。有些國家加入進來,風險要擔,但是將來利益也分享。中國現在成立這個銀行,當然首先要遵循現有的規範,不是標新立異。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一起商量,完善、改進不合理的規範,比如說世界銀行,各個國家占的股份,已經不適應新的國際格局了,這個就需要通過內部來改革,但不是全部另搞一套。(來源:《南風窗》2015年04月22日)
“未來十年,共同繁榮的鉆石十年。”劉副總理在致辭中多次強調,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民間交往和人文交流的所產生巨大力量。為此,她提出了四點建議,提倡大力推動跨國家,跨文明,跨語言的人文交流活動。通過舉辦友好年,對話會,藝術節,圖片展, 影視周等活動來廣泛開展民間的交流。並且,加強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學術往來,媒體對話,青年和婦女交流,誌願者服務等,設立涵蓋各個領域的公益項目。 “中國古語說‘一個好漢三個幫,劉副總理引經據典,她表示”成大事需要大家共同配合,並希望能通過民間交流活動大力凝聚民間共識和民間行動,充分發揮民間 力量的優勢,從而推動中國與東盟國家往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為亞洲共識共同發聲。”
該對話會有來自中國以及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東帝汶等11個東南亞國家的200余名代表出席。(蕭柏林攝)
海外網新加坡頻道、新加坡《南洋商界》雜誌總編蕭敏女士與東盟副秘書長穆克坦親切合影。
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共同發布了《中國—東南亞民間交流合作倡議書》。倡議書指出,將努力促進非政府組織、智庫、媒體等在內的民間力量在中國與東南亞民間友好、民意溝通和民生合作等領域發揮更大作用;同時,也將圍繞著增加了解,協同互助,互通有無的目標,共同開展一系列面向民間社會的交流活動和面向基層民眾的教育醫療、減貧開發等民生項目。倡議書也提到,將進一步完善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平臺,使之成為推動中國與東南亞民生合作、民意溝通、民間友好的有效平臺。
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由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主辦,每兩年一次。旨在促進中國與東南亞高層和民間的溝通和合作。對話會旨在促進中國與東南亞的溝通和合作,來自不同國家的與會代表從各自角度闡釋了中國和東南亞民間合作的思路和具體行動,並把會議內容傳遞給政府和民間,推進中國和東南亞的共同繁榮。
出席此次會議的中方領導人和嘉賓還有中國國務院副秘書長汪小涓,中國外交交部副部長劉振民,文化部副部長丁偉,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會長孫家正東盟基金會總幹事,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謝鋒等等。(蕭敏 金璐穎,2015-06-03 13:20:34|來源:海外網)
中國東南亞發布民間合作倡議書共建"一帶一路"
第二屆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5月31日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來自中國及印尼、文萊、新加坡、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緬甸、泰國、東帝汶等11個東南亞國家的200余名代表出席。與會代表共同發布中國—東南亞民間交流合作倡議書,其中提到,以切實行動支持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共建“一帶一路”。
倡議書指出,發揮民間特色和優勢,以切實行動支持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共建“一帶一路”,造福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為深化雙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推動加強各國智庫聯系,分享理念、交流思想,增進各國和各國社會各界之間的相互了解,為合作共贏、和平友好貢獻智慧和力量。
倡議書提到,努力促進非政府組織、智庫、媒體等在內的廣大民間力量在中國與東南亞民間友好、民意溝通和民生合作等領域發揮更大作用,使之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國家關系和人民友誼持續健康發展的助推器。
倡議書指出,各國非政府組織共同努力,研究探討建設中國—東南亞非政府組織交流合作網絡,為各國非政府組織順暢實現信息共享、協調行動搭建有效平臺。
倡議書中說,以增進了解、加強互助、提升能力為主旨,合作開展一系列面向民間社會的交流活動和面向基層民眾的教育醫療、減貧開發等民生項目,包括:互相組織非政府組織研修班,豐富研修內容和形式,使研修成為中國和東南亞民間增進友誼、交流理念、匯聚力量的平臺。針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各自需求培養專門人才,開展能力建設培訓。共同鼓勵和推動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倡議書表示,將進一步完善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平臺。對話會主辦方和參與方保持常態化聯絡,就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民意動向、合作需求等保持溝通,使對話會成為推動中國與東南亞民生合作、民意溝通、民間友好的有效平臺。
據介紹,倡議書由出席第二屆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的全體代表一致通過,將於會後向中國和11個東南亞國家政府、東盟秘書處以及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提交。(記者蔣濤,中新社巴厘島5月31日電)
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
劉延東出席第二屆“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開幕式並致辭。以“加強民間交流、共建一帶一路”為主題的第二屆“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31日在印度尼西亞舉行。正在對印尼進行訪問的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出席開幕式並致辭。柬埔寨副首相索安、印尼前國會議長馬祖基、東盟副秘書長穆克坦等政要、前政要、非政府組織、企業、媒體等200多名代表出席。
劉延東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旨在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這契合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人民的共同關切與期盼,相信將有力促進各國合作共贏,成為經濟合作之路、民心交融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和平繁榮之路。
劉延東表示,中國與東盟國家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民間交往在促進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進一步發揮民間力量的獨特優勢,拓寬民間交往渠道,凝聚民間共識,推進民間行動,著眼長遠,聚焦發展,解疑釋惑,增進友好,推進形成涵蓋智庫、非政府組織、媒體、工商界等在內的交流合作網絡,為共建“一帶一路”貢獻智慧和力量。
劉延東集體會見了出席對話會的外方代表,出席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和今天”主題展覽。
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會長孫家正出席上述活動。對話會通過了《中國-東南亞民間交流合作倡議書》,呼籲建設中國-東南亞命運共同體。(2015年06月01日 00:03:06 來源: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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