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延續閱讀 》》習近平·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中國經濟網編者按:3月28日,首屆“中國文化產業智庫論壇暨中國文化產業智庫工作會議”在西安召開。中國經濟網文化產業頻道專欄作者、中國文化產業智庫研究中心發起人、首席科學家、中國藝術產業研究院副院長西沐在會上指出,一帶一路雖然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但它是用文化將歷史、現實與未來連接在一起,成為中國面向全球化的一個戰略架構。所以,站在這個視角下,文化是一帶一路的靈魂,文化產業是其中的戰略基礎。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中國提出的,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驗與中國發展的一種全球化共享。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之所以會成為今天全球化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戰略架構,我認為最為核心的是,一帶一路雖然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但它是用文化將歷史、現實與未來連接在一起,成為中國面向全球化的一個戰略架構。所以,站在這個視角下,我們講,文化是一帶一路的靈魂,文化產業是其中的戰略基礎。
(Feature Photo:Kyrgyzstan Tash Rabat by PhotoFass,500px.com/PhotoFass)
一、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背景
1.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提出與實施,最大的背景就是全球化。而在全球化背景中,最為重要的是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在當下全球化發展出現的新的趨勢,對這一趨勢的梳理可以簡要的歸納為:從冷戰時期的二極世界到蘇聯解體後的一極世界,再進一步發展到由於經濟、科技全球一體化催生下的全球多極化格局的逐步形成,在這一大趨勢的進程中,亞太地區的發展活力,以及中國的快速發展越來越被關注,這是全球多極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點;二是與全球多極化的發展相對應,全球化發展的中心已經在開始出現新的變化,美國、歐洲、亞太以及新的經濟體,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不斷發展演變,舊的格局正在被一點點打破,特別是中國的不斷崛起與亞太整體競爭能力的提升,正在成為全球化發展中的重要一極,並會不斷成長為全球化最富活力的中心。
2.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在中國面對更加復雜的重大挑戰,在全球化背景下應對挑戰的戰略框架。當下中國發展遇到的重大挑戰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問題;二是國際化問題;三是有可能國際化的國內問題。國內問題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內需的激發與擴大,內陸與沿海經濟的平衡發展及能源、環境等問題,在新常態下,這些問題與挑戰,在一帶一路戰略架構中可以尋找更多的機遇、可能與發展的空間;國際問題最為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國際綜合競爭能力,不斷推動中國經濟的國際化與提升人民幣在世界貿易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即人民幣國際化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下,都會有更多的發展可能與發展前景。
3.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發展的內在需求,而文化產業則是重要的戰略基礎與融合性戰略產業。一帶一路為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帶來新的戰略機遇與空間。我們知道,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我用兩句話來總結,第一句是促成了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的根本改變,第二句話是取得這樣的成就,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要素投入、成本到資源控制效率這個角度來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等許多方面已經達到了必須要改變的極限,到了一個極限狀態。所以說在這個時候我們把文化產業的發展當做一個國家戰略提出來。這其中有兩個大的背景,一個背景就是目前從我國人均GDP來看,已經到了一個消費結構快速轉型的時期,2003年我們的人均GDP到了8700,據估算到2020年,我們的人均GDP達到1.27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這種消費結構的快速轉型裏面,文化消費的迅速崛起是非常重要的體現,這是一個背景。
第二個背景,我們積極實現新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問題,因為不合理的投資結構與產業結構,已經造成我國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和生產產品的大量剩余,到了今天我們必須要重視並且要盡快加以改變這種狀況,而改變這種狀況無非我們有兩個方面要進行轉型:一個就是發展方式必須要轉變,另一個就是必須要尋找新的發展領域和新的發展資源。關於新的發展方式大家討論的比較多,在這裏我重點談一下新的發展領域和新的發展資源的問題。新的發展領域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尋找新的發展領域方面,互聯網是重要的發展領域,而一帶一路戰略架構下的全球化則是更為龐大的領域與空間,文化藝術產業也是一個新的發展領域;新的發展資源首先就是文化藝術資源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源,而一帶一路戰略架構下帶來的新的資源更加豐富、更加多元、更易進行價值的整合,對文化產業的發展來講更是如此。文化產業的戰略地位與作用,僅從產業發展層面就可見一斑。
4.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國際社會合作協同、和諧發展的共同需求。從目前來看,中國的崛起需要有兩個大的前提:一是要有強大的國力和不斷創新發展的競爭能力;二是要有和諧、合作與共同發展的國際環境。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在當下來看,對我國國力的增強及競爭力的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更為關鍵的意義,我認為在後者,即通過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框架,可以與廣泛的國際社會加強互利合作,建構雙邊、多邊或者是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的框架與平臺。在這一架構與平臺上,可以通過資本的聚合,通過投資大量的公路、鐵路、港口、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來實現互聯互通,並在此基礎上,真正實現東亞與歐洲這兩大經濟發展極間的經濟、文化等的交流、互補與合作。同時,在這種互聯互通的合作中,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也會不斷受益。在這一戰略架構下,中東、非洲等地區也會不斷地受益。可以這樣說,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架構下,通過資本的聚合與互聯互通的戰略突破口與抓手,中國發展模式也會不斷被國際社會所認可,而這種認可與平臺的建立,很可能在今後不遠的將來,會引發新的一輪多邊、多元化的戰略合作的潮流,從而進一步從縱深加快加深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二、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定位。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定位,從目前看至少可以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1.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功能性戰略,而是一個超級的綜合性的構想,這個構想的落實,關鍵是要變中國的倡議成為國際社會共同的共識,這就需要通過多層面、多渠道的雙邊或是多邊合作或是交流,取得在發展上的共識,共同打造文化互認、政治互信、經濟互融、產業互容的利益共同體,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文化共識與價值的認同,來建構面向未來的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這既是各相關國家發展的需要,也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落實的需要。而要實現這一點,其中,最為重要的前提是通過文化產業的發展來進一步落實文化共識與價值認同。
2.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基於歷史發展的脈絡,建立在文化共識之上的經濟合作倡議,強調的是合作機制與平臺的建立與建設,突出在合作機制與平臺的建設過程中,貫徹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充分照顧各方面的具體利益及相應的區域發展地位,中國不會把一帶一路格局的建構當做地緣戰略的工具,而是著眼於開放、包容的建設態度。由此可見,文化共識的達成與取得是落實這一合作倡議的基礎,而文化價值的融合與新價值建構的形成是保障,但要落實這一基礎與保障,文化產業的發展可以說是主要的一個戰略路徑。
