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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28, 2015 at 8:29pm

楊建國·庫布其引領“一帶一路”生態環境經濟模式

今年3月28日公布的“一帶一路”藍圖，在合作重點方面明確提到：“在投資貿易中突出生態文明理念，加強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和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共建綠色絲綢之路。”

實際上，從2013年“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提出至今，沿線國家不斷掀起合作熱潮。在經濟合作一馬當先的前提下，其他方面合作的重要性也逐漸凸顯。想要維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友好的關系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從目前來看，“一帶一路”沿線約65個國家，生態環境安全問題日益凸現，亟待解決。這其中，既有“先天”的自然條件因素，也有“後天”的相對“落伍”的發展思路與理念。

如何才能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來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呢?我認為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充分發揮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優勢和經驗。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的：“必須從全球視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把綠色發展轉化為新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新優勢。”

過去的三十年，我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對生態文明的認識也在不斷爆發的環境問題面前不斷提升。從上世紀80年代的“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到21世紀初的“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再到現在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國在環保方面積累了充分的教訓和經驗，對生態環境以及環保認識的逐漸深化，生態文明的理論逐步形成完善的體系。

而在具體實踐中，產業園區在引領環保產業方面同樣貢獻良多。隨著國內外發展環境與驅動力發生變化，傳統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我國的產業園區已經步入了轉型升級的新階段。在環保方面，我國產業園區也逐步摸索出了包括成立環保產業發展基金、引導環保產業“互聯網+”有機融合等新業態和新模式。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來自中國的先進的環保技術和實用理念，將對區域內綠色發展、綠色轉型提供強大助力。

其次，要充分發揮我國環保企業競爭力優勢。“一帶一路”藍圖中最大的亮點，就是把“市場運作”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上。無論是強調對外合作的單位是企業、項目、資本;還是明確提出要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的主體作用，都在表明，企業將成為“一帶一路”的急先鋒。

“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少國家處於“環保產業”相對不發達地區，新老問題復雜多樣，區域型環境汙染應對難度很大，局部地區長期超過環境承載能力等需要下大力氣進行治理和修復。

在生態文明建設實際操作層面，除了發揮好政府建設的作用之外，市場化力量同樣不可或缺。與“一帶一路”沿線對比，我國環保企業不僅在技術領域具有較高水平，在成本優勢、人才支撐、運營能力、金融保障等方面都具有不俗的競爭力。

近期關於環保產業有一個很重要的動向，在日前環保部制定的《關於加強工業園區環境保護工作的指導意見》(公開征求意見稿)中提到，工業園區應充分利用市場，積極向社會購買專業化環境服務。鼓勵有條件的園區管理機構聘請第三方專業環保服務公司作為園區“環保管家”，向園區提供環境監測、監理、環保設施建設運營、環境治理等環保一體化服務和解決方案。

在我看來，隨著我國產業園區逐漸步入轉型升級期，相對應的環保機制也會朝著市場化的方向逐漸轉型，未來更多市場化的第三方環境服務企業及機構將會成為產業園區環保解決問題的標配答案，而這也是“一帶一路”沿線生態文明建設未來發展的潮流和方向。

以土地荒漠化問題為例，從“先天”條件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經過我國中西部地區，大部分都是荒漠地區，其中1/3是沙漠，而沿線經過的國外地區中，中東、中亞等土地荒漠化也在日益加劇;而從“後天”條件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都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規模不斷壯大的同時，也都面臨著節能減排壓力和環境問題困擾。

面對土地荒漠化治理這樣一項投入大、周期長、見效慢特點，既要克服諸多產業發展困境、技術創新乏力等困難，也需要著手解決“錢從哪裏來”、“利從哪裏得”、“如何可持續”的問題，更需要將改善生態、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和結合。

而庫布其生態產業治沙模式，一方面，建立在幾十年綠色行實踐基礎上，通過不斷的摸索，在技術創新、機制創新、方法創新，積累了一整套治沙經驗，“網格固沙”、“氣流種植法”.....等等，在保證治沙效果的同時，還大大提高了沙漠綠化的效率;另一方面，對土地荒漠化治理充分產業化，建立了生態修復、生態工業、生態光能、生態牧業、生態旅遊“六位一體”的完整生態產業模式，不同沙漠生態產業互促共進，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當然，站位“一帶一路”生態建設全局，庫布其生態產業治沙模式的意義，並不僅僅局限於土地荒漠化治理方面。更為關鍵的意義在於，庫布其模式找到了企業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生態文明建設和市場化、產業化之間的結合點和平衡點，通過讓不毛之地的沙漠創造出經濟價值的模式，讓生態保護蛻變成了生態環境經濟，借助市場化、產業化的理念，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助力。

俗話說，以古鑒今，以史明鏡。古代絲綢之路湮沒於黃沙之下，包括樓蘭古國和古巴比倫王國在內的歷史名城淪為廢墟。今天的“一帶一路”建設中，必汲取歷史教訓，通過更多的“庫布其生態產業”模式，大力發展生態環境經濟，借助市場化、產業化力量，讓生態、經濟、民生可持續發展，從而更好的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為絲綢之路的美麗發展，做出有現實價值和長遠意義的貢獻。(文/中國產業集聚研究專家楊建國 來源：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組委會)（2015-07-26 14:17:54 | 來源： 中國網）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13, 2015 at 5:46pm

沈燕·中國“一帶一路”大戰略下的冷思考

路透北京4月1日 -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依靠改革開放成就了目前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的大國地位；眼下新鮮出爐的“一帶一路”，被視為中國從大國邁向強國的重要戰略，其中不乏中國借此轉移國內過剩產能的解讀聲；但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下，開放包容才是本質。

這也提示中國要順利推進該項堪稱“高大上”的國家大戰略時更需要冷思考。尤其目前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復雜，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國家地區間經濟差異巨大，中國在主打經貿牌時宜盡量弱化政府色彩，充分評估潛在的市場和政治風險，以確保投資項目安全務實穩步推進。

“一帶一路是中國目前不得不做的事情，但要做好並不容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北京的一個講座中就提到，在中國不得不走出去，但尚未強大到足以讓其他國家做出調整的狀況下，中國要走出去就會與現有秩序的既得利益存在沖突。

他認為，中國已經發展起來，資本和產能已經過剩，而走出去是必然，也是中國現在必須要做的事。但目前西方人和中國自己都不夠清楚的一件事是，中國“一帶一路”走出去的主體並不是政府而是資本，政府只是順水推舟。

中國截至去年底的外匯儲備高達3.8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在經濟實力決定國際話語權的當下，中國龐大的外儲顯然是支撐“一帶一路”的底氣所在。

曾擔任過中國駐中東特使的中國高級外交官吳思科就提到，中東一直是戰略要地，由於歷史等各方面原因目前該地仍處於大變局中，百廢待興，中東更希望得到來自中國的投資。

“由於該地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環境相當復雜，如何兼顧各方利益並調動積極性，通過溝通合作找到各自利益最大契合點，讓絲綢之路走的平穩些，這方面的風險確實需要考慮。”吳思科稱。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他在上周末博鰲論壇年會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目前已經有60多個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表達了積極態度。

為支持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並主導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目前有意加盟國家逾40個。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三部門也於上周末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圈定重點涉及的18個省包括新疆、黑龍江、上海、福建、廣東等，內陸地區則是重慶。

**一帶一路誰是主角？**

不可否認，要推進如此宏大面廣的國家戰略離不開政府這個強有力的推手。今年3月在北京召開兩會（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期間，來自地方的政府官員紛紛表達了希望其所在省份能夠成為一帶一路核心區的渴望。

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就表示，該市將盡快形成和推出一批創新制度，力爭用三到五年時間建成新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由貿易港。

西安也啟動了首批60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點項目，總投資達1,155億元人民幣。其中有12個項目總投資在30億以上，有4個項目總投資在100億以上。

在地方政府熱衷爭取項目的背後，不乏寄望參與大戰略提振當地經濟的願望。但面對如此龐大的一項國家戰略，統籌國內外兩個市場，“一帶一路”本質更應該是“政府搭臺企業唱戲”。

這需要政府參與的熱情，更需要理智決策的配合，避免搞“運動式”的一蜂而上。這對習慣於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中國各級政府都是一種考驗。

鄭永年認為，國家資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國可以有國有企業去做資本走出去；壞的地方在於，一旦出現紛爭，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層面。

他認為要看到一方面中國的政府還不夠強勢，因為資本走出去後，還需要更多的權益保護。比如中國在墨西哥投資的高鐵項目、中國在緬甸的多筆投資，都遭遇了問題。但目前並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

“新的情況下，如何保護海外利益，中國政府要做得還差很多。”鄭永年稱。

這一觀點也得到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理事鄧聿文的認同，他提到，要打消外界對一帶一路只是經貿活動並無政治意圖的質疑，就要體現企業的主體地位，所有項目都體現的是企業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

“新疆許多營企業有能力拿到鄰國能源項目，比國家層面談項目更有效率。”全國政協委員王偉在今年兩會的發言中用實例說明了企業作為主體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

他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應該從實處、細處、小處入手，如歐亞大陸橋要解決如何運營的問題，做到貨暢其流，在領域等領域要對民營企業開放，打破壟斷。

