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經營個人出版社的文學愛好者──台灣櫻桃園文化的丘光與一人出版社的劉霽，在這個出版業看似臨近黃昏的年代，對於台灣的翻譯文學出版提出一些私密的觀察和想法。

從普通讀者到出版者，繼而作為"生活方式"的這條路上，兩人的心思與做法各有姿態，丘光感性直觀以對，積累了十年的編輯經驗。而劉霽冷靜旁觀，並以毫無相關經驗為樂。

然而，他們同樣懷著一顆堅定的心，朝著文學出版的缺口而去，挖掘俄國文學與英美經典中我們鮮少顧及的作品。

與其堆砌高樓，他們似乎更想要深耕角落。頗讓人好奇這兩條心路歷程從何而來，又將開往何去，在句點尚未落下之前，任何可能性正在蔓延……。

(Photo Appreciation: Self-portrait by James Ball, http://www.facebook.com/jamesaball )

劉霽（以下簡稱劉）：俄國文學曾有一段時間，似乎是所有文學愛好者必然仰望的高山，很雄偉，但敢真正爬的人不多，太高了嘛。

近來似乎因為英美版圖擴張，俄國文學連見都很少見到了，很好奇你怎麼會登上俄國文學這座高山的？

丘光（以下簡稱丘）：你這麼說會嚇跑人，我其實是從平原走起的，高中時代喜歡讀俄國小說，便漫步在屠格涅夫筆下的南俄草原上的貴族莊園， 裡面的氣氛、情節、文字都相當吸引人。

不過最特別的是，那些舊俄寫實派大作家們都很想藉小說一舉解決最重大問題（包括國家、社會與人性）時的那種論證（用對話、獨白，還用故事、風景）。

於是考大學時便主動填了俄文系去唸，那時讀了更多俄國作品，耳熟能詳的十九世紀的大師幾乎都很能滿足我。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可以說是萊蒙托夫這位天才，他的詩給我相當大的震撼，因為大多是從個人心理的角度出發，很貼近那時的我。

他這一首〈帆〉經常被我拿來說，講他不願做一 艘靠在家鄉港灣裡的小帆船，一心要出海去尋求風暴，因為在風暴之中才有真正的寧靜。

那種無畏，讓年輕的心很是神往，影響我去俄國唸書，甚至可以說影響我後來決定自己開出版社。

現在翻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當代英雄》算是向他致敬。想想看，你我不正都在追尋一種風暴中的寧靜，不過你的心境可能是另一番景色吧。

追求風暴的欲望

劉：尋求狂風暴雨，的確是很有俄國文學的味道。或許也跟生長的年代有關吧？我們相差近十歲，你那個年代應該跟我有很大的不同吧。

我生長的 年代台灣處在一個比較自由開放又富裕的時間點上，經濟正起飛，解嚴時我還是小學生，因此抗爭之類的事, 幾乎都是我懂事之前模模糊糊的背景印象了。

而你經歷過 那種壓抑的時代，是不是因此這種追求風暴的欲望就深藏在基因之中？

丘：的確，我的青春期是獻給了壓抑年代，不過已經是在最尾端了，我高中畢業後剛好解嚴。

或許我站在交界上，那種苦悶的熱血摻了料，不過仍有很大程度是浸在壓抑的器皿裡，在這種環境下，內心很容易被分割成兩塊。

就像萊蒙托夫說的："在我體內有兩個人：一個是活在'人'這個詞的完整意義裡，另 一個則是思索批判前者。"

我們常常面對世俗生活的同時，要面對內心的聲音。

"我想到一個有趣的例子，我的高中教官沒收了我在下課讀的《三國演義》，他認為不是課本的書都不該帶到學校，你知道這裡面的奧妙在哪裡？

"他好端端是個識字的人，卻要裝作自己是文盲，為了教條而壓抑自己當箝制思想的打手來沒收我的書，然後想用這教條框架把學生給圈住。

"表面上，書我是給他了，但我們私底下拿走他的軍帽來交換──這過程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好笑。

"我同學後來潛入教官室偷出他的軍帽（可能因為其他細故），綁在大石頭上，投入學校旁的一條小溪中。

隔天朝會時我們站在下面望著司令台上那位沒帶軍帽的教官，他故作鎮靜主持著，可是頭上有幾綹油沒上夠的稀疏毛髮背叛了他。

頭髮隨著溪谷吹來的風越飄越散亂，讓他漸漸侷促不安，我們站挺著開朝會心裡卻笑倒了。

看看我們多麼一派天真，那時候我們應該沒人想到, 軍帽上的徽章所代表的象徵意義，我們只不過是依著一顆自由的心。

劉：你說到分割成兩塊的內心，有趣的是我現在正翻譯的費茲傑羅也說過類似的話：

"評判第一流智慧的準則就是，有沒有能力在心智中同時秉持兩種互相衝突的概念，而仍然能正常運作。"