3.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亟需突破口及落實的抓手。現在我們看到的突破口主要是,利用資源優勢,通過一帶一路格局中的互聯互通來實現雙邊或是多邊的國際合作,從而推動地域經濟發展,我們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建立絲綢之路發展基金就是構築突破口的有力舉措。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主要抓手就是首先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所建立的雙邊或是多邊合作機制,建立一帶一路的合作平臺,重點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如公路、鐵路、港口、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合作建設,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經濟合作發展,如合作建設產業園區,在產業鏈整合中進行產業轉換和產能轉移。其實,在突破口的選擇方面,還有一個更具需求優勢、為具有親和力與認同性極高的產業,那就是文化產業。所以,在資本聚合的過程中,如何根據合作國家的文化資源特性,建構不同價值形態的文化產業合作發展平臺,通過產業資本來發展不同國家與民族的有競爭力的文化產業業態,從而實現保護不同的文化生態,這是極為重要又極具戰略前瞻性的突破口與重要抓手。
以上三個不同層次的文化產業戰略定位,從宏觀、中觀與微觀等方面勾勒了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定位,這為進一步探討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認識,取向及維度打下了基礎。同時,這也從一個方面,探討了文化產業的發展在一帶一路戰略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
三、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幾個誤區
隨著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不斷展開與深入,人們的認知也出現了多元化及不同層次的取向,特別是對文化產業的發展問題。具體來講,對文化產業戰略在一帶一路格局中的認知,有以下幾個誤區需要我們加以關注與重視:
1.強調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格局中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合作的博弈問題,忽視了文化及其產業在其中的歷史與融合的基礎作用。大家都看到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是中國不斷嘗試通過雙邊、多邊等機制與周邊及世界共同尋找依存共贏發展的路子,可以說是中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走出去的關鍵。與美國先軍事合作再經濟合作的方式不同,中國走的是先文化、再經濟、再安全的基本路徑。在這裏,文化及其產業的戰略基礎與緩沖作用不可忽視。目前,我們看到通過雙邊或多邊機制的合作國家,特別是我們的周邊國家,往往會出現在合作過程中不斷反復,這種反復除了爭取更大利益之外,對戰略的指向與意圖的不同理解不認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文化共識及其產業的基礎戰略的地位與作用,不失為一個重要的認知向度。
2.一帶一路不僅僅是一個空間的概念,它更是一個建立在歷史文化概念影響的基礎之上的一個文化影響力的概念。大家都知道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它貫穿的空間包括歐亞大陸,東邊連接經濟繁榮並具活力的亞太經濟圈,西邊連接經濟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在這兩大經濟圈之間,涉及中亞、南亞等數十個國家的廣泛地域,而在這些廣泛的區域中,政治勢力與政治格局復雜,美國的影響力大,不少區域可以說是根基深厚,在這種廣度多維的區域空間內,如果我們一味地強調政治、經濟手段則易形成硬碰撞。所以,如何淡化一帶一路的空間概念,通過文化及其產業先行,通過文化影響力概念來淡化地緣政治效應,逐步形成共識與相互信任,達成諒解,則更易架構一帶一路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同時,這也有利於發揮傳統文化及其資源的巨大優勢。
3.在一帶一路的架構中,過分強調互聯互通過程中的經濟合作關系,特別是把基礎設施的合作建設,如鐵路、公路、港口、能源、通訊等項目的合作作為戰略突破口與抓手,而忽視了一帶一路互聯互通過程中文化資源的價值發現及文化平臺的合作機制建設。事實上,通過雙邊或多邊文化交流與合作機制,在文化共識形成的基礎上,不斷建構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享利益、共識推動的文化平臺,不僅可以整合豐富的文化資源,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發展長效機制與產業優勢,共築民意基礎。同時,在文化及其利益的共享中也會進一步提升對一帶一路的認同感。
4.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規劃與實施的過程中,文化產業的戰略後置問題比較突出。任何一個戰略都必須要有相應的突破口與抓手,充分發揮我們的資本優勢與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勢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後置文化及其產業發展的戰略部署的趨勢,應值得警惕。大家都知道,在國際交易與貿易的過程中,文化具有其它無法替代的先天優勢,一帶一路的多元互聯互通,在巨大的要求中,文化的積極介入勢不可擋,以項目為抓手,以資本為紐帶,以平臺建設為根本,充分發揮文化及其產業的先行優勢,有利於形成平等與尊重的氣氛,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實施由獨唱到合唱。
四、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的取向與維度
在一帶一路格局文化產業發展的戰略討論中,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但在系統研究與分析的過程中,我們認為其戰略的取向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一是戰略先行;二是建構平臺機制;三是發揮多元效應。也可以將以上這三個方面簡要地概括為:在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及其產業的發展戰略要前置,一方面可以建立共識,清除戰略誤解,減少摩擦或沖突,另一方面,文化產業作為一個新興業態,也可以豐富與壯大一帶一路的戰略內涵與規模。文化的交流、資源的整合開發、產業的規模發展,一定要建立在平臺機制的形成上,這樣既可以提升有效性,又可以持續並做大規模。文化及其產業發展的多元效應,不僅僅包括短期與長遠效應、戰略與策略效益、資源與產業的效應、民意與認同的效應,而且最為關鍵的是,文化及其產業戰略的有效架構與落地,對最大程度地發揮一帶一路戰略的長效作用,推動形成中國崛起的戰略局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以上戰略取向的分析研究的支持下,我們認為,文化產業在一帶一路的格局中的戰略維度,重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戰略共識維度。從以上的分析與研究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總的來講,基本的戰略共識有三個:一是文化產業戰略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是一個急需要在規劃過程中需要前置的一個戰略;二是文化及其產業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格局中的重要突破口與抓手,其意義不低於基礎設施在互聯互通中的戰略地位與作用;三是文化及其產業拓展了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內涵與視角,是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重要基礎。
2.戰略資源維度。文化資源是一帶一路發展中的極為寶貴的戰略資源。在一帶一路格局中,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生態,它們基於不同的民族與文化特性,培育著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文化傳統及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多元、豐富的文化資源進行系統的挖掘、整合,並使之能夠有效地流動與充滿活力,才能有效地激發不同文化背景參與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積極性,真正實現文化資源的融合、共同發展。也只有在這些文化資源的流動、融合、共生與競爭中,才能形成共識,達成認同。
3.戰略平臺維度。戰略平臺主要是指在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發展的平臺化機制。而這種平臺化的機制主要包括5個方面:一是文化交流的平臺化機制;二是文化資源流動,包括文化資源資產化、金融化發展的平臺化機制;三是各種戰略力量聚合的平臺化機制,包括政府的支持,企業、社會及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產業市場支撐體系的參與支持等;四是基於不同文化背景及利益訴求而形成的雙邊、多邊或者是區域化的平臺發展機制,這都是文化產業戰略平臺的重要組成部分。五是新科技融合,特別是互聯網、通信及信息管理技術融合,以及大數據技術、雲服務平臺及物聯網的快速發展,為平臺化戰略維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4.戰略資本維度。資本及其市場是一帶一路文化產業戰略推動的核心力量,沒有戰略資本及其市場的存在,就難以形成一帶一路格局中的文化產業戰略。所以,戰略資本維度是文化產業戰略格局中的重中之重。戰略資本的形成主要是依靠資本市場,在一帶一路架構下不斷發展統一的文化產業資本市場十分重要。為此,應該重點關注:一是充分發揮絲綢之路基金及亞投行機制對文化產業發展的關注與投資;二是可以設立專門的文化產業發展基金;三是重點發展一帶一路格局下不同層面的產業投資基金與股權投資基金。
5.戰略產業鏈整合維度。產業鏈整合是針對文化產業的發展特質而確立的。我們知道,文化產業的核心是創意,所以它的產業鏈構成比較復雜,從創意、設計、生產制造,再到流動銷售、消費,產業鏈較長。因此,如何發揮我們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先發優勢,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在全球整合配置產業資源,按照產業分工與整合的內在規律,合理布置產業布局與產業鏈布位,不斷在高端、戰略產業鏈整合中占有主動權,是有效利用戰略產業鏈整合策略,整合產業資源,拉長產業鏈,做大產業規模的關鍵。