根據一帶一路規劃，新疆是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福建則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

**一帶一路真是中國轉移過剩產能嗎？**

不可否認，從大的時間段看，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恰與中國經濟遭遇"三期叠加”的調整周期重合，在內需欲振乏力，外需不旺的前提下，“通過一帶一路的戰略轉移中國過剩產能”的看法也塵囂甚上。

鄭永年就認為，中國有能力發展一帶一路戰略的原因有三：中國資本過剩、產能過剩、技術過關。中國現在在嘗試一種新的不同的模式。

對於中國現在是否有足夠的工具去實踐“一帶一路”，鄭永年認為需要做的還有很多。首先一點就是目前對“一帶一路”的定位似乎還是經濟項目，而他則認為“一帶一路”應該是個全球治理、至少是區域治理的項目。

相較海外學者的觀點，國內專家和企業則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天和光能的高紀凡董事長也在上周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表示，“現在說到一些過剩企業走出去，我認為這個提法是不對的，你管它過不過剩，到海外了，全球市場一體化了，應該是有競爭力走出去的。”

這一觀點也得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的認同，“產能過剩不過剩都是相對的，並沒有絕對的過剩。那些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轉移國內過剩產能的說法完全是一種誤讀，全球間的合作有很多層面，大的有世界貿易組織（WTO），區域間的包括自貿區，一帶一路等等。”

他指出，事實上一帶一路戰略中，中國並不是把過剩產能轉移出去，轉移的都是優勢高效產能，包括鋼鐵水泥等都是有很高性價比的產品。

“換一種角度看，中國是利用自己的優勢向世界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而不是為中國過剩的產能找出口，這是一種雙贏的格局，是利他的，目前國內外有些觀點是將此事理解偏了。”他稱。

“那種認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要通過一帶一路戰略提振國內經濟的看法並不準確，支撐中國經濟主要靠國內市場，靠內需。”該位人士稱。

他表示，從推進一帶一路的思路看也很清晰，用基礎設施建設做突破口，而基礎設施建設最需要的是錢，因此成立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目前開局良好。

至於客觀存在的地域風險，他認為，短期看應該避開地緣政治矛盾激化的地方，但從長期區域間的經貿合作有利於消除地緣沖突。

他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就是開放包容，就是經濟貿易的合作，並不涉及國家間的政治安全等。無論是亞投行還是絲路基金，都只是推進這項大戰略的一個工具，這涉及60多個國家，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當我們告別人生的時候它（一帶一路）還在繼續。”該位人士稱。

（路透社， 2015年 4月 1日 ）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13, 2015 at 1:55pm

葛劍雄·絲綢之路歷史回眸

絲綢之路的概念

談到絲綢之路，我們首先應該了解它的歷史事實，同時需要了解古代産生這麼一條“絲綢之路”的原因，這與當時的歷史條件關係密切。馬克思歷史唯物論有一個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種文化、思想，包括宗教、政治、科學活動，它的基礎都是當時人們的吃喝住穿，即物質條件，特別是在人們的生産水準很低、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任何活動都受到當時地理環境的嚴重制約。所以，我們必須了解當時的地理環境，不僅是當時的自然地理環境，還要了解當時的人文地理環境。

我們現在講的“絲綢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線，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這個概念的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中亞、中國西部一帶進行地理考察，持續3年多時間，考察過程中也參考了中國的歷史記載。回去以後，他在德國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在西元2世紀，存在著一條從洛陽、長安到中亞撒馬爾罕（今為烏茲別克共和國第二大城市）的商道，這條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絲綢，這是一條從中國輸出絲綢到中亞、西亞，最終到達歐洲的道路。因為這條路上主要運送的物流是絲綢，影響最大的也是絲綢，所以他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因此，中國的《二十四史》《四庫全書》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關中國的書上，是找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説法的。

多國人民共同開闢絲路

我們有很多證據證明，這條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在商朝的婦好墓中發現了一些玉器，經鑒定是和田玉、崑崙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裏面，説明商朝就有這條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運到今天的河南，沒有道路怎麼行呢？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歷史上不僅有來自中原對它的影響，也有來自西方的影響。比如在新疆發現的古屍，一看就是白種人，有的肯定是來自歐洲的，這也是一個交流。所以，季羨林先生曾經講過，中亞這個地方處在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節點上。無論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還是他們自己開闢的路，道路是本身已經存在。

李希霍芬談到的“西元2世紀”，就是指西漢的張騫通西域。但是張騫通西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物資的交流，為了輸出中國的絲綢，或是為了對外貿易，而是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在此之前，匈奴對漢朝曾經造成巨大的威脅。西漢開國的時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脅到西漢的首都長安。隨著漢朝實力的恢復，特別是到了漢武帝時候，漢朝終於有能力對匈奴發動全面反擊。但是，匈奴以騎兵為主，機動性強，漢朝需要防守從遼東到黃河西面的漫長邊境，往往顧此失彼。所以，漢武帝想要徹底消滅匈奴的有生力量。他獲得情報，原來在祁連山的兩個民族，其中一個叫月氏，在匈奴的壓迫下西遷到今天的阿富汗這一帶，稱為大夏。由於大夏與匈奴是世仇，漢武帝就想聯絡大夏，讓大夏從西面進攻匈奴，漢朝在東面，兩路夾擊來打敗匈奴。漢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漢朝出使西域，張騫應募。一離開漢朝的控制區，張騫就被匈奴人扣留了，被扣留了十年。但是張騫始終沒有忘記他的使命。一有機會逃脫，他不是逃回他的家鄉，逃回漢朝，而是繼續他的使命，朝著大夏方向行進。但是，到了大夏，他的政治使命、軍事使命都沒有完成。因為大夏國王過得很舒服，比他在祁連山那裏地方要大，國力要強，不願意再與匈奴作戰了，所以史記裏面描述張騫的使命“不得要領”，後來形成了“不得要領”這個成語。張騫“不得要領”，就回來了，回來路上又被匈奴扣留。這次他很快逃脫，回到了漢朝。儘管他沒有完成漢武帝給他的使命，但是他的親身經歷以及見聞，又引起漢武帝巨大的興趣。那時，軍事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漢朝已經擊敗了匈奴，通向西域的大門已經打開，河西走廊已在漢朝的控制之下。從長安出發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張騫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浩浩蕩蕩幾百人，帶了很多副手。他知道，靠他一個人，是到不了西域各國。到了西域後，他分別讓副使到各個國家去，並攜帶了大量的禮品。漢武帝認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統治者，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國到中原來，就需要帶很多禮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絲綢。隨著張騫和副使們的出使，使大批中亞國家和當地的民族都體會到絲綢的美麗，又通過商人擴大了絲綢對中亞、西亞的貿易。所以，李希霍芬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

絲路建設要考慮外界因素

今天我們建設“一帶一路”，要考慮外界因素。比如我們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交往，他們是不是有與我們相同的積極性、願望和利益，值得考慮。不要以為，因為歷史上有“絲綢之路”，我們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這樣一條路來，或者我們就完全可能建成“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樣去看歷史，就可能産生誤讀。考慮怎樣使對方能夠積極響應，並且有持續的動力，對此要有相應的對策。

比如説，前幾年我們與哈薩克聯合簽了協議，建立中哈邊貿城。我們這邊都建好了，那邊基本還沒有動。為什麼？我們從喀什到邊境，到了我們界碑的地方已經海拔3400米高了，一過界碑，中間還要翻過幾座山口，過去100多公里都是無人區，全是高山峻嶺。那讓我們怎麼進行邊境貿易呢？另外，他們可以進行貿易的貨品較少。2003年，我看到，開過去的貨車都裝得滿滿噹噹，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家電，甚至還包括傢具。但是，從那邊回來的車上沒有什麼貨物。即使是哈薩克盛産棉花，他也會按照市場規律，誰出價高賣給誰，不一定就全賣給中國。所以，要激發人家的積極性，就應出臺相應的措施。

我國是絲路暢通的保障，歷史上絲路通少斷多

歷史上絲綢之路並不是始終暢通，甚至中斷的時間比暢通的時間長。對於中亞來説，什麼時候中原政權能夠牢牢地控制中亞，這條路的暢通才有保證。否則的話，它往往只能成為區域的、局部的交通，而不是一條貫通東西的大道。根據史料的記載，西元前60年，西漢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亞這一帶大概2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設置了西域都護府，這是新疆歸屬於中國的第一個標誌。但我們還要注意到，儘管西漢擁有了這個地方的主權，但是並沒有像在內地一樣，建立郡、縣等常規性的行政管轄制度。原因是從中原到那裏的交通線太長，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漢朝派個官員到今天新疆的焉耆（西域都護府常設地），路途遙遠，而且當時沒有任何信息傳播的手段，等到大事報回來，可能事情早就過去了。所以，西漢只能實行一種監護式的統治。那麼大地方，漢朝在那裏只派幾千個士兵和一批官員。

