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理念

用直接的方式表達主旋律，在最近30年來一向是媒介的難題。

2003年，《感動中國》初創時，制片人朱波和同行們聊天時常說：“21世紀誕生的電視節目，如果它能活過十年，那這個制片人一定是一流的。”不服的同行屈指一算，果然唏噓不已，能活超過十年的節目已經少之又少，能在一個制片人手中超過十年的，就更是鳳毛麟角。

從2002到2012，《感動中國》走過了十年。

十年，實在是個漫長的時間。在21世紀，中國電視界和世界電視潮流有所不同，創新成為一種基調，在中央電視台，只有《新聞聯播》《焦點訪談》這樣的老牌節目歷經二十多年不變，但大多數節目已經成為一種產品，一直在更新換代，改版，不斷地改版。不再改版，通常表示這個節目已經沒有改版的價值，它很快就會被另外一個節目取代。

節目有它的周期，創立、成長、繁榮、衰落。萬事萬物都是此理。

《感動中國》的十年，不但能解決主旋律傳播方面的媒介難題，使節目品牌深入人心，更克服了電視節目的周期規律，在十年迎來一個新的高峰期。在節目制作和傳播方面，這個團隊有哪些獨到理念，有哪些經驗技巧，值得總結和沈澱？

傳播沒有技巧是不行的，但好節目僅有技巧是絕對不夠的。《感動中國》整個團隊不是在用技巧去制作，而是一直在用心靈去制作節目，這也許就是節目成功的本源。

1、感動評選：一個意見的網絡

既然是感動，既然是評選，就免不了有分歧。《感動中國》整個評選過程到處是主觀意見，每個意見都是推薦人用良心做出的選擇。

梁建增常說：好的選題是成功的一半，人物的選擇和確定，是決定每年《感動中國》是否成功的重要環節。

每年十月，國慶假期一結束，《感動中國》節目組就開始行動了。30秒的啟動宣傳片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後，節目組就進入了臨戰狀態。沒有新聞發布，沒有酒會，沒有任何儀式。

這時候，離年底還有三個月。但是一年大部分時間已經過去，節目組可以著手對這一年人物的梳理。

信息從各個方向匯集過來。

節目組在辦公室中間有一張大桌子，來自各個方面的候選人物資料被分門別類，放置在桌子的不同部分。開始只有薄薄的幾頁紙，然後越來越多，需要分類，分成幾類，布滿這張會議桌的四周。若某一類聚集了太多，則需要做目錄和標簽，以便隨時可以拿到某個人物的材料。

這些候選人，有的是合作網絡提供，有的是自己寄來信件或發來電子郵件，有的是不同節目組提供，有的是一些推選委員發來的資料，也有一些是報紙的報道，還有的是蓋著大紅印章的文件。

辦公室的電話也會常常響起，打電話來的往往是滿懷感恩之心來自偏遠地區的普通人，通常他們會推薦那些幫助過自己的人，也有一些是孩子，他們推薦自己的父母。盡管很多時候他們說不清所薦之人為什麼能感動全中國，但是他們的聲音是真誠的，有時候甚至聲淚俱下。

每年都會有一些新聞系的大學生自告奮勇，擔任志願者，為候選人資料分門別類，作出目錄的摘要。他們常常就是熱線電話的接聽人，也是優秀的傾聽者。

朱波告誡每個志願者說：“如果你接聽了電話，就一定要耐心聽完，不管對方推薦的人是不是達到了《感動中國》的標準，一定要記下名字和聯絡方式。”

曾有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因為沒有耐心聽完電話，受到批評。朱波的理由很簡單：“不管什麼評選，一定不會是絕對公平的。打電話來，通常就意味著他們沒有或者不熟悉網絡，沒有更好的方式和節目組溝通，他們沒有話語權，不能為自己所推薦的人造勢。現在他們花長途電話的費用，把自己的願望向一群遙遠的陌生人傾訴，首先，他們一定是真誠的，其次，這是對一個節目的信任。我們尊重對方，就是對自己這個品牌的尊重。”