6.戰略效應維度。文化資源、文化傳統的雄厚與悠久,以及文化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是我們實施一帶一路格局中文化產業戰略並產生戰略效應的基本前提。在這裏,影響力的形成不是抽象的,它是共識形成的基礎及產業影響力不斷作用的結果。所以,戰略效應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大的方面:
一是基於共識的戰略認同;
二是基於廣泛合作交流的國際形象的樹立及國際影響的產生;
三是基於文化競爭力基礎之上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四是通過共建共享機制,彰顯尊重歷史文明,積極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文化自信與勇氣。(2015-03-28 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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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興傑·“一帶一路”與產業大轉移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既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前沿,也是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革命。貧困滋生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只有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亞洲大陸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與繁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也會外溢到周邊乃至全球,“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發展紅利向外擴散的通道。於中國而言,“一帶一路”是中國產業升級與轉型的市場,於沿線國家而言,這是承接產業轉移、實現工業化的契機。中國倡導的互聯互通戰略無疑會助推歐亞大陸形成一個開放、透明、包容的市場體系,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完成產業的轉移、培植與重構,在歐亞大陸形成新的產業結構。可以說,“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會帶來歐亞大陸的一場產業洗牌。
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提出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2014年11月APEC峰會召開之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落地,標誌著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從倡議變成了行動。中國的戰略意誌和行動是“一帶一路”的主心骨,這一戰略一出臺就被很多媒體打上了“馬歇爾計劃”的標簽,認為這是馬歇爾計劃的中國版。但仔細比對會發現,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馬歇爾計劃是冷戰背景下美國扶持歐洲的戰略行動,是冷戰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明確的對手,那就是蘇聯。
馬歇爾計劃是戰後經濟秩序安排(布雷頓森林體系)與杜魯門主義的一次嘗試。馬歇爾計劃實施之後,杜魯門主義就不再是一句空話,喬治·凱南提出的遏制戰略也有了施展的空間,對蘇聯擴張的任何一點進行抵制。此外,馬歇爾計劃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其實已分裂為兩個體系,蘇聯及東歐附庸國並沒有參與其中,美國的經濟勢力並沒有延伸到社會主義國家,此後,世界形成了兩個平行市場。可以說,馬歇爾計劃是經濟冷戰的開始。當然,馬歇爾計劃的實施確實消化了美國在戰後的剩余產能,也推動了美元的國際化,但馬歇爾計劃背後的政治考量是主要動力所在。另外,在冷戰的緊張氣氛下,美歐聯手打造大西洋共同體更具有迫切性,馬歇爾計劃更多的是歐洲的請求,有強烈的安全訴求。
“一帶一路”的實施與馬歇爾計劃在邏輯上有很大的差異。首先,“一帶一路”的實施是在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提出的,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並沒有共同的威脅(敵人),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帶一路”戰略主要是經濟發展層面而不是安全層面的,沿線國家能夠接受“一帶一路”,主要是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而不是獲得安全保障。當然,隨著貿易、投資關系的熱絡,安全合作也是題中之義,但“一帶一路”並非安全驅動,安全合作毋寧說是經濟合作的副產品。其次,沿線國家的發展水平不一,而且多數為發展中國家或者不發達國家,與二戰後的歐洲有很大的區別,雖然歐洲在戰後陷入經濟困境,但是基本的市場經濟制度、人才資源、技術實力還具備,為了配合馬歇爾計劃的實施,歐洲成立了經濟合作組織,也就是說,美國是與一個團結起來的歐洲進行合作。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所闡述的,是要打造“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內涵的五通工程。二戰後的歐洲需要的是食物、燃料等生活必需品,而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的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如鐵路、公路、電信、電網等,中國向沿線國家輸出的是基礎設施,對所在國家的經濟推動力更大。
馬歇爾計劃與“一帶一路”戰略在邏輯上有著根本的不同,但在具體實施的細節和技巧上可以借鑒,更加透明、開放的合作形式,有利於建立互信,讓民間資本、企業參與其中也可以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培育有效運轉的市場。
“一帶一路”的“三環結構”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新的對外開放體系的建構,至少包括三個層面:國內沿線省市的開放與發展;中國周邊國家的開放合作體系;以及包括中東、歐洲在內的大周邊合作體系,可以說是三環相扣的開放經濟體系。三環之間的貫通與互動關系到“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歸根結底,需要打破三環之間的界限,構建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
“一帶一路”是基於中國之上的多邊合作戰略,國內省市是具體的執行者和落實者,在“一帶一路”戰略推出後,沿線省市都在積極“卡位”,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例,沿線省市積極爭取“名分”,比如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絲綢之路經濟帶黃金段、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支點、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等等,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成為國內區域發展的概念股,受到追捧,但是在概念熱的背後缺少精準的定位。“一帶一路”既是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藍圖,更是三環開放體系的關鍵一環。
“一帶一路”是中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一環,並不僅僅是沿線省市的專利,也不是西部大開放的再版,而是構建中國產業、資本、商品走出去的戰略通道。如果產業雷同、定位相似,概念上的創新並不能真正充實“一帶一路”的內涵。“一帶一路”首先需要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更加合理的產業布局,不只是依靠大項目、優惠政策,而是要發揮各自地區的優勢,在“一帶一路”的三環體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為了統籌國內這一環,需要制定更加可行的發展戰略,既要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又要避免同質化競爭帶來的內耗。
於中國經濟而言,“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關鍵一環。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到了模式轉換的關鍵時刻,從貿易國家向金融國家轉型。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實現了中國勞動力、資源與國際市場的對接,也使中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家,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國際需求不振,中國多個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而依靠內需又無法消化這些過剩產能,因此需要在外部尋找新的市場空間,轉移過剩產能,同時為產業的轉型與升級提供騰挪空間。