新疆特殊的地理條件，沒有辦法實行像內地那樣層級很明顯的行政管理。當時西域有36國，後來有50～60國。為什麼會分那麼多國？因為很多地方都是一個個完全不相聯繫的綠洲。綠洲有大有小，大的可能住幾萬人，小的只有一兩百人。西域最大的國“烏孫”有30萬人口，最小的國只有100多人。各國之間的距離非常遠，中間全是無人區。只能採取這樣一種很鬆散的統治方式。這種統治方式，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如果國力衰退，加上派去的官員無能，維護西域穩定的局面就難以為繼。西漢末年，王莽篡漢，西域都護府撤銷。東漢建立後，平定了內部割據勢力，穩定以後又建立西域都護府，但更換了名字。東漢兩百年內，西域都護府或西域長史府三通三絕，東漢之後，也是斷斷續續。

如果漢朝能夠控制住西域，那麼這條路線是暢通。比如説北魏，統一了北方後，又從平城遷都洛陽，一直控制著西域，所以外貿很發達，來自大秦國的商人可以帶著大批貨物到這裡來。但是，如果戰亂重起，那麼不僅洛陽衰弱，這條路沿途都衰弱了，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控制了中亞。當時唐朝在中亞這一帶有一個行政軍事中心，就是碎葉城。這是唐朝當時在西域一個很重要的據點，相當於現在大軍區的一個司令部常設點。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軍隊東撤去對付安祿山、史思明，造成西域空虛。最早，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擴張，佔了今天新疆這一帶，連河西走廊都佔了。接下來，原來在蒙古高原的回鶻人西遷，遷到了塔裏木河流域，回鶻人與當地民族結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形成了今天的維吾爾族。而吐蕃人又從新疆、河西走廊退出，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區。以後阿拉伯東擴，把伊斯蘭教傳到新疆。這種情況下早就不存在從內地長安到中亞的絲綢之路了。

海運承載了主要貿易

到了九世紀，阿拉伯人通過海上，一直繞到廣州、泉州、寧波、揚州。通過海上，運費便宜，且以前陸路只有絲綢值得長途販運，到了海上開通，儘管我們還是用絲綢之路的名稱，但實際上已經不是以絲綢為主了。中國的陶瓷産品，大多是走海路。海上運輸的不但有絲綢，還有其他商品，例如，較粗的紡織品、工藝品、陶瓷、茶葉等。到了唐朝，陸上的絲綢之路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到了宋朝，西面又産生了一個西夏，西面過不去了，海上交通已經比較發達，陸上還有什麼必要過去呢？到了南宋，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宋朝只到秦嶺淮河。元朝時，交通比較發達，除了海上以外，陸上也通，畢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統治下。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馬可·波羅外，還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等，都有記錄留下來。從他們的記錄中可以看到，他們進來的路線都是不同的。哪個地方方便，就從哪進來，有的海上，有的陸上。這説明當時的人際交流以及當時的物資交流都很發達。元朝時已經多元了，不是傳統意義的絲綢之路了。到了明朝，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關，西面是吐魯番和其他一些政權，出嘉峪關都要得到批准，一般商人根本無法出去，那時更多的是一種西部地區之間的貿易。

“一帶一路”必須考慮國家整體利益

古代沒有什麼國際秩序、國家之間的平等，完全憑實力説話。要保證一條交通路線的暢通，必須由主導作用的方面在軍事上、政治上控制。今天我們要建“一帶一路”，必須考慮它的總體安全，必須考慮我們國家的整體利益，穩定對我們建絲綢之路，建絲路經濟帶，仍然至關重要。

萬隆會議通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有一項叫互不干涉內政。當時中國提出這個，我認為具有積極意義。因為當時中國的主要威脅是別人要干涉中國的內政。中國當時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對中國的影響。五十年代我們宣佈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客觀上消除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對這麼多華人的顧慮。要麼歸化入籍，要麼保留中國國籍，兩選一，這樣大多數人都選擇了當地國籍。到了今天，如果他國的內部變化是向著不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或者甚至會損害我們利益，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是完全不干涉，還是要積極的影響？總而言之，一定要預先考慮，怎麼保障好“一帶一路”的安全。

阿拉伯人對海上絲路的貢獻，不能簡單移植西方海洋觀

現在我們習慣於拿西方的海洋觀來看海洋，這是錯誤的。西方歷史學家、哲學家、地理學家都有這樣的觀念——海洋，代表著財富、希望、交流，人類離不開海洋。特別那些西方的哲學家，甚至馬克思也受過這個影響，説不同的地理環境下，人可以形成不同的性格，海洋邊上的人心胸開闊，目光遠大，而內陸人一般狹隘保守。這話對不對呢？他們講的海洋，主要是地中海，這個話不適合中國。早期我也不懂，我也認為這話是對的。這些年我經過深入研究得出結論，我們不能把西方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經驗盲目用到中國、用到其他國家。因為地中海世界上只有一個，它非常特殊，基本上是個內海，海中還有非常多的島嶼、海灣，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非常便利而且安全。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圍，古代的文明像群星璀璨，兩河流域、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羅馬、希臘、亞細亞等等。沿著地中海航行，輕易就能接觸到異質文明，多種文明在這裡激蕩交流。中國只有一個地方比較相像——渤海灣。但很可惜，周邊的朝鮮、日本與中國之間，航行條件可能和地中海差不多，距離也不太遠，可是這裡找不到異質文明。日本、朝鮮歷史上都是學中國，他們總體水準都不如中國，唐朝時日本是全盤學習唐朝制度搬過去。這樣一來，中國根本沒有積極性。所以，海洋對中國的概念和地中海對歐洲、北非的概念完全不同。

中國的海洋觀念，不像西方是很自然的。中國的觀念，“四海之內”，海，就是邊緣，出了海，就沒有了。中國人到了海邊，決不會像歐洲人一樣，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來，看到了財富，而是窮途末路，天涯海角。對古代中國人有吸引力的是長安，是洛陽，是內地政治經濟發達的地方，而不是什麼海邊。大海對於古代中國只有漁鹽之利，打魚曬鹽。到西漢末年，中國的航海其實已經很發達了，漢朝也比較重視航海，但以後卻倒退了。為什麼？因為沒有用。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從海上受到威脅，要有威脅才有必要建海軍。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只是倭寇，直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航海過來。正因為這樣，中國沒有不把海上看成自己的威脅，用不著過多地加強海防，另一方面，海洋也沒有給中國帶來像地中海所帶來的這麼一種利益。

海上絲綢之路由阿拉伯人開拓

正因為這樣，海上絲綢之路也不是中國開闢或者掌握的。是誰建的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考慮到貿易的利益，陸上已經不通，代價太大，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曾經是世界一流。所以，他們就航海到了廣州、泉州、寧波、揚州這些地方。唐朝後期，在廣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家屬已經有好幾萬，形成了他們的社區，被稱為“番坊”。其中的社區負責人也是由其自己擔任，稱為“番長”，就類似我們的小區選個外國人做居委會主任。泉州的阿拉伯人，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他們留下來的公墓，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寫著真主保祐，還有很多清真寺的遺跡。甚至南宋的時候，掌管泉州的海關和外貿的長官，即泉州市舶司的長官叫蒲壽庚。學者們研究後認為，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後裔。有沒有中國人也到那裏貿易呢？到現在沒有發現一個。現在我們唯一知道的，是西元751年高仙芝帶領幾萬唐朝軍隊進攻石國（即今天哈薩克的江布爾），在那裏突然遭遇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軍隊。唐軍徹底失敗，幾乎全部被俘虜。這批俘虜被送到巴格達。軍隊中有一批是跟著出去的造紙工匠，這些工匠被俘後把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阿拉伯，後來又傳到歐洲。其中有一個人叫杜環，是部隊的秘書，在阿拉伯巴格達一帶待了九年以後，又坐阿拉伯的船回到唐朝。他寫了他的經歷，900多字。從這個記錄中，我們才知道阿拉伯的情況。這是中國第一次有人正面描述阿拉伯和伊斯蘭的情況。最近，在西安又發現了?蚖x銘，知道有一個太監曾經在唐朝後期被派出使阿拉伯，到了大食。但這些都不是正常的貿易。貿易還沒有發現過。所以，不要以為唐朝時外貿發達，其實都是外國人來做貿易。唐朝和宋朝的官方只是收稅，他們已經很滿意了。南海有很多沉船，包括南海一號，但是我們一般不介紹這些是誰的船，據我所知，都是外國的船，都是外國人來買東西的，不是我們主動輸出的。一直到近代，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到了菲律賓、中國的臺灣、澎湖，到了沿海做貿易。這種情況下，中國官方都還沒有直接進行外貿。最多是那些走私商人和得到恩準的民間商人在做貿易，不能和別人對我們的貿易相比。