只是費茲傑羅的時代可是自由奔放的黃金年代。但我想不管什麼時代，每個人內在多半都有兩種概念的衝突吧，一個是面對外在社會的我，一個是面對自己時的我。

或許在壓抑的社會，外在環境沉悶，而內心自我就會充滿熱情對抗的火力，這種衝突展現在跟外在環境的對抗之上。

而在自由開放的社會，擁有了無窮選擇與資源，內在反而變得自抑而茫然了吧。

我們的時代也許不用跟教官對抗了，但偷偷讀跟課業無關的閒書還是必要的。

自由的麻 煩或許是有數不清讓人快樂的選項，但卻不知道該怎麼得到快樂了，每個選擇都既看似美好又看似幻滅。

費茲傑羅自身就是最好的證明，他追求金錢與愛情，但卻又 深知這一切如浮雲，終究會消逝，這種矛盾也是他作品的魅力所在。

異鄉人的眼光

丘：我看你很能接近那種浮華年代的心理，你似乎都是理性旁觀地面對生活的衝突或和諧，在文學閱讀上也是這樣嗎？

劉：我喜歡的文學很多都是在呈現這種矛盾衝突，而且這種衝突是比較自我，比較內心層面的。

或許是環境，也或許是個性使然，我多半跟所有事 物保持一點距離，既方便觀察，也為了更方便釐清這些關係。

因此我在人情世故上比較淡然；讀書上，雖然念的是中文系，但讀的外國文學多過華文文學，讀過去的作品也多過當代作品。

倒不是國外或經典作品就比較好，而是這種空間跟時間上的距離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最喜歡的小說內容上也有這種特色，就是冷眼旁觀。像是 《大亨小傳》，敘述者尼克旁觀蓋茲比的生活；像是錢德勒的小說中，偵探馬羅冷眼觀察人心幽暗；或像我自己翻譯的《影迷》跟《再見，柏林》。

《影迷》中的主角成天看電影，因為銀幕將現實與想像區隔開，而這種隔閡令他得以思考；《再見，柏林》則是英國人身處二次大戰前的柏林，觀察整個社會的沉淪。

這些角色全都 跟周遭保持著某種距離，因此才能觀察得更清楚而犀利，不過這不代表他們對觀察的對象沒有感情。

丘：當然我對日常生活或文學作品也帶有旁觀，不過精神上仍依著心性。

我在俄國旁觀那個國家、市貌，看到民族的心理狀態，生活久了，旁觀退讓給直觀，讓我好像多生出了一項感知能力，更了解以前那些藝術家們筆下所傳達的文學風景或思想心緒。

這種感性的直觀讓我覺得可以穿透時空，因此距離對我不 是問題，就是說我不刻意調整焦距，直接將感受到生活或文學的印象顯影在我腦海中。

我覺得這是閱讀裡最迷人的地方，剛好俄國文學多半屬於這種。

然後我再將腦中影像轉印出來成為新譯本介紹給我們的讀者，從契訶夫的《帶小狗的女士》到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我比較在乎這裡面有沒有一種新生的感覺。

創造新生便是很主觀的東西，那你是怎麼看自己的異國生活？

劉：我到國外那時候年紀還輕，純粹就是想拓展視野，看看不一樣的東西，也喜歡待在喧鬧繽紛的大都會裡，畢竟裡面有八百萬種生活，八百萬種死法，想像起來就很有趣。

我讀的研究所也很特別，就叫"文學與電影"。

課程列了一大堆書單跟片單要看，我們不是在看書看電影，就是閒來晃去到處看，於是讓我學到最多的還就是觀看。

不管是看書看電影，或作為一個短暫停留的異鄉人，盡情冷眼旁觀一個截然不同，且更多元的社會，這經驗很值得。

當初選擇去英國而不 是美國是為了更接近歐洲，更有機會體驗多樣不同的文化。後來發現英國其實挺適合我的個性。

英國人拘謹有禮，跟他人總是保持某種距離，一方面可說是冷漠不好 親近，另一方面可能也更適合多元文化並存。

回到出版上，你讓我佩服的是，你待過台灣幾家最大的出版社，長期工作也有可觀的成績，為什麼能放棄那些資歷，出來自己開個人出版社，這中間有怎樣的心路轉折呢？

孤獨任性又如何

丘：歸納我這條從文學讀者走向出版者的心路歷程，可以說受到萊蒙托夫的影響很大，就是一開始說的尋求風暴，或者說是不願耽溺在安逸裡吧。

當然我會面臨許多壓力，我有很多時候必須將壓力引導成前進的動力，你看我輕描淡寫，裡面可能是經歷了大大小小的風暴，但我現在只會看前面湧來的新一波風暴。

其實小出版社更容易把獨特性與創造性標誌出來，小眾市場上越多人排排站著就越突顯了多元的面相。許多人會說一個人做出版很孤獨吧？

一個人做一件事的確 是單獨的，但這跟孤獨不同，因為我同時身為作品的譯者，精神狀態經常處於一種高亢的互動中，與作者的風格、語言文字，從內容到形式上，不斷在對話，並得到回饋。

劉：正因此一人其實並不是孤獨一人了。其實我們都不只做出版，還身兼翻譯，與文字之間可能有更深一層的交流。

翻譯對我而言除了是更深入的閱讀，也是另一種創作，作者的文本意圖交由翻譯詮釋，就像樂曲交給演奏家一樣。

我想像翻譯就像演奏巴哈或貝多芬的曲子，從中得到重新創作的樂趣，以及跟偉 大心靈交流的滿足。

比起出版，其實我更喜歡翻譯與創作，出版只是創作的環節之一。因此我一年只出兩到三本書，希望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翻譯跟創作上。

與其說我 要藉由出版來成就什麼，倒不如說是希望藉由出版來達到一種穩定的生活方式，寫字出書不受外界風雨影響，也可以說是很任性的生活。你呢，是不是會說要征服暴風雨，成功給大家看？

丘：嗯，對於你，我只能套用契訶夫小說裡的話："實在太過甜美了！"而對於我自己，我得承認，從虛榮心的角度也許是如你所說的。

但同時另 外一個我也要說，人不能只靠虛榮心過活，更重要的是能否表現出擁有自由意志去決定去創造，這一點比起人云亦云的成功更讓我快樂，不過人家又可能會說這只是 逞一時之快吧。

劉：哈哈，你也很任性嘛。

丘：感謝你使我更認清自己的心，如果這能滿足你的想像的話。

(轉載自2012-07-19中國時報 / 劉霽、丘光筆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