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也具有可傳播性,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減少貿易和交流的成本,構建一個開放的市場體系。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未來亞洲地區需要8萬億美元的基建投入,這反映了亞洲經濟發展的巨大的短板就是基礎設施短缺。印度、印尼等亞洲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都出臺了規模巨大的基建計劃。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和短板正好可以與中國過剩的產能相對接,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中國基建產業可以在亞洲8萬億美元的市場中尋找到新的發展機遇,而這些國家的基建水平提升之後,也可以更方便地進入國際市場。
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出現了中國周期,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中國的需求對大宗商品價格影響頗大,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也從中國制造變成了中國市場,從出口向進口轉移。不僅中國希望國際市場對中國開放,中國市場的開放性、完備性也對其他國家有重要的影響。“一帶一路”的戰略必然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市場的一體化,中國向這些國家開放市場,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助力。除了中國與東盟要打造鉆石十年、建立自貿區的升級版之外,還有正在規劃中的各種經濟走廊,比如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等等,這些經濟走廊是中國國內經濟開放體系的外延,尤其是基礎設施。中國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鐵網絡,高鐵之於歐亞大陸的意義不亞於馬鐙之於草原時代,會帶來一場陸上交通的革命。眾所周知,馬鐙確立了遊牧民族對草原的掌控,帆船使海權國家更勝一籌,而鐵路網絡又賦予了陸上國家活力,高鐵將引領陸上交通進入新時代。歐亞大陸的腹心地帶也因此可以扮演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紐帶的角色。中國與俄羅斯、泰國等簽署了高鐵建設協議,以高鐵為代表的基建產業是“一帶一路”的“骨骼”,貿易、資本、人文交流使這個網絡更加血肉豐滿。
“一帶一路”的最外環包括歐洲經濟圈和太平洋地區,實現亞太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的互聯互通。2014年年末,習近平主席訪問南太平洋島國,多個國家表示支持中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印尼、新西蘭也加入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的邊界逐漸廓清。就現實的經濟聯系而言,中國與歐洲、美國的貿易量更大,聯系更緊密,歐美依然是全球金融、技術中心,中國無意於挑戰這一格局和規則,但是希望能夠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更加多元、開放和公平,為自己和發展中國家提供替代性選擇,比如融資、市場等。
“一帶一路”戰略需要三環互動,才可以真正運轉起來,“一帶一路”戰略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關鍵支點,融入了中國外交的新理念、新構想。
“一帶一路”的“燃料”
“一帶一路”的三環結構要運轉起來是需要燃料的,中國是主要的發動機,但是如同動車組一樣,不止有一個車頭帶,而是一組牽引動力,這樣才能高速、穩定地運轉起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以及上合組織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供資金支持,而中國的特色大國外交為“一帶一路”提供了新的合作理念。
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主要用於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面臨著資金短缺的難題,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這些國家的基建提供融資。於中國而言,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既是財富也是負擔,如何保值增值是個問題。“一帶一路”為中國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提供了選擇。中國為這些國家的基建進口提供融資,將中國的產能變成了中國對沿線國家的債券,既能消化這些產能,又能從後續的基建服務與管理中獲得利潤。當然,基建對於進口國的經濟拉動作用更大,據經濟學家俞平康測算,1個單位的基建投入,能夠拉動上遊產業1.89個單位的擴張,而對下遊產業的推動則有3.05個單位供給擴張。比較起來,基建出口對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要比消化中國國內過剩產能的效果更明顯。與馬歇爾計劃相比較,基建出口的帶動效果就更突出了,馬歇爾計劃中有88億美元用於貨品采購,主要是最終消費品,對歐洲國家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不明顯,只是切實地消化了美國的過剩產能。
中國已經建成了比較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這也是中國基建出口的基石所在。中國質量、中國速度是基建走向國際市場的優勢,從中國向西看,中亞、中東諸國多是自然資源出口國,工業體系不完整,基建需要進口。另外,中國需要能源和礦產,中國與中亞各國建立的油氣管道已經投入運營,形成互補。當然,這些國家也會有種種擔憂,資源開發完了之後怎麽辦呢?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教訓就是要建立完善穩固的工業體系,中國、德國等國之所以受危機影響相對較小,便緣於此。
與基建出口相適應的還有中國資本走出去,中國從資本匱乏國家變成資本富余國家,“一帶一路”也是人民幣出海的通道,中國已經與多個國家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中國也在多個國家設立了人民幣清算行。借鑒馬歇爾計劃的經驗,人民幣可以用於基建出口的融資,擴大人民幣的流通域。國際金融危機也讓各國看到了美元霸權的任性,美聯儲只是美國的央行,服務於美國的經濟增長,通過美元這一管道可以有效轉嫁危機。美國與其他國家在經濟周期上的時間差,也造成了美元是美國的,問題是其他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可能會在歐亞大陸形成一個人民幣流通圈,這對美元是個不小的挑戰。當然,成敗在於人民幣是否會建成一個具有深度和廣度的資本市場,取決於人民幣的信用和開放性。
“一帶一路”還需要人心相通,只有擁有可以共享的理念,合作才能持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多次指出,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2013年底,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提出“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在蒙古訪問期間,習近平歡迎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和便車,樹立了不同於美國的大國形象。“一帶一路”不是純粹的利益共同體,而是聲息相同的命運共同體。亞洲缺少集體安全機制,在2014年的亞信峰會上,中國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並寫入了亞信峰會的聯合聲明之中。
經濟、道義和安全是“一帶一路”的三大要素,也是使三環結構得以順利運行的“燃料”。戰略圖景已經框定,關鍵在於實施和實幹。2014年11月4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要求盡早確定今後幾年的時間表、路線圖,要有早期收獲計劃和領域。通過推進重點項目建設,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幹起來。只有真誠、透明、可信的行動才能使“一帶一路”真正成為承載資金、貨物與道義的網絡,為歐亞大陸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來源:中國工業評論,文:孫興傑)
郭偉峰:一帶一路從頭邁,故人穿越風雨來
中評智庫基金會與韓國外國語大學全球安全合作中心20日在中評社香港總部共同舉辦“一帶一路與東亞安全趨勢”研討會,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評社社長郭偉峰發表開幕致辭,全文如下:
“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這話是清代大學者孫星衍撰寫的一幅楹聯。今天,韓國的專家學者與港台專家學者在香港共聚一堂,可以用這一幅楹聯來作為寫照。
從宏觀上來看,當前是中韓關係歷史上最佳的時段,中韓FTA的簽署,使得兩國經濟更加密切化,韓國真正無障礙進入了全球最大市場,中國也獲得了更加出色的發展新動力。這是雙贏的結果,是雙贏的時代。中韓關係密切化,對東亞局勢平衡與穩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東亞地區雖然問題依然很多,依然會動蕩,但是春秋佳日的氣息已經很濃。
中國的國家戰略與韓國的國家安全關係不一般,互為依存、互相影響。中國推出了一帶一路、亞投行的經濟策略,對整個東亞局勢會產生什麼影響?既包涵經濟層面,當然也包含戰略層次的,需要深入的、充分的探討。今天,韓國與港台專家學者就此共同討論,發表高瞻遠矚的意見,尚屬首次,其意義是重大的,足以引起東亞各個方面的重視。
近兩年來,中評社、中評智庫基金會與韓國戰略智庫互動頻密,韓國各大智庫給予了中評無私的支持,中評為韓國的戰略觀點傳播竭盡全力。雙方在互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對於中韓兩國知識精英加深了解、增進友誼,十分有助益。
韓國當前正面臨MERS病毒的困擾,這對社會安定、經濟發展都有一些影響,不可忽視。中國內地與香港都曾經受到過沙士病毒的侵襲,損失慘重。身同感受,於此,我們對韓國的遭遇深表同情,並加以慰問,祝願韓國早日驅除病毒,人民安康幸福。在這個非常時期,韓國的專家學者們毅然來到香港參加研討會,無忌風雨,為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獻計獻策,勇往直前。精神可嘉,令人起敬!“最難風雨故人來”,這一句略作改動為:故人穿越風雨來!也非常貼切。
如果再作改動,就可以變成這麼一句話:“一帶一路從頭邁,故人穿越風雨來!”我想,這就是今天與會者的共同心境和語境!