歷史上官方對外活動輕經濟效益

怎麼看鄭和下西洋？這是不是我們今天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榜樣呢？客觀地講，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經濟貿易，也不是建立殖民地，而是宣揚國威。明朝成立後，永樂皇帝覺得明朝建立了那麼長時間，原來元朝時有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現在還沒來，要去告訴他們，明朝已經成立，而且很強大。還有一點是不能公開講的，永樂皇帝朱棣是靠陰謀手段廢了他的侄子才掌權的，他心裏希望通過這樣一些對外的宣傳，吸引外國的朝貢，以加強他的政治合法性，説明他是正統，是真命天子，非但國內擁護，而且萬國來朝，所以不惜工本讓鄭和去。一次不行，總共去了七次。鄭和去西洋的標準動作是，到了一個國家或地區，船上放炮，召集當地的君主或頭目，帶民眾聚集起來，然後他宣讀詔書，宣佈大明建立，大明對他們的優惠，鼓勵或要求他們來稱臣納貢。如果你聽從，就有賞賜，比如金銀財寶絲綢。得到的回報是真的有人跟著來了，還帶了一些土産回來，包括香料，還有一些珍稀動物，比如到非洲帶回來一頭長頸鹿。據説還有獅子、麒麟，實際估計也就是麋鹿之類。從此以後，明朝乃至清朝的皇宮內還養著象。沒有發現鄭和開闢一條航路或者與外國開展什麼貿易。在近代梁啟超第一個發現鄭和下西洋的事跡，稱他為偉人，稱讚他的航海技術。明朝本身除民間寫了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故事小説以外，明朝的大臣都是反對的。宣德皇帝有一次説要看鄭和下西洋的資料，大臣慌了手腳，趕快回答稱找不到了，居然把檔案全部銷毀。為什麼？害怕皇帝看了，再來一次下西洋，但是國庫已經沒有銀子了。比較一下，哥倫布航海，儘管他的船隊與鄭和不能比，時間也比鄭和晚，但哥倫布回到西班牙時西班牙人傾城出動，歡迎民族英雄回來。大家都知道他給西班牙帶來了真金白銀，找到了新的航路，可以開拓殖民地。中國鄭和下西洋沒有這樣做。另外，據上海交通大學楊猷院士多年的研究，鄭和下西洋到過的所有地方，在他之前，阿拉伯人都到過了。這幾年我也注意到這個事情，發現的確如此。鄭和本人就是阿拉伯人的後代。他的家族是姓馬的。他父親一輩的人專門去過天方即麥加朝聖。明朝初年還有不少阿拉伯人留在明朝，所以明朝的資料明確記載，鄭和下西洋時帶有外國的水手。現在留下來的鄭和的記錄中，航海圖裏面用的概念是“針路”，這個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用的技術叫“牽星過洋”，也是阿拉伯人發明的，靠看星來定位。不要以為中國古代有指南針，指南針只能小範圍用，真正在海裏是沒有用的。所以現在如果要建海上絲綢之路，不要以為中國已經有了很好的經驗。我們需要開拓創新，好好學習。

我們以前海上包括陸上的活動，經常是只有政治目的，輕經濟效益，所以沒有辦法長期維持。比如張騫通西域後，漢武帝為了奪取寶馬攻打大宛，結果損失非常大。十幾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又比如我們對外界經常賞賜無度，使外界期望值越來越高，對國家造成財富的流失，國庫空虛，官民都有怨言。這樣的例子多得很。隋煬帝一方面在國內老是挖運河打朝鮮，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國人誇耀，在洛陽大規模招待外國人，把絲綢挂在樹上。人家看了奇怪，老百姓還沒有衣服穿，怎麼絲綢挂在樹上？結果説天朝很富，絲綢有的是。招待外國人吃飯，説好不用付錢，我們歷來是吃飯不要錢的。這樣的開放誰支持呢？這樣的情況歷史上不止一次。

應吸取對民間貿易限制的教訓

我們不主動經營外貿，主要利益都是由外方所得，而對民間貿易是一貫限制甚至禁止，或者課以重稅，以致民間非走私就不能獲利。比如明朝時中國白銀缺少，銀價不斷上漲。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來了，他們有新大陸的銀礦，有大批的白銀，照理這個外貿對我們很有好處，但是明朝禁止，不讓貿易。怎麼辦呢？福建人就武裝走私，建立一個個的走私集團。明朝政府出兵鎮壓，他們就跑到海外建立基地，雇了日本人對抗，形成所謂倭寇。我們千萬要吸取教訓，要重視經濟效益。

為什麼要建海上絲綢之路？我們有自己的産業優勢，水泥、鋼材、煤、鐵産量高適於出口，如果能通過投資在海外的基礎設施，在海外建鐵路、港口、碼頭，一方面我們的産品銷售出去了，另一方面所在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互惠貿易、經濟增長獲得支撐，成為大家兩利的事情。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本身是個很好的事情，是大家都互利的一個需求，不要再説什麼挑戰世界銀行、建立中國話語體系之類的話。我們要注意到，習近平主席在這次亞洲博鰲論壇上，完全是對這些國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強調是雙方、多方共同發展。對於“一帶一路”，大家都應該明確，歷史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財富或者經驗。現在我們要面向未來，要真正做好“一帶一路”建設，就必須創新，這樣才能完成這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才能在未來發揮對中國、對世界的積極的作用。（作者：葛劍雄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府參事，全國政協常委。2015年07月10日 10:17:09，來源：光明日報）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13, 2015 at 1:37pm

郝時遠·文化多樣性與“一帶一路”

中國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民族地區是我國的資源富集區、水系源頭區、生態屏障區、文化特色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只有了解了這個“家底”，才能真正了解我國的基本國情。

過去，我們大多從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角度去看我們的國情，包括一窮二白等等，但是文化特色可以説是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集中體現中國文化多樣性特點的這樣一個載體，同時也是生物多樣性的地區，當然很多也是貧困地區。這樣一個基本國情，我們應當很好地去把握和理解。因此，“文化特色區”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多樣性的特點。

今天，我們在“一帶一路”的建設當中，西部地區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從歷史上的邊緣地區、改革開放的後方地區轉變成為前沿地帶，而這個前沿又是一個既要對內開放，又要對外開放的雙向開放“中心區”。共建“一帶一路”的基本理念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發展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發展的潮流，即堅持和諧和包容的準則。

我們注意到，在“一帶一路”建設願景和行動的文件發佈中，特別強調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相容並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觀。就是説，我們理解廣義的文化，一方面要理解文化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如何去共生共榮，包括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和它的發展模式也屬於政治文化範疇，同樣要得到尊重和相互的相容、寬容、理解，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講，也是可以求同存異、相容並蓄、和平共處的，那麼從這樣一種角度出發，具有示範效應的民族地區的文化優勢應該説相當重要，因為對外開放本身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內容，而且是文化方面的內容。邊疆民族地區的示範效應和文化優勢十分重要。所以，從基本國情和雙向開放這兩個角度，我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中華文化多樣性源遠流長

先秦時代的文獻已經記載了，“五方之民”共天下。天圓地方下的“五方之民”指的就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華夏。在這種以中原為中心的政治格局中，對周邊統治的傳統智慧，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因俗而治、和而不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這種維護一統而又重視差別的理念，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的歷史，是“五方之民”在互動交融中共同創造的歷史。無論哪個民族建鼎稱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國家，而且越是強盛的王朝吸納的民族就越多。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視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正統。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那麼從文化多樣性的角度講，民族是文化的載體，民族多樣性決定了文化多樣性。多樣性意味著差異，而差異是人類社會最普遍的現象。當然差異也意味著矛盾，這種矛盾就是説我們應如何對待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差異，如何對待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甚至如何對待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這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文化觀或放大的文明觀的問題。

生物多樣性是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這個基本道理已經相當普及。那麼，文化多樣性為什麼不能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的基礎？為什麼文化多樣性一定要衝突，甚至放大為“文明的衝突”？這是我們研究文化問題和面對多樣性問題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少數民族文化是構成中華文化最斑斕的色彩，這一點顯而易見。中國共有38項非遺項目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其中少數民族項目有14項。2013年，1219項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中，少數民族項目有433項，佔34.9％；1986名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中，少數民族傳承人有524名。這表明，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化構成了中華文化的斑斕色彩，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傳承和發展的問題最為突出。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少數民族文化塊頭小，抵抗市場經濟衝擊的能力弱，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産流失嚴重，不能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少數民族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共有的文化資産，不是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地域的。

我們尊重文化多樣性，首先就要保護好中國自身的文化多樣性。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把漢文化等同於中華文化、忽略少數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區別於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缺乏認同，都是不對的，都要堅決克服。

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所謂民族團結、民族和睦就是講中華文化的根，大家都要認同中華民族，都要認同中華民族的文化，而認同中華民族的文化才能解決對祖國的認同，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所以文化的作用，是一個深層的，涉及人內心的作用。文化認同問題解決了，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才能鞏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多民族是一個優勢，這一點不僅僅體現在文化上，而且還體現在多民族的“家底”，包括資源富集，水系源頭，生態屏障等多方面的優勢，所以我們要珍惜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或者慶倖我們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所以，在遇到民族問題、文化差異問題時，那種把多民族當“包袱“，把民族問題當作“麻煩”，把少數民族當作“外人”，企圖通過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來一勞永逸解決民族問題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在世界範圍也沒有可資借鑒的所謂“成功經驗”，反而有不少從否認到承認的普遍實證。

我們一直講，我們國家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裡，“統一”是指中華民族的統一，中華民族統一才有國家的統一、領土的完整；“多民族”是指中國各族人民在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存在著歷史形成的多樣性差異，承認和尊重這種差異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是和諧國內民族關係的前提。

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指向，是尊重差異、縮小差距，這是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確立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特色民族觀在民族事務方面的重要體現。縮小差距，縮小的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尊重差異，尊重的就是廣義的文化的差異——這是我們民族政策最核心的東西。

