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紙條）這個問題是讀我書的一個朋友寫的，說從我的博客裏面看到一個叫“鐵筆和尚”的人，他是你的精神化身嗎？ 

我的博客有篇文章叫《虛構的和尚》，這實際上是來自於我的電視劇《父親的戰爭》，我在《父親的戰爭》裏面虛構了一個和尚，叫鐵筆和尚。後來這個電視劇我自己不滿意，就又把這個劇本改編為長篇小說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下，裏面也保留了這樣一個和尚的形象。這個和尚是一個什麼人呢,？是我虛構的民國年間，軍閥混戰時候的一個軍人，一個老軍官。後來他厭倦了這種政黨之爭，出家了。我虛構了這樣一個和尚，這個和尚應該是寄托了我個人的一些情感。 

野夫：（紙條）請問你的“拍劍東來還舊仇”是否有什麼深意？

這是我在香港出的散文隨筆集的一個書名。《拍劍東來還舊仇》是我的一首舊體詩的最後一句。……我想想，好像是：溫酒高談憶俊遊，飄零生世等浮漚。白頭休廢名山事，拍劍東來還舊仇。我個人的身世，家世，我自認為自己還是個有仇的人，我在這個時代是有自己的敵人的。我曾寫過一副對聯給我的一個朋友：真君子利人利己，大丈夫多友多敵。我把它視為我的座右銘，我的散文集用這句詩來作書名。是因為我用這本書來說仇，也可以說是在報仇吧。回答完了，謝謝大家。（掌聲~~） 

聽眾：還有一個問題，面對中國未來的出路，劉曉楓提出用“宗教之愛”來拯救中國，還有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提倡用民主來拯救中國，你認為相對而言民主與愛，中國更需要什麼？ 

野夫：其實這是劉曉楓過去的觀念，他最近幾年有一個巨大的變化，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仔細觀察一下，劉曉楓這二三年來變成了一個為極權主義說話的人，變成了“重慶模式”的歌唱者，變成了一個要呼籲更多強權的人。所以我對這個人現在很不喜歡，前幾天在酒桌上還吵起來了。其實民主與愛並不矛盾，中國需要民主也需要愛，還需要更多的房子，有了房子作基礎，我們的民主、自由與愛才有保障。

聽眾：文學的虛構變成了回避現實的避風港，是否需要有一種非虛構的文學來反映現實的真實性？ 

野夫：其實虛構是文學的天性，嚴格意義上講，真正的文學是需要虛構的，虛構的文學也可以是很真實的，比如阿Q就是魯迅筆下虛構的一個形象，但我覺得他很真實。真正意義上的、虛構的文學作品，一點都不減少它對現實的批判性。比如喬治·奧威爾的《1984》、《動物莊園》，也都是純粹虛構的東西，但它寫出了一個寓言，它對現實的批判是很重的，這就是巨大的價值。 

聽眾：我中學的時候比較喜歡李敖這個人，我認為他是一個敢為自己說話，也敢為時代說話的人，可後來呢，他有點老了，變得啰裏吧嗦的。馮唐說，“我並不是害怕觸犯審查，我是害怕作者在出版之前自己就把自己的文章給閹割了。”他說“我寫作是要絕對自由的”。我特別喜歡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作家，所以我比較欣賞你作品裏的東西。

我是88年出生的年輕人，作為一個在正規教育體制下長大的人，關於過去的歷史真相似乎沒有什麼渠道去了解，有時候看著中國的現狀我也很著急，但是我不知道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能做點什麼。之前看過浙大的憤青教授鄭強講的中國什麼時候崛起這麼一個講座，他說我們不要著急，慢慢來，有一個合適的契機，它自然會發生。我不知道這個契機是在什麼時候，您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有什麼建議或者祈盼嗎？另外就是如果我們想獲取真相有沒有什麼渠道是比較科學的？ 

野夫：你談了很多，我一個一個說，記著多少說多少吧。 

在國民黨極權時代，李敖的確是反極權的英雄，這毫無疑問，包括我本人受他的影響就很大。李敖的轉變發生在當國民黨完全轉型之後，他變成了一個沒有敵人的人，他原來一生都與國民黨為敵，而當國民黨變成了一個好黨的時候，他沒有敵人了。一個戰士沒有了敵人，他就沒有價值了，按說就該退休了，卸甲歸田了，但是這個人是個一生都不甘寂寞的人，他開始轉戰香港，轉戰大陸，因為台灣只有幾千萬人，銷售量是有限的，李敖是個特別愛錢也很會掙錢的人。他兩次坐牢並非政治原因，都是因為與經濟有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