出席研討會人士包括:韓國外國語大學外事局長、國際關係學部教授黃載皓,LG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李澈容,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中國調查擔當官鄭煥禹,韓國國立外交院教授李志鎔,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香港亞太21學會會長、原嶺南大學副校長饒美蛟,中銀集團研究部高級研究員王春新,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董事、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周建閩,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中評社副社長王平、常務副總編輯陳耀桂。 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為論壇主持人。(中評社香港2015年6月22日電,中評社報道組)
包林·中國「霸權妄想」
《金融時報》周二刊登在香港的資深媒體人包林(Philip Bowring) 署名文章:中國對地區霸權的妄想。
文章說,西方的衰敗並不是亞洲的崛起。「泛亞洲團結一致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在20世紀曾經有令人尊重的歷史,但是這已經成為歷史,而不是今天的現實世界——其中美國才是唯一舉足輕重的外來者。」
文章認為,中國最近創辦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公關舉動」,「如果就此以為亞洲大部分國家都期待一個中國領導的新時代那就錯了」,他們想知道的是,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基建計劃究竟是出於中國的戰略野心還是真的有商業邏輯。
文章提到中國在亞洲只有兩個最密切的盟國,其一是巴基斯坦,其二是朝鮮。
文章表示,現實是中國還遠遠不是亞洲天然的領袖。日本抱有敵意,韓國充滿戒心,東南亞國家絕大多數即便不是有敵意也很緊張;印度則一方面擔心巴基斯坦邊境地區一方面加強海上勢力對付中國在馬六甲海峽以西日漸顯現的存在。
文章最後寫道,地區霸權的幻想對共產黨很有吸引力,但是其他亞洲國家卻對歷史有不同的看法,在他們的歷史觀裏,中國不過是很多勢力中的一個。這一局面還將延續下去。(文:11.8.2015 BBC,圖摘自網路)
新淘金時代:移動互聯網的商業模式
作為互聯網進一步滲入人們生活的衍生物,移動互聯網依托3G、4G網以及智能機的普及,迅速發展,成功攻占各個市場領域。轟轟烈烈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到來。
新的時代面臨新的挑戰,新的挑戰促進新的發展模式。不論是IT企業還是傳統行業,大都已經看到移動互聯網時代潛在的無限商機,但商機背後蘊藏的不僅有金子,更有陷阱,比起立即準備一籮筐麻袋裝金子,不如丟掉麻袋,先尋找真正適合自身發展的“金礦”。
都有什麼金礦?
互聯網包羅萬象,發展模式從不講單一某一種,移動互聯網亦如是,甚至更為豐富。這裡通過移動互聯網幾種較為典型的商業模式,大致描繪移動互聯網時代下以戰略、發展、用戶為中心的“金礦”輪廓。
1、戰略:APP增值模式
APP增值模式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基礎免費+增值服務”,利用變現及後期加大投入。“免費”本身便自帶推廣功效,具有吸引人氣的魔力,但浸淫“免費”市場多年的我們早已意識到免費背後潛藏著“吸錢”工具,即增值服務。舉兩個簡單例子:QQ即時通訊免費,但增值業務收費;運營商手機免費,但內容和應用收費。當然“免費”本身是昂貴的,採用免費模式除需配套增值服務外,還需要通過廣告等方式增加盈利,以支撐“免費”本身。
此種模式多適合剛起步的創業型公司,因其可較快速增加用戶量,促進用戶增長率提升,擴大市場份額,有助快速形成一定的商業規模。不過APP增值模式因前期需要最大程度地“免費”,需要耗費大量成本,如若失敗,有可能血本無歸。
2、發展:平台模式
平台模式是開放盈利渠道的一種方式,是商家建立自身生態最重要的一環。現今,移動端最廣為人知的平台有蘋果的ios系統、谷歌的安卓系統以及微軟的Windows Phone系統。這些平台通過“互聯網+終端”的移動互聯網生態系統,成為商業、消費和服務的大型平台。不過,為增加本系統的產品吸引力,相應的企業又建立了基於本系統平台應用上的產品市場,最終形成或開放、或封閉的生態圈。以蘋果為例。蘋果基於自身應用平台,制定了嚴格的交易規則和懲罰措施,創造較良好的商業發展環境,使開發者選擇借助這個平台獲得收益,並促進平台的良性發展,從而吸引到更多開發者,使蘋果自身硬件的價值大大提升,帶來更多用戶。更多用戶使用蘋果的產品,又使得開發者的收益大幅提高,吸引更多開發者入駐這個平台,形成良性發展循環。
移動互聯網時代下,軟件、硬件以及服務都將成為營收與利潤的來源,建立移動端的軟件應用,是維護商家產品生態鏈的關鍵一步。不過基於建立生態需要成熟的硬件以及豐富的內容支撐,目前此種模式仍只是屬於硬件以及內容巨頭們的專利。
3、用戶:電商模式
電商模式是通過智能終端更便捷地查找、選擇、比價以及最終購買商品和服務。其中,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O2O模式呈現新的特點。移動互聯網使O2O的入口更為寬闊,預裝、應用商店、社交媒體、工具傳遞、官網、網盟都成為O2O入口的開拓者,通過合作(免費導入)、買量、自建資源等形式吸引大批用戶進入入口。用戶進入後,商家從用戶的喜好進行分類、細化,滿足用戶信息分享、知識獲取以及安全需求,同時提高用戶的參與感,滿足用戶的情感與成長需求,給予用戶極佳的用戶體驗,以此促進用戶完成支付環節,形成優質的用戶群體,而優質的用戶資源正是O2O模式競爭中保持有利地位的關鍵。
一般,傳統電商模式只適用於已在互聯網上做出規模的電商延伸產業鏈,如亞馬遜、淘寶等,但隨著與O2O相關的硬件設計和軟件開發成本下降,O2O的開發門檻日益降低,O2O很有可能成移動互聯網發展的新方向。但叱咤風雲多年的萬達在開辟O2O市場時也曾受挫,所以O2O有風險,選擇仍需謹慎。
由“人”出發的淘金之路
相對PC端互聯網而言,移動互聯網可隨時隨地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即以“人”為出發點。不論選擇何種商業模式,其發展根本中心仍是考慮“人”的需求,只有滿足了用戶的各種需求,才可真正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淘金之路上越走越遠。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移動互聯網對網絡社交的變革。移動互聯網對網絡社交的改變源於移動端具有PC端不具備的功能,如“搖一搖”這種重力感應功能。這些功能為網絡社交的形態演變提供了可能性,也為各行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移動互聯網使用戶受喜好影響自然分類,形成豐富又統一的各社交圈,圈中的用戶通過分享在不知不覺中為商家打通出新的入口,引入更多的商機。
1、用戶粘著:粉絲效應
就如上文O2O模式中所講,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下,用戶成為“成敗”的關鍵。基於移動互聯網的社交圈,用戶再進入商家入口後,更可能成為“粉絲”,而相對普通用戶,“粉絲”更能帶來高用戶價值。這也是如小米之類的企業新貴喜歡談“粉絲”的原因。
在建立自身粉絲群方面,仍是以蘋果最為突出。“果粉”的瘋狂常被人拿出來調侃,但不得不說,“果粉”是眾多企業對蘋果羨慕嫉妒恨的關鍵。試問,有幾家敢誇口新產品剛上市便可保證非常可觀的銷售量?粉絲之所以是粉絲,便是其有著極高的忠誠度,以及近乎盲目的追捧,這種在平日看作是負面的特質在商業中便轉化為極為珍貴的資源。
2、有效生產力:分享、傳遞
移動互聯網在社交方面的優勢使其較PC端具有更為突出的渠道優勢。社交圈最為普遍的交流方式之一是分享,用戶社交圈形成之時所自然賦予的興趣屬性使用戶的分享行為具備了目的性。用戶也許是“給同好看”“給需要的朋友看”這種單純的信息傳遞的目的,但當分享過程完成,這一行為同時又被賦予了“打通入口”“集聚粉絲”等商業目的。
3、創新動力:滿足需求
滿足人們需求,進而推進創新動力,是移動互聯網各商業模式共同的發展源泉。移動互聯網依托手機作為媒介,較於PC端更易融入人們生活的細枝末節。不論是O2O、B2C等各種商業模式,都可通過這深度的融入形式,更加深入地挖掘用戶需求,從而展開更垂直、更完善、更全面的服務。
各個企業都喜愛談創新,其實通向創新的道路很單調,也很簡單,那就是:不斷發現需求,滿足需求。上文提到的用戶粘著、有效生產力也均需基於滿足用戶需求之上才可展開。
結語
移動互聯網看似紛亂喧囂,陷阱歧路遍布,但只要始終以“人”為中心,將用戶需求放在首位,那麼這淘金之路必將一路高歌,金光閃耀。(來源:《互聯網周刊》,2015-07-08,中評社北京7月8日電)
“數字絲綢之路”促沿線移動互聯網產業發展
在7月6日召開的中歐數字合作圓桌會議上,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指出,中歐要共同建設好網上“數字絲綢之路”。相對於“一帶一路”,“數字絲綢之路”有哪些特別涵意,有哪些具體構想?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設將起到怎樣的推動作用?