中國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觀念立足於在差異中求和諧、在多樣中求統一，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構築多元一體大家庭各成員之間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係的精神紐帶，即共有的精神家園。

總體而講，中華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的共生交響。中華文化如同一個交響樂團，各種樂器的特質之音、七音八度的差異之聲，在指揮的協調下共聲交響，演奏出美妙和諧之聲。“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這是古人從音律和諧中感悟的治世之道。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説中華文化就是一個現代交響，各民族共生，誰也缺不了誰，它必須是在多樣性的交響當中演奏出中華民族的華彩樂章，才能夠實現這種尊重差異的多元一體。

中華文化的現代“交響”，包容著各民族文化的音質聲調，在中國共産黨“指揮”下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主旋律，演奏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華彩樂章。這就是尊重差異、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認同，就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凝聚。

　　在國際比較中堅定自信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三個自信”，這是我們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當中，必須要強化的一個自我意識。

近年來，對中國民族政策的討論，是國內外學界和社會輿論關註的重要議題之一。最基本的判斷就是中國民族政策出了問題，進而在所謂的“反思”中産生了一系列評判：“蘇聯模式”“大拼盤”“調整説”“失敗論”。同時以“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命題開出了一系列藥方：學習美國、印度、巴西的“大熔爐”“文化化”“族群説”“社會政策化”，重返民國“宗族論”，直到“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取消“民族身份”等集大成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這些觀點一方面引起了學術界的激烈爭論，另一方面也直接影響到民族工作實踐，在民族關係領域産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在西方歷史上，處理種族、民族、土著居民和移民等問題，長期採取奴役、歧視、隔離、驅趕、強迫同化甚至滅絕的政策。所以，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殖民主義、沙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理論和實踐都源自西方。即便廢除了奴隸制，仍實現“隔離但平等”（美國）、“既不平等也不隔離”（巴西）、“種族家園隔離”（南非）等制度和政策，“白人至上”的觀念根深蒂固。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民權運動的影響下，美國等西方國家才在“承認的政治”觀念轉機向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平權政策”實踐。

自1970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開始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影響了歐洲和眾多實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家。這些政策實行到今天又陷入了所謂的“承認的困境”。2010年、2011年德國總理、英國首相相繼宣佈：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失敗。2014年歐洲委員會發表最新完成的歐洲人權狀況報告，報告指出：今天的歐洲民主、法治與人權狀況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危機，是冷戰結束以來最為糟糕的。歐洲面臨的人權現狀，其中包括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腐敗、拐賣人口、放縱仇視言論等。在歐洲，39國有歧視少數民族的問題，23國執法粗暴，23國排斥和歧視羅姆人。在許多歐洲國家，貧困和高失業率助長了矛盾衝突與極端主義勢力的擡頭。一年多來美國連續發生的警察對黑人施暴案及其引發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浪潮，不僅使世界而且也使美國人自己認識到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在美國遠未克服，種族問題遠未解決。

這些都表明，他山之石未必都可以“攻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能想像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餘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裏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麼辦？因此，在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方面，即便是借鑒某些具體措施，也要搞清楚來龍去脈，準確地了解對方的國情和政策依據。

很多人提出要學習“新加坡經驗”，特別是各種族“共居”的“組屋計劃”，同時有對中國的民族識別、身份證上的族別標註批評質疑，取消之論比比皆是。那我們就來搞清楚“新加坡經驗”究竟是怎麼回事。新加坡不叫民族問題，叫種族問題。新加坡“種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中的“組屋計劃”，實施條件就是身份證上的“種族”（race）標註。它的社區建設就是按照三大種族的比例入住，現在它的身份證上已經出現了90多個種族的標識。比如華人和馬來人結婚了，為孩子辦出生證的時候，父母可以為孩子選擇種族，可以是華人或馬來人，也可以是華-馬來人，或馬來-華人。隨著來新加坡移民的外國人的增多，種族類型也不斷增多，但政府不厭其煩地標註在身份證上。公民15歲的時候有一次更改種族識別的權利，之前是父母給確定的，如果不更改，這個身份證一輩子跟著你了，你買房子，享受各種各樣和種族有關的政策全部要依據你的身份證。

那麼，我們的身份證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如果我們把身份證上的族別信息取消了，是不是全國人民的中華民族認同就加強了？我們不能本末倒置的去思考問題，更不能説看著人家哪兒好就一定適合我們，我們必須搞清楚人家背後支撐的東西是什麼。新加坡有這套政策，他們也搞身份證上的族別信息，而且比我們搞的更加繁多具體。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民族政策，既有尊重歷史、順應人心的一面，又有體現國家統一基本原則。一個國家在解決民族問題上，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採取什麼樣的模式，是基本國情、歷史演進、經濟社會狀況、文化傳統等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在處理統一和多樣的問題上，我們的理念和制度設計是非常先進的。我們強調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問題。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開拓創新，這是習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講話中深刻闡釋的重大政治原則。這條道路是幾代中國共産黨人立足於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實踐中探索出來的偉大成果。對這個成果，我們要萬分珍惜。如果説實現程度不夠，是因為支持這種制度優越性的經濟基礎還未達到那個水準。所以，必須正確看待我們的國情，不能因為我們取得的成就而自以為是，也不能因為制度還沒有充分實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支撐下的優越性而認為技不如人，就要妄自菲薄地追隨他人。

　　國內民族政策優勢

“一帶一路”實際上可以概括為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路、帶、廊、橋”大棋局。它還包括緬中印孟、中巴、中蒙俄三個走廊，以及歐亞大陸橋。這個棋局的開放是立足周邊，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建自由貿易區，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互聯互通，達到一種合作的更加緊密、往來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的互利共贏發展。

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貿區，人口近20億、6萬億貿易總額、GDP達9萬億美元。在此基礎上，中國與新加坡、巴基斯坦、紐西蘭、智利、秘魯、哥斯大黎加簽訂自貿協定，與海灣合作委員會、澳大利亞、挪威、冰島、瑞士商建5個自貿區。其中，中-澳、中-韓自貿區完成實質性談判。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目的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以周邊為基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新世紀以來，世界油氣逐漸向“中東、中亞、俄羅斯”和美洲兩個供給、出口中心地帶，美國、歐洲和亞太三大消費中心位移，並與“一帶一路”中的能源絲路在“中東、中亞、俄羅斯”供給、出口帶和亞太、歐洲兩大消費中心區域疊合。

眾所週知，能源是發展的動力，也是瓶頸。中國能源生産總量居世界第三位，但每人平均擁有量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中國每人平均能源探明儲量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33%。從1992年開始，中國能源生産與消費總量缺口逐漸拉大，能源消費與供應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國際能源機構的預測，2020年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8%。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進口國。美國能源情報署（EIA）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凈進口國。目前中國原油進口的60%以上來自於局勢動蕩的中東和北非，中國進口石油主要採取海上集中運輸，原油運輸約4/5通過馬六甲海峽，面對著制約中國能源安全的“馬六甲困局”（the Malacca Dilemma）。“一帶一路”建設的開放性發展，目的就是為了使中國與周邊、中國與世界實現“不設置障礙”的互利合作、共同發展。

正如“一帶一路”願景所宣示的那樣，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讓各國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用和諧、安寧、富裕的生活。堅持和諧包容。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相容並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一帶一路”是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點之一就是“民心相通”。這是實現雙向開放的內政和外交條件。民心通最有力、最有效的就是文化通，文化通當中就包含了語言通，語言不通怎麼去做民心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專門講，解決民族問題、做好民族工作，最關鍵的是搞好民族團結，最管用的是爭取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做民族團結重在交心，要將心比心、以心換心。語言相通是人與人相通的重要環節。語言不通就難以溝通，不溝通就難以達成理解，就難以形成認同。這對民族地區“雙向開放”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民心相通，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實踐準則，體現著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的道路特色。我們必須用這樣一個民族政策的理念來考慮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路、經濟走廊的對外開放建設。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由於歷史的原因，與周鄰國家和地區存在著傳統的交往關係，其中包括語言相通、文化相通、習俗相通、宗教相通等因素。例如新疆地區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和宗教信仰等因素，與中亞幾個國家都能夠相通，跟西亞的國家也能夠相通，甚至與其他穆斯林國家也能夠相通。這是我們的優勢還是劣勢？承載這些文化的少數民族，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對外開放中，應該在民心相通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帶一路”建設的對外開放，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轉換，同時也面對著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各民族人民發展進步的艱巨任務。作為雙向開放發展的中心區域，既要走出去、又要請進來，還要應對敵對勢力、“三股勢力”的滲透和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使中國民族政策的先進理念首先在國內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同時，培養邊疆地區各族人民，特別是少數民族産業工人隊伍和各類人才，使少數民族人民成為開發者、建設者、雙向開放的實踐者，這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優勢。中國的民族政策理念突出了尊重差異、縮小差距的基本指向，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是加快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使我國民族政策的先進理念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對外延伸的基礎。

我們常説“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屬於我國內政的民族政策中的觀念和原則，同樣可以延伸到對外開放的實踐中。我國石油企業在中亞國家中的實踐，就彰顯了這種效果。例如在土庫曼，我國的石油企業實行企業在地化、職工本土化，確定了中-土職工3：7的比例，花大力氣為所在國培養企業管理人才和工人隊伍，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習慣，學習當地語言，為當地民生等公益事業作出貢獻，實現了民心相通基礎上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些實踐，正是屬於我國內政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內涵。這些成功的實踐，也證明了我國民族政策的有效性和正確性。同時，這也要求我們在國內、在邊疆民族地區更好、更充分地貫徹落實民族政策，要做得更好，使“墻裏”的民族政策之花，更加廣泛地飄香於對外開放的“一帶一路”建設中。

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司馬遷總結先秦、秦漢曆史有關“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的説法，指出：“一帶一路”建設，“對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是個大利好。要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邊疆開放開發步伐，拓展支撐國家發展的新空間。”這一“新空間”就包括了邊疆民族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優勢，也包括了承載多樣性文化因素的各民族人民在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中發揮的對外“人心通”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民族政策中尊重差異、縮小差距的基本理念，與“一帶一路”大棋局倡導的人文精神和互利共贏，是完全相通的。

總之，中國構建“一帶一路”大棋局，目的是建設內通外聯、開放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內在的機理是共商、共建、共用、共贏，而不是謀求地區事務或地緣政治的主導權。沿線沿帶國家不是棋子，都是棋手。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內政的成效關係到對外開放的成敗。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的精神，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邊疆地區的人文優勢是最重要的“軟實力”。

郝時遠：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助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法學部主任。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等榮譽。2012年獲蒙古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其學術專長為民族理論、國內外民族問題、民族歷史。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世界民族問題、蒙元歷史、北方民族史、臺灣原住民、西藏事務、文化多樣性、族群理論等方面均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近年研究著述有《中國共産黨怎樣解決民族問題》《臺灣民族問題：從“番”到“原住民”》《類族辨物——“民族”與“族群”概念之中西對話》等。（2015年05月28日 08:39:14 來源：光明日報）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12, 2015 at 8:39am

賀欣浩：民間文化傳媒積極借勢國家大戰略共建一帶一路

在浙江省義烏市舉行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國際論壇，來自全國人大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傅瑩，浙江省副省長梁黎明，斯洛文尼亞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西班牙前首相薩帕特羅等出席了論壇。金投賞國際創意節創始人賀欣浩先生受邀請主持商界領袖高峰對話“一帶一路”的貿易機會與未來，與來自來浙商資本，微軟雲計算，上海證券交易所，巴基斯坦聯合工商會中巴經濟合作委員會，印席尼西亞中央銀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阿富汗商會，以及義烏皮艾仕梵兄貿易的商界精英共同探討如何激活區域內發展與合作潛力的話題，並介紹分享了金投賞的國際化成就，以及在一帶一路國家大戰略背景下的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受到了現場國內外嘉賓的一致好評。在會後，環球網采訪了這個亞洲規模最大創意獎，著名暢銷書系列《商業創意》作者賀欣浩先生作為民間企業如何助力共建一帶一路的話題。

環球網：賀總您好，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對於您民營企業有什麽樣的意義和價值呢？

賀欣浩：一帶一路對於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百年難得的機遇，為我國提供了全方位的開放機遇，外交機遇，合作機遇。對於民營企業來說，更關註經貿關系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設，亞歐市場的深入合作，這給予中國的企業走向全球發展的一次機遇，國家從大戰略層面進入，無論對於推進地區安全合作，保證投資者的利益，還是從人民幣國際化，經濟區域化後帶來眾多交通，物流，通關的便捷，更重要的是搭建了這樣一個平臺，從官方和民間進行政治層面和商業層面的溝通，建立一個互信互利的平臺。如果沒有國家大戰略的支持，僅僅單靠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是不可能實現的。

環球網：您作為來自上海優秀的民營文化傳媒企業的代表，您認為這對於上海和文化傳媒行業有什麽契機呢？

賀欣浩：今年3月國務院發布了由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所出臺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和行動“文中，明確了將堅持市場運作，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這對於我們這樣有實力參與國際競爭的文化傳媒企業機會。同時，將加強沿線國家民間組織交流合作，加強文化傳媒的國際交流合作，列為合作重點，這都給我們發展帶來契機。同時，作為來自上海嘉定的企業，背靠上海有上海合作組織(SCO)，以自貿區的兩大優勢，相信隨著一帶一路的經濟建設的深化，這會是一個長期利好的消息。

環球網：最後金投賞已經是亞洲規模最大的創意獎，您的企業有什麽具體的規劃來借勢一帶一路嗎？

賀欣浩：金投賞從去年8月份開始已經積極的走向世界，從一個中國的獎項華麗轉身為一個國際性的獎項。我們同時肩負著將中國創意風格走向世界的使命。在去年，我們已經有來自五大洲，超過96件作品，全場大獎由大洋洲獲得，南美和亞洲各獲一個金獎，在一帶一路目前六大區域的64個國家中，已經有來自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優秀的商業創意來參與。接下來我們需要借勢這個國家大戰略開辟更多新的市場。同時我們也積極響應將一帶一路共建成一個開放的平臺，並不局限於目前涉及的64個國家，還包括德國的杜伊斯堡，義新歐鐵路的終點西班牙的馬德裏，以及加入亞投行的英國。這些國家都已經有企業參與到金投賞當中來，今年我們也將針對一帶一路經濟帶國家所遞交的優秀商業創意，特別設立一帶一路特別獎，為我們的國家大戰略添磚加瓦。

環球網：感謝賀總的時間接受我們采訪。

賀欣浩：謝謝環球網。

(環球網綜合報道, 2015年6月19日)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10, 2015 at 11:12pm

趕搭一帶一路經濟列車

“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的合作構想，是中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擴大對外開放的內在需要，同時也將透過此舉措進一步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相關國家和地區區域的經濟合作。

大馬位處“一帶一路”沿線地帶，並且扼守馬六甲海峽，屬於“一路”的中心戰略位置，而大馬的優勢是，除了雙邊貿易關係深遠，在大馬的華語（普通話）使用率遠勝比他東盟國家來得普遍，這一點對兩國人們往來有著極大的便利，也更方便彼此的往來，更易於取得相互信任。

既然占盡優勢，大馬應該如何捉住機遇，從中國日愈擴大的影響力中獲取好處，是大馬政府和企業界必須深思的方向。

中國方面已經向大馬釋出善意。中方表示願意在雙方於2013年簽署的中馬經貿合作5年規劃基礎上，與大馬探討簽署加強“一路”合作框架文件，對雙方海絲合作的目標、領域和重點合作項目做出總體規劃。中國是基於大馬地理戰略、經濟發展、人文宗教和區域效益優勢，列大馬為優先合作伙伴。中國看好大馬能夠在東盟及穆斯林世界發揮重要角色，從而成為中國進入東盟市場，以及開拓中東市場的橋頭堡。

中國大使黃惠康形容，未來幾年中國和大馬政府及企業界在“一路”的合作框架下可以在5個方面開展全面合作，包括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深化產能合作；擴大貿易便利及自由化；加強基礎建設互聯互通；以及拓展金融合作。

大馬必須積極接應中國方面的建議，當中擴大投資便利與自由化是深化彼此合作的關鍵。大馬是中國在東盟國家中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中國的第六大貿易對象國，然大馬卻未與中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果雙方要進一步在優勢上取得成功，必須推動投資便利化，特別是大馬必須在拓寬貿易潛力上加把勁。

針對擴大投資便利及自由化，以期大馬能夠深化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大馬中華總商會（中總）提出的建議值得政府重視，當中全面豁免中國人訪馬簽證已經是不能再拖延的措施，這除了是從促進中國人來馬旅遊的視點出發之外，同時也是利便經商人士的重要舉措，我們必須意識到，免簽證的便利是打開經貿往來方便之門的重要因素，唯有開啟方便之門，深化合作之路始能走得更遠。

“一帶一路”之餘，中國創設的亞投行的基本架構已經日愈成形，意味著中國的全球經濟影響力再進一步加強，大馬在這兩大舉措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關鍵時刻，大馬務必在執行力和行動力方面，與中國崛起的腳步對應上，才能從中享有最大的效益。（01.07.2015 星洲日報／星‧觀點）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10, 2015 at 11:09pm

南洋社論：一帶一路共贏互利

當中國和平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的時刻，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和他在東亞的盟友不斷制造事端，企圖抑制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發展。

盡管中國國家領導人不厭其煩否認中國的強大會威脅周邊的國家，但中國威脅論一直如影隨形牽絆著中國。

我國前首相敦馬哈迪，這位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為“中國人民敬重的老朋友”，接受《明報》的訪談時，否定了許多國家的指責與憂慮。

他認為“一帶一路”戰略，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成立，能夠促進地區繁榮，不會對任何國家的威脅。

正如馬哈迪所說，在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成就東西方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中國一直都不曾對周邊國家造成威脅，反而為這些鄰國帶來發展與和平。

600多年前鄭和七下西洋，多次經過馬六甲，在這片土地上留下的不是侵略的痕跡，而是豐富的友誼與文化遺產。

但後來的西方海上列強如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無不在馬來黃金半島大事掠奪資源，運回本身的國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強調的是經濟蛋糕的制造，目的是要成就或擴大東西方經貿交流。