共建“數字絲綢之路”是提升中歐合作水平關鍵所在
魯煒表示,中歐要共同建設好網上的絲綢之路,建設好數字絲綢之路,為中歐雙方搭起溝通交流、互信互贏的平台,造福雙方人民;為中歐雙方的數字化發展、網絡發展和網絡安全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他著重強調了中歐數字合作的重要性,鼓勵中歐數字協會和互聯網協會、互聯網發展基金會開展廣泛合作,搭起中歐友誼之橋。
中國互聯網協會副理事長高新民也表示,雙方在網絡空間存在共同的數字夢想,中國正在實施“互聯網+”計劃,而歐盟也已啟動歐洲2020議程並推動數字單一市場建設。同時,雙方也面臨著利用數字經濟促進經濟和社會轉型升級的共同機遇,以及渴望達到互利共贏的共同發展需求。
中歐數字協會主席路易吉.加姆巴得拉表示,李克強總理已經給我們重要的訊息,一是中國會加入“容克(投資)計劃”,第二點就是中國會在數字化上進行投資,數字化是未來,如果想要提高歐洲和中國的合作水平,數字化合作是關鍵所在。
“數字絲綢之路”將促進雙邊經濟合作與人文交流
早在2014年初,工信部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就表示,隨著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區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以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等這些信息的應用為代表的信息網絡技術及其應用,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運行方式和全球的競爭格局,信息通信產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戰略性和先導性地位日益凸現,如今,“數字絲綢之路”承載了更多的使命,是通過互聯網將服務與知識傳播到沿途各個國家,促進中國與亞非歐各國的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
聞庫指出,古絲綢之路是沿著一條路來進行商貿進行合作,而“數字絲綢之路”是在古絲綢之路沿線上建設一條信息通道,沿著這條道路,把沿著這條路的各個國家經濟的數據信息服務、互聯網業務串聯起來,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起到基礎性推動性的作用。同時它還促進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促進這些國家的人文交流。
“數字絲綢之路”成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抓手
2014年,為落實“一帶一路”構想,工業和信息化部參與制訂的《周邊國家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簡稱《規劃》),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作了規則,以全力打造“數字絲綢之路”。
《規劃》直接立足於“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區域通信不暢的現實,為信息的高速傳播提供了穩定的基礎設施支撐。在信息高速公路建成之後,沿線的企業與個人用戶將得以借助移動智能終端高效的進行溝通,克服了移動信息化發展的最大障礙。可以預見,基礎設施建設的強化將提高移動網絡的連接速度與質量,促進移動智能終端的普及,並將極大的帶動“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區域的移動互聯網產業發展,這為移動信息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催化劑”。
對此,工信部規劃司司長肖華表示,“數字絲綢之路”是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抓手,“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將有助於促進沿線各國在交通、商貿、金融、文化科技和醫療衛生等領域合作的便利化,成為合作共贏。 (來源:人民網,中評社 香港7月8日電/2015-07-08)
讓轉型升級插上互聯網的翅膀
近日,國務院頒發了《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意義非凡。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中,“互聯網+”成為了無可辯駁的主力。此次國務院出台《指導意見》,把國家戰略轉化為具體的行動,為企業和社會的“互聯網+”創新活動指明了方向,也為政府出台進一步的扶持政策提供了基礎。
中國證券報發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文章稱,自創立之日起,互聯網就不斷地改變世界。以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塑中國人的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與此同時,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在經歷三十年來最重要的轉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已經開始消退,低成本擴張的時代一去不複返,傳統產業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轉型升級成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互聯網的發展為企業的轉型升級帶來了無限機遇,《指導意見》的出台恰逢其時。
文章指出,與單純地發展互聯網不同,“互聯網+”強調互聯網對創新活動的支持以及對傳統產業的再造和升級。單純地發展互聯網,其作用只會限制在傳播和流通領域,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它僅僅是對傳統傳媒業以及批發、零售業的替代。但是,這不足以讓互聯網成為下一波技術革命的領頭羊。縱觀世界歷次技術革命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它們都產生了改變所有經濟領域的新技術。十九世紀初,蒸汽機的應用標誌著工業革命走向成熟,它不僅改變了人們出行的方式,而且也改變了工廠的生產方式;十九世紀末,電的應用不僅是人類科學和技術相結合的開端,而且更為人類帶來了全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計算機的發明以及緊隨其後的微電子的興起,全面地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大大提升了人們的生活質量。互聯網是電子革命的延續,要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讓它深入各行各業,全面提升企業的生產能力,為社會創造新的價值,這是“互聯網+”的精髓所在。
文章表示,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各級政府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下一步的產業升級也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隨著產業升級的深入,中國離世界技術前沿的距離越來越短,技術進步的不確定性也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和企業必須扮演更大的角色。《指導意見》為“互聯網+”在創業創新、協同製造、現代農業、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務、高效物流、電子商務、便捷交通、綠色生態、人工智能等十一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發展方向,這些方向中蘊藏著巨大的商機,把握住這些商機,傳統企業就將獲得重生。
《指導意見》也為“互聯網+”行動提出了詳盡的保障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支持。發達的金融不僅為創新提供資金,而且為成功的創新分散成本。中國的金融體制以銀行為主導,銀行作為一種間接融資手段,必須為儲戶規避風險,因此不傾向於支持高風險的創新活動。在過去兩年裡,中國金融改革的一個可喜進展是資本市場的迅猛發展。資本市場是一種讓投資者和資金使用者直接發生接觸的直接融資手段,有利於分散風險和創新成本。其中,股票市場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風投要獲得合理的回報,必須依賴股票市場攤平成本。創新的成功概率基本上是在個位數水平,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個成功的風投項目可以在股市上動輒獲得十倍以上的回報。近期股市震蕩,政府出重拳打擊惡意做空,出重資穩定股市,其意義不限於股市本身,從長遠來看,更是為中國的創新活動提供一個堅實的制度保障。
文章最後說,互聯網衝擊著每個企業的生產和銷售方式。“互聯網+”行動為企業把“互聯網焦慮”轉化為“互聯網動力”指明了方向。《指導意見》將有利於企業轉型和政府行動之間實現完美協同,讓國家戰略落地生根。 (中評社 北京 2015年7月16日電/)
英國工商會首席中國顧問吳克剛:中國無疑仍是發展中國家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觀點與評論”欄目以“中國還算是發展中國家嗎”為題,介紹了裴敏新等學者的觀點。俄克拉荷馬中部大學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小兵教授稱中國是“超級發展中國家”。英國工商會首席中國顧問吳克剛博士表示,按照國際權威機構的標準,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觀點與評論”欄目所介紹的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學者裴敏新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求中國在海外發展援助項目方面遵循發達國家的標準,對中國民眾不公平。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杜大偉(David Dollar)看來也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他說,“期待中國在采購、服務及投資方面采用發達國家標準是合理的”。本臺記者采訪了另外兩位中國問題專家、觀察家,請他們談談對“中國是否還是發展中國家”這個問題的看法。美國俄克拉荷馬中部大學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小兵教授把中國稱為一個“超級發展中國家”:
“我同意某些學者的觀點: 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國家行列,已經成為超級發展中國家。”
英國工商會首席中國顧問吳克剛博士系統闡述了他的觀點。他說,他並不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在經濟學上,你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也好,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也好,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標準也好,中國都不是發達國家。中國國民年均收入還沒有達到一萬美元。”
中國有一些所謂“大款”跑到國外一擲千金,哄擡起一些地方的地價和房價。吳博士說,這種人不能代表多數中國人的經濟水平;多數省份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尚未達到小康水平:
“他們是一小部分,原因就是部分人先富起來了,造成了兩極分化。”
責任和能力是有連帶關系的。無論《紐約時報》中文網“觀點與評論欄目”的討論,還是其它場合類似的討論,都將中國經濟實力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責任放在一起說。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杜大偉說,在投資方面期待中國“采用發達國家標準是合理的”。吳克剛博士則認為,對外投資通常是經濟學範疇的事情:
“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已經超過進入中國的外資…… (再說)投資都是企業在做……不可能是一個國家行為。”
吳克剛博士認為,08年經濟危機以後,中國對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復蘇作出了貢獻和犧牲。(2015-07-30)
創新金融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重塑價值鏈
“一帶一路”戰略為中國金融創新提供了宏大的發展背景,也為金融業走向市場提供了豐富的業務機會。7月19日下午,創新金融助力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峰會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
峰會由中國發展出版社和新華社新媒體中心聯合主辦,鈺誠集團及e租寶等單位承辦。與會有關領導和專家就在“一帶一路”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企業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如何發揮好互聯網+金融以及境外自貿區+跨境貿易等創新舉措,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進行了權威、深入的解析和研討。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等有關專家學者出席了論壇。全球著名經濟學家、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拉爾斯·漢森(Lars Peter Hansen)也不遠萬裏來到峰會現場,表達了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想法。
我國金融業進入“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將重塑價值鏈
與會嘉賓稱,金融業跟隨客戶的步伐進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快與全球接軌,獲得海外客戶和市場,重新布局價值鏈,不僅有利於我國的金融業增強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還將通過全球業務布局,分散不同市場的風險,提高核心競爭力。“一帶一路”建設進入務實推動階段以後,需要推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擴展產業和裝備制造的合作,深化合作。這些都需要拓寬金融各個領域,創新金融服務方式,以基礎設施為例,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估算,2010年至2020年亞洲的經濟體的基礎設施要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需要投資8萬億美元,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還需要另外投資3.5萬億元,資金缺口巨大,基礎設施建設的特性是投融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資金的回收期也比較長,回報率比較低。“一帶一路”沿線主要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和融資能力相對微弱,這就需要推進金融創新,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一帶一路”戰略也將為金融創新發展和走出去創造更加廣闊的空間,最新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達到了1612億元,今年1到5月對“一帶一路”沿線4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達到48.6億元,同比增長了3.7%,“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正在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點,金融創新助力“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有力推進國家戰略的實施,而且將助力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也將提升金融業的核心地位,金融業進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快與全球接軌,獲得海外市場,重塑價值鏈,不僅有利於中國金融業增強全球資源配置,還將通過全球業務分散不同市場的風險,提高金融的回報,提升核心競爭力。
有關專家分析說,“一帶一路”區域的貿易投資活動具有長期持續較快增長潛力,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經貿關系的重要性日趨凸顯,加強政策溝通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是中國與“一帶一路”經貿關系加快發展的關鍵,“一帶一路”戰略將為我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提供持久動力。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翟崑認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東南亞地區旨在推動中國-東南亞地區經濟合作,涵蓋了多個框架,以及倡議成立金磚國家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是“行善”的戰略支撐。中國應針對2014年持續優化外交布局,調校相關戰略,實現中國與東南亞的和局共贏。
華夏銀行副行長黃金老認為, “一帶一路”的不少沿線國家低收入群體的占比較大,目前欠發達的金融體系無法滿足多層次的金融需求,居民分布較為分散,這些特點說明這些國家適合發展互聯網金融,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中國的新金融主體搞互聯網金融,鼓勵互聯網金融企業進入這些國家,從而增加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支持和影響。在國家層面也應加大對“一帶一路”國家的電信基礎設施和金融基礎設施的投資,便於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和互聯網金融。
出征緬甸第二特區 積極助力“一帶一路”戰略的落地
鈺誠集團董事長丁甸說,鈺誠集團深入研究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技術對傳統行業的深刻影響,充分尊重融資租賃和互聯網金融的產業發展規律,創造性地提出了有別於其他互聯網金融平臺、具有重大創新和引領意義的A2P模式,並以此模式為核心,在中國國內支持成立了全球最大的融資租賃互聯網金融平臺——e租寶,為傳統金融業如何擁抱互聯網提供了可借鑒的創新範本,同時也為創新金融如何服務“一帶一路”戰略帶來了諸多啟發。通過多元化方式,探討國有和民間創新金融如何服務於“一帶一路”戰略,對於亞洲地區經濟實現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丁甸介紹,鈺誠集團今年5月與緬甸第二特區(佤邦)簽訂協議,成立了鈺誠東南亞自由貿易區和東南亞聯合銀行,成為助推當地發展的重要經濟力量和金融支持機構。鈺誠東南亞自貿區和東南亞聯合銀行將會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大有作為。
鈺誠集團總裁張敏表示,在“一帶一路”戰略之下,金融、互聯網+、裝備制造業、融資租賃業的產業融合將愈發激烈,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技術正在改變各個行業的傳統做法,使其以符合互聯網時代的思維方式重新定義自己的生產及發展方式。互聯網、金融、裝備制造業、融資租賃業的多行業跨界融合,能夠有效促進裝備制造業的銷售。在“一帶一路”提供的巨大發展機遇下,融資租賃的模式優勢將成為促進中國裝備制造業出口和銷售的重要推動力。張敏介紹,“鈺誠集團目前還沒有在中國國內配合地方政府開展類似項目的投資,但是作為‘一帶一路’偉大戰略構想和行動的一個重要市場。鈺誠集團已經在緬甸第二特區(佤邦)聚焦海外版本的PPP項目,積極助力‘一帶一路’戰略的落地、推進。另外,我們對創新金融的理解有三個層次:首先,我們認為,金融創新的終極目標就是進一步完善和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方式、路徑和效率。其次,我們認為,金融創新的方式無外乎金融制度的創新、金融工具的創新、生產方式的創新。第三,我們認為,金融創新或創新金融,其最大價值一定是通過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來體現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創新金融一定要通過更科學的方式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進一步融合,進一步實現‘跨界、復合’。”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高層以引導者的身份發起的宏偉計劃,旨在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個宏偉戰略不僅能為沿線國家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還會促進沿線國家文化、社會等方面的融合,促進形成具有深遠影響的區域發展共同體。本次峰會討論的觀點將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貢獻更多有益的思考。