這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如果參與這項大計必能從中得到利益，達到共榮共富的雙贏目標。海絲路大計從不觸及政治的擴充或侵略的行為，不應被鄰國視為威脅。

東南亞各國大多是發展中國家，缺乏資金完善基礎建設，無法提振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這方面，中國具有龐大的財力、物力及人力，可以協助帶動經濟的發展，倡議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發展銀行（亞投行），將是另一個提供融資的管道，協助企業或國家大型計劃的推動與落實。

馬哈迪提及的吉隆坡地鐵計劃正是好例子：“吉隆坡要完善地鐵線路，但我們不夠錢，若有一個銀行基金來投資，在建設過程中，市民工作機會增加，建好以後，因為基礎設施完善了，市內經貿機會也就增加了，最終整個國家發展得更快了。”

馬中建交以來，兩國貿易年年增長，中國也成為我國棕油的最大買家，我國與中國的貿易順差，對國家經濟有莫大的助益。

正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所言，一帶一路正是既為發展中國家“造血”，即增加資產之余，也可為發達國家制造調整空間的“多贏”之舉，從而改變國際發展格局。

馬來西亞政府和私人企業，應該借助兩國長久以來良好關系的利便，積極投入和參與一帶一路的各種商機，既能為本身的企業發展制造機會，也協助國家推動經濟發展。

政府與政府的關系，更必須建立起相互的信任，過多的猜疑或恐懼，可能會誤判時局，錯失良機。（言論 南洋社論 2015-06-23 ）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10, 2015 at 12:39am

雲南：傳承絲路精神·守護千載文明

不久前落幕的第三屆中國—南亞博覽會的成功舉辦，凸顯了雲南在中國與南亞、東南亞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加強交流合作中的平臺作用，也有力提升了國家的對外開放合作水平。在開幕式致辭中，國家副主席李源潮說：“天竺高僧竺法蘭等負笈東來，翻譯出的四十二章經成為中國最早的佛教譯著。中國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經，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據此演繹的神話小說《西遊記》至今深受歡迎。南亞的歌舞、天文、歷算等傳入中國，中國造紙、瓷器、茶葉、音樂等傳入南亞，成為本地區包容互鑒的歷史佐證。”

                                       《古象雄大藏经》文献（上圖）；古象雄文字 (下圖)

在國家完善對外開放的戰略格局下，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精神更顯重要和珍貴。而近日國家啟動的《古象雄大藏經》漢譯與研究工程，就是這種傳承和弘揚之中的重要一步。堪稱“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驛站”的象雄王朝，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特有的古象雄文化融合了中原、西亞和南亞三大文明精華，成為西藏文化和雲南納西文化的共同根基。象雄不僅是一個強大的時期，一種久遠的文化，也是一種影響至今、難以磨滅的精神氣質。

舉國之力

中國國家領導人在世界舞臺上曾不只一次以文明發展為主題發表公開演講。 習近平總書記曾著重指出：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時，他還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有關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演講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推動文明交流互鑒，需要秉持正確的態度和原則。2014年6月，李克強總理訪問英國期間，《甘肅青海四川民間古藏文苯教文獻》作為國禮贈予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作為我國整理保護民族文化的標誌性成果，由國家領導人贈予國外。該文獻即出自《古象雄大藏經》，是迄今為止最原始、最完整的民間苯教文獻。

2014年11月14日，中宣部正式立項《古象雄大藏經》漢譯與研究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15年6月9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古象雄大藏經》漢譯與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式啟動。該項目由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西藏昌都孜珠寺聯合完成，預計歷時10年之久。這是繼玄奘譯經之後中華民族舉國之力的又一次譯經工程，是“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的薪火相傳。作為古象雄文明的重要載體，《古象雄大藏經》漢譯工程的啟動不僅將解密雪域高原的古象雄文明，還將還原古象雄時期中華文明的深廣影響和象雄文化的開放包容。

任重道遠

早在2000多年之前，中國就探索出多條連接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通路，架起了中國與各國經貿、文化交流的橋梁。而古象雄王朝堪稱“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驛站”，範圍包括現在的四川、甘肅、青海、雲南，覆蓋整個西藏地區，其文化又滲透到印度北部、克什米爾以及拉達克一帶，後者曾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頻繁的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象雄成為古絲綢之路驛站的先發優勢。

如今，象雄王朝的輝煌已經逝去，只能從發現的各種遺跡和經書中去猜想和尋覓那個繁盛一時的文明。然而，作為“活的遺跡”和最大傳承地的孜珠寺及傳承象雄文化的丁真祖普俄色活佛，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四處收集、保護並集結完善資料，促使《古象雄大藏經》漢譯與研究在當代能正式啟動，走向世界。

到目前為止，象雄文化專家共同確定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中，其中3部經典已經完成翻譯工作，6部即將完成漢譯初稿。《古象雄大藏經》漢譯工程規模浩大，雖然從載體數量上看只有近200部，但一如各種古文獻所共同具有的“超濃縮”性，使得研讀其每一部經典所需要的精力百倍於一般的現代文獻。在譯經的過程中，不同於其他翻譯工作，《古象雄大藏經》當中的詞匯、觀念自成體系，僅靠以往其他領域的翻譯經驗是無法從容駕馭這項工作的。這就要求該項目不僅僅要發揮現有人才的作用，更要積極培養人才，並將培養人才作為重中之重，才能滿足項目的整體需求，才能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亟待支持

眾所周知，古象雄的鼎盛時期在公元7世紀以前。從公元7世紀至今的1000多年歲月中，古象雄文獻在人為和自然的各種力量長期碾壓下，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損瑕，如手抄本的字跡缺損、抄寫錯誤、一經多版等各種現象。近50年來，不斷有各方面的高僧、學者對存世的《古象雄大藏經》版本做過不同程度的勘誤、整理，已經使文獻的準確性極大提高。但不應諱言，當前人們所能看到的各種《大象雄藏經》版本依然需要進行細致科學的還真和對勘。

漢譯與研究工程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科學態度，開創了“對勘表”式的對勘方法，能夠為後人和世界奉獻一部最為客觀、完整、精確的《古象雄大藏經》原文。這種方法能夠輸出迄今為止質量最高的原文，作為代價，其工作量也特別大，每個環節的要求都堪稱史上最嚴格。對勘表的制作至今還在進行中。積極探討如何利用現代化手段，通過流程優化，在確保最高質量的前提下，有效提高譯經效率是當前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象雄文化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包含哲學、醫學、文學、藝術、歷史、天文歷法、地理等多學科知識，翻譯和研究者不僅要具備語言能力，還需要全面的學識修養。經典的翻譯和研究工作是一項既龐大又精微的工作，需要參與者具備嚴謹的態度和持久的耐心。項目必須擁有大批具有極高藏漢文能力、並對象雄的歷史文化有專業認識的翻譯專才。

國家首次啟動《古象雄大藏經》的漢譯與研究工程，是守護千載文明之舉。目前，國際上不少國家正在對《古象雄大藏經》進行翻譯，而中國尚缺少基礎研究。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白庚勝表示：“古象雄文明的所有權在我們這裏，但其話語權和解釋權卻長期落在外國人手裏，《古象雄大藏經》漢譯工程將揭示古中國與古印度、古波斯，甚至與古希臘之間文明及文化互相影響、融合的歷史”。翻譯經典只是第一步，還有更多的保護與傳播工作期待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為此工程齊心協力、共同參與，真正實現讓“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項目首席專家李景源

《古象雄大藏經》的漢譯與研究就是在新時代的條件下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目前國際上對《古象雄大藏經》的翻譯以及古象雄文明的研究已經走在了我國的前面。在新的歷史機遇時期，文化發展成為國家發展重中之重的大背景下，《古象雄大藏經》的漢譯與研究工作意義深遠，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與支持。

項目主譯師、西藏昌都孜珠寺住持丁真祖普俄色仁波切

希望一切派別間的、一切舊的觀念都在剎那間消除。希望純凈的真理永存在這個世界，願眾生都能當下融化自己堅固的執著和煩惱，從對別人的關愛與寬容中看到無我，從無我當中感受到喜悅與安詳。在喜悅和安詳的背後，真正感受到古象雄文化幾千年來一直提倡的智慧：開啟自己心中無盡的寶藏——覺悟和凈化。

項目專職秘書長　益西

翻譯經典就是傳承文明，唐玄奘西行17載取經回國，在生命的最後20年，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譯經。東晉的鳩摩羅什也是將後半生投入到翻譯經典中，當時是奉了皇命，集合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參與其中，從口錄到記錄再到直譯與音譯，潤筆潤色，是個系統工程，這樣才產生了對後世影響至深的1000多卷譯本共計1000多萬字。此次，《古象雄大藏經》漢譯與研究的啟動，難度不小於當年，由於歷史跨度長，文化背景不同，不同語系的相互轉換等原因，要負責任地開展這項工作，人才及社會各界的支持尤為重要，邀請各領域的有識之士給予支持、共同參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 www.scio.gov.cn　2015-06-23）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7, 2015 at 5:40pm