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 審慎做好金融監管
著名經濟學家溫元凱在會議中表示:“‘一帶一路’提出已經接近兩年的時間,中國是三熱三並不熱。熱就是中央政府,政府比較熱,但是民間不怎麽熱。第二個熱就是國企和央企比較熱,但是民營企業不怎麽熱。第三個就是媒體比較熱,民間老百姓實際上並不怎麽熱。我認為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一帶一路’計劃很有可能演化成一個偉大的美麗的夢想。”溫元凱建議,真正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和金融創新,必須要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金融進一步向民間資本開放,要創建更多的民營銀行,尤其是網絡銀行,券商和保險公司,包括推動“一帶一路”投資風險管理;互聯網金融可能是中國金融創新和改革重要的突破口。余額寶和e租寶的出現,應該進一步得到支持和加強風險的防範,要進一步推動網絡銀行推動互聯網金融進一步的發展;要進一步鼓勵中國的民間資本,尤其是民間的金融資本走出去。鈺誠集團創辦東南亞聯合銀行是非常寶貴的嘗試,而且要進一步參與國際金融並購。
全球著名經濟學家、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拉爾斯·漢森認為,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本身潛力非常巨大,能夠幫助中國經濟增長,同時幫助投資者減弱他們在投資過程中遇到的風險。目前的重點是怎麽樣做好審慎的金融監管,如果監管本身太過復雜,不利於未來的繼續創新。所以,金融市場的監管必須要簡單,而且要更為確定,這樣更有利於未來的發展。(2015年07月28日, 來源:經濟參考報)
藍克義·對接東盟推進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橋頭堡
文化產業被公認為朝陽產業,近幾年我國文化體制改革成效顯著,文化領域轉企改制基本完成,這就意味著未來整個行業將以更為市場化的方式運行。而作為“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舉辦地的廣西南寧,勢必要在中國與東盟十國的文化產業交流中發揮“橋頭堡”作用。
在此背景下,廣西文交所的誕生就伴隨著促進中國與東盟十國在文化藝術、珠寶進出口等領域的密切合作以及促進廣西本土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傳播等諸多使命。
促進中國與東盟文化藝術交流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十國之間的文化產業合作方興未艾,文化貿易正向多元化發展,文化藝術品交流的領域和渠道大為擴展。這也使得中國與東盟十國的文化交流與合作成績斐然,文化產業迅猛發展。中國—東盟合作“橋頭堡”廣西早在2011年就與東盟簽訂“文化合作行動計劃”。為落實這一計劃,廣西加快與東盟文化合作的重點建設,包括中國—東盟文化交流中心、中國—東盟文化產品物流園區、中國—東盟文化產業人才培養基地等。
廣西社科院院長呂余生認為,中國和東盟山水相連、文化交融、血脈相親。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下,中國和東盟的前途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為中國與東盟關系發展發揮積極而獨特的作用。
作為廣西唯一一家通過國務院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驗收合格,並經自治區政府同意保留經營資格的文化藝術品產權交易所,廣西文交所在中國與東盟文化產業交流與合作中擔負著搭建一個集文化產權交易、文化產業投融資服務、文化企業孵化、文化產權登記托管和文化產業信息交流於一體的綜合性文化投融資服務平臺的重任。
推動文化產業繁榮發展
十八大以來,本著對內和對外雙向開放的戰略,黨中央提出和強化了一系列新的發展戰略,包括新型城鎮化戰略、“一帶一路”等,不僅為推動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也為2015年區域文化產業空間布局、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和文化走出去戰略實施提供了想象和實踐的空間以及新的重要支點。
因此,打破行政壁壘、地區分割,實現“產業接起來、要素流起來、市場通起來”,不只是經濟領域也是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的應有之義。另一方面,從調整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文化產業作為現代服務業重要的組成部分,其繁榮是城市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也是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動力,特別是基於互聯網的現代服務業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世界,網絡信息服務業、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等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催生新的增長點。
“文交所是在中國文化產業或者藝術領域裏面的一個重要角色,對傳播中國文化及推進文化產業具有有效而且持續的推動力。”業內一位文交所負責人表示,文交所就是一種以金融資本為手段並且市場化運作的模式,來推動文化產業的繁榮,促進大眾對文化產業的參與,而且是以投資的方式參與,它也是大眾化的社會化資本力量,與其他很多產業本質是一致的,包括與證券、房地產、IT、電器,文交所就是要起到搭建平臺的作用。
廣西是少數民族聚居省區,有壯、漢、瑤、苗、侗等12個世居民族。民族特色鮮明多樣,文化資源豐富多元,這是廣西建設民族文化強區的基礎。廣西本土有諸多特色的文化產業,如繡球、壯錦、銅鼓、紅木、奇石、珠寶、坭興陶……又如名聲在外的“漓江畫派”,其中不少已走出了國門,掙回了外匯。而依托它們組建的文化產業集群正在崛起,正在成為廣西文化經濟發展的利器。它們都是廣西的文化名片,是廣西文化產業的亮點,需要廣泛傳播,讓更多人了解。
有鑒於此,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在新出臺的《關於加快服務業發展的若幹意見》中特別強調要支持發展廣西文化藝術品產權交易所(即廣西文交所),而廣西文交所更要發揮其平臺作用,更要努力打造立足廣西、服務西南地區、面向全國、對接東盟乃至全世界的區域性文化產權交易市場,促進各類文化要素跨行業、跨區域、跨所有制流動,從而促進廣西本土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傳播,為推進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作出貢獻。(2015-07-15 南國早報)
中國對外文化貿易步入發展快車道
出口東南亞為主的邳州玉雕、遠銷海外的“合成號”小吃雲片糕、一帶一路中外文化合作展……在此間舉行的第十一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以下簡稱文博會)上,許多參展產品走出國門,也將中國文化產業推向海外。
2014年3月,中國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的意見》,對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推動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做出全面部署。與此同時,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也相繼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建立,中國對外文化貿易逐漸步入發展“快車道”。
作為文化出口的“風向標”之一,本屆文博會海外采購商達1.8萬余人,來自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瑞士、意大利、墨西哥、波蘭等97個國家和地區,從2004年至2015年,文博會出口成交額已累計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
在有“玉雕之鄉”稱號的江蘇邳州展位上,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中國的貔貅、關公等玉雕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歡迎,近兩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尤其是東南亞華人華僑聚集的國家和地區,更是邳州玉雕最大的海外目標市場,去年有近4000萬元的訂單,今年預計還會繼續增長。
今年新設的“一帶一路”中外文化合作展更是熱鬧非凡,這裏不僅展出了具有各國風情的文化產品,還舉辦了系列文化貿易國際論壇,並組織海外參展商和專業采購商與園區企業進行對接,為國內外文化企業搭建了交流交易平臺。
中國文化產業協會秘書長金鵬在文博會上介紹說,中國文化產業協會目前已經和美國、加拿大等國建立了良好的交流機制,並與國際知名文化企業和機構開展合作。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向勇認為,歐盟和美國一直是中國主要的文化產品出口市場,現在還有些新興市場的出口增長非常快,中國對外文化貿易正在出現新的走勢。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與會專家同時提出了“短板”:目前中國對外文化貿易在綜合的出口貿易中還相對偏低,尤其版權貿易、品牌貿易逆差嚴重,部分文化產品和服務存在同質化、成本高的問題,在國際市場上影響力還有待提高。
“當務之急是我國文化產品內涵還需要支撐,文化產業需要不斷改革創新,學習新的經驗,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文化產業的認可。”金鵬說。(新華網深圳2015年5月17日電,記者馮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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