一帶一路”背景下特色文化產業的投融資路徑

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去年中，文化部、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於推動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在這一文件中，也提到了絲綢之路文化產業帶。從現代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往往經濟高地就是文化高地。實際上古時候絲綢之路之所以成了中國文化向外傳播的渠道，是因為那時中國是世界的經濟高地。美國只有幾百年歷史，但不能否認全球人現在都受到了美國文化的影響。絲綢之路經濟帶毫無疑問是文化帶，但基礎是經濟帶，資本的戰略作用是關鍵。

對於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特征，筆者歸納了四點：一是在地性，現在所說的絲綢之路文化產業帶，總的來說依附在一個特定區域中，以文化旅遊業態為主。二是分散性。三是原生性，由於手工生產所蘊含的文化深厚，因此最接近文化的本性。四是小眾性，它是在特定範圍內的。小眾性存在明顯的文化折扣，如在陜西大家都覺得很好的東西，但跨越了語言和文化區域後，另外一些人在接受度上就會打折扣。從文化產業的發展角度說要打破這種折扣，同時要保留特色，這是矛盾的地方。

目前，我國的特色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業態簡單，同質化問題嚴重。缺乏足夠的創造性、好的商業模式和更大的國際視野。二是高度區隔，碎片化問題突出。三是進退失據，原生保護和市場開發失衡。要保護原生態的模式就要避免市場化的推廣，但不搞市場經濟，原生態文化被破壞得更厲害。四是產業化弱。特色文化產業也就意味著很難做成規模，而我們又覺得只有手工做的東西，才有膜拜價值。所以這是產業化發展的一個悖論。五是資本短缺，企業缺少資本化的思維和融資途徑。

關於投融資路徑問題，首先是有政府性基金的示範引導。政府引導是因為特色文化產業有巨大的外部效益化價值，不僅對產業有意義，對文化的傳承、保護和發展也有意義，還有巨大的藝術價值，對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帶動發展有很大作用。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互聯網+”，其實還可以有“文化+”。“文化+”意味著文化可以與很多產業結合發展，可以帶動很多產業附加價值的提升。這需要政府資金的引導，筆者認為，由政府來主導建設一個產業化基金意義非常大。

二要發揮銀行保險等的傳統金融優勢，助力特色文化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文化產業發展必須做好基礎設施。盡管筆者不同意搞文化地產，但把文化地產妖魔化也不對。現在中國的地產業已到去泡沫化的時期，銀行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三是政府要築基，積極開展特色文化產業鏈投融資。文化產業最大的價值是它可以帶起很長的產業鏈，就像科技研發一樣，關鍵在於研發成功後形成IP，後面的產業鏈非常豐富。所以在研發時，創新這方面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但是在產業鏈的投融資方面，要讓更多社會資本參與進來，只要形成產業鏈的融資體系，筆者相信社會資本會更主動地進來。

四要積極發展文化產權交易，開展特色文化資源的平臺型投融資。絲綢之路特色文化資源非常豐富，這些資源有些東西可以變成文化產權，可以註冊公共知識產權變成特色文化產權，這些產權應放在產權交易所對接，同時也是尋求資本合作。陜西的文化產權交易所如果能做成絲路文化產權交易平臺更有意義，也突破了以前做藝術品的局限。

五要推動文化金融創新，嘗試開展基於特色文化資源收益的資產證券化。這也是國家在金融體系建設方面重點支持的方向，現在國內、國際都有這方面的嘗試，但是特別有效的嘗試現在不是很多。

最後，積極拓展適合特色文化產業消費的互聯網金融。分散的海量創意和海量的小眾需求，在傳統產業發展機制下是沒有商業價值的，因為傳統商業模式是工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和批量化的大規模銷售。但在互聯網環境中，分散的海量創意與海量的小眾需求可以實現無成本的無縫對接，通過大數據的應用，金融信用也隨之形成，可以推動文化眾籌走向文化眾創。（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2015-04-12，來源：中國文化報）

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on July 7, 2015 at 5:26pm

青海借一帶一路編織世界錦繡

——寫在2015中國（青海）藏毯國際展覽會閉幕之際

高原六月花正紅，潮湧青海漾碧波。剛剛告別“青洽會”的團聚，又迎來“藏毯展”的重逢。相隔短短5天，青海國際會展中心再一次成為六月夏都的焦點。

十二年前的盛夏七月，首屆青海藏毯國際展覽會在碧水連天的青海湖畔落下帷幕。由此，中國藏毯從青海高原邁出了走向國際化的關鍵性一步。

十二年後的今天，青海這個優勢後發省份正在以“交流、合作、創新、發展”的嶄新姿態和寬闊胸懷架起世界文化交融的橋梁，借國家“一帶一路”的強勁東風，編織世界的錦繡，繪制高原開放的新藍圖。

產業帶動展會展會聚集新能量

機遇總是給有準備的頭腦。伴隨著青海藏毯產業的破繭成蝶，在省委、省政府的戰略決策和科學引導下，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藏毯展”在她成長的第十二個年頭，契合國家戰略新的發展形勢，水到渠成地融入“一帶一路”新要素。小小的藏毯從單一的地方特色產業逐步轉變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新載體，羽翼漸豐的“藏毯展”從單純的經貿往來逐步踏上承載起青海深度融入新絲路的新征程。

面對發展新機遇，我省順勢而為，乘勢而上，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引領下，循著“打開青海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貿、投資合作的新思路，搭建起古絲綢之路沿線各國間的經貿、文化、旅遊交流新平臺”這一思路，與多個絲路沿線國家展開了務實有效的合作。

中亞和西亞方面推進青海絨業集團土庫曼斯坦紡紗廠建設項目；實施與土庫曼斯坦互派8名留學生項目；與土庫曼斯坦互辦青少年夏令營活動；開展與土庫曼斯坦的高層合作交流；重點推動土耳其橄欖油精煉廠、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市、伊朗德黑蘭市的中國(青海)特色商品國際展示及營銷中心建設……

土耳其來了，哈薩克斯坦來了，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也來了……一時間，13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131家企業、253位國外參展商帶著各地特色地毯、帶著夢想與希望齊聚夏都西寧，讓六月高原成了以“毯”為媒的“大本營”。

無疑，“藏毯展”已成為集聚發展要素、助推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平臺，成為促進交流合作、擴大“向西”開放的重要窗口。

自6月25日“藏毯展”開幕以來，主題日活動、國別日活動如期上演；我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毯產業發展國際論壇、中國(青海)·土庫曼斯坦經貿與人文交流圓桌會議如約舉行；手工精品地毯拍賣會、各國精品手工地毯展示及專家鑒賞、地毯生產及采購商現場觀摩交流會精彩來襲……這一系列精彩務實的活動讓今年的展會更增“質感”。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15地毯產業發展國際論壇上，多國使節、客商表示，地毯產業在生產和消費環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天然聯系，願意以地毯為“媒”，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

“青海通過‘藏毯展’，把十多個國家的客商聚集在一起進行商業交流、文化交流，增進了友誼，拓展了視野，把展會辦成了全球地毯界矚目的國際性展會，真的讓人很佩服。”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世界手工地毯協會主席庫克如此評價。

開放帶來商機務實贏得新發展

歷數十二年求索，雖是風雨兼程，但更是碩果累累。

不斷擴大開放平臺，努力謀求發展之道，是青海人的選擇。經過多年的打造，青海國際藏毯展覽會已發展成為國內最具特色，在國際上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專業類展會。十多年來，政府、企業、行業之間不斷努力，藏毯的區域化品牌得到不斷推廣，成為地毯品牌展示、地毯業界合作、地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產生了顯著的規模效應、產業效應和品牌效應。

據悉，本屆展會參展貨物量達到230噸，創歷屆之最；展會現貨交易合同訂單和意向簽約額達近1.5億美元，比上屆增長20%以上,其中，現貨交易額達到7900萬美元，比上屆增長49%。電子商務交易額60.5萬元,其中線上交易額55.5萬元,線下翼支付5萬元；B2C交易額達46.9萬元,比去年增長123%,B2B交易額實現零的突破。

有機藏毯首此亮相展會，烏茲別克斯坦的手工打結地毯，尼泊爾的新材料新工藝地毯，吉爾吉斯斯坦的拼花毛氈毯，山東的仿波斯毯……這些新技術、新工藝、新元素的加入不僅讓展會更“有看點”更具未來“風向標”的潛質，同時也將對地毯產業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外，本屆展會引進了青海絨業、雪舟三絨的羊毛、羊絨、駝絨和紡紗、染色等中上遊產品，實現了上中下遊產品的集中展示，既滿足了采購商和生產商的需求，又滿足了普通消費者的需求，不同的客戶端都能在展會找到自己需要在產品。同時，引進了與藏毯相吻合的飾品、地毯售後服務等相關企業，展會在產業鏈的完整性上實現了新的突破。

有人說，在國內外多方的鼎立支持下，在政府的精心呵護培育下，依托富足的資源和燦爛的藏民族文化，在青海打響了兩個品牌，一個是藏毯，一個是展會。藏毯利用展會這個平臺，傳承豐富了藏文化的歷史內涵，發展了特色產業；展會利用藏毯這個核心介質，吸引了來自世界手工地毯生產、采購大國的官員、客商，給青海的對外開放、合作交流、創新開拓，註入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活力，開辟了與眾不同的新路徑。(孫海玲，青海日报，201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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