每年這個桌子上，會搜集到超過500個人物的資料，但其中絕大部分只是放在那兒。經過幾次會議之後，大約有十分之一的人物被篩選出來，作為候選人在互聯網上公布，接受網絡投票。

但這不意味著獲獎者一定從候選人中產生。關於這一條，也曾有過爭論。2005年，曾經有個執拗的律師來函質疑節目評選的合法性：如果一個人物沒有主動參加評選，你怎樣讓他當選，你如何保證頒獎不會幹擾一個正常人的生活或者利益？

這僅僅是法律上的一個提問。節目組討論了這個話題，但沒有太認真。因為不是所有的利益或者權益都是要經過法律來確認的。我們需要確定某個人的精神價值，如果這個人不認可，那麼他可以拒絕領獎或者否定這個獎項的價值。如果我們所傳播的信息完全真實，那麼，這次入選或者頒獎就沒有侵犯他人的權益。最重要的是，按照中國人的為人原則，真正能夠當選的人，可能根本沒有誰會主動來爭取這個榮譽。

事實上，很多人都是在網絡公布以後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候選人。2004年的當選者徐本禹就是這樣。這個單純的大學生那時候還在貴州的山區支教，根本不知道《感動中國》到底是什麼。別人告訴他：“小徐，你現在是《感動中國》候選人了！”他很驚訝，借著一次進城的機會到網吧裏查了一下，還是似懂非懂，也沒有太在意。直到他接到節目組通知，啟程離開貴州之前，也一直處於懵懂中。

直到《感動中國》節目播出以後，他才發現，這個節目改變了他未來的生活軌跡。

候選人資料公布一個月以後，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被再次遴選出來。節目組開始更仔細地分析這些人的故事，把他們的材料匯集成冊，寄給《感動中國》推選委員會的委員們。但這還不是全部候選人。在候選人推薦手冊上，總會附上幾頁空白，讓推選委員自己填寫他們認為更精彩的人。

推選委員們在這些手冊上寫上自己的評語、推薦意見，填寫自己滿意的候選人之後，手冊再次回到節目組。節目組開始一次新的候選人資料重新整理。

在這一輪整理過程中，會有未被寫入評選標準的意見介入進來。這是媒介的標準，通常又是無法向觀眾解釋清楚的。比如，候選人應該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假如某個領域內呼聲很高的人物太多，那就必須忍痛作出選擇，另外，時效性也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因素。《感動中國》除去道德標準，還有年度性特征，《感動中國》不僅是弘揚某種優秀品質，它還期望在某種程度上反映過去這一年，中國的精神歷程和時代特點，這是《感動中國》格外重視的。

一般在這個時候，節目組派出的攝制組已經在拍攝過程中。他們每天和節目組保持熱線溝通。記者不斷發回自己的意見，有些候選人就是在這一關上被重新考慮的。攝制組所承擔的任務不僅是拍攝制作人物故事短片，他們還充當著調查者的角色。盡管地方媒體大力推薦，地方政府出面保證，但是偶爾也會有候選者在某些關鍵的細節上經不住追問，而這些細節往往是遠在北京的節目組幾番討論之後，認為最重要的感動點。一旦發現這種情況，攝制組會毫不猶豫地返程。

網絡選票不斷匯集，投票的數字常常會發生變化。這也是讓節目組頭疼的一項內容。既然開放了網絡投票，就必須考慮它的作用。可問題是網絡本身是有門檻的，不是所有的候選人都在網絡上有影響，一些來自偏遠山區的候選者，或是被《感動中國》首次發現和推薦的人物，廣大參與投票的網民很可能根本不了解他們。而且，網絡技術本身是有漏洞的，也就是說，一個網絡專家完全可以借助技術優勢來改變投票結果。

完全依靠網絡投票是不可能的，節目組的原則，是把網絡投票作為一種參考提供給推選委員們。

2011年，《感動中國》人物評選就遭遇了網絡水軍。節目組發現，江西候選人王茂華和譚良才的選票來源地過於單一，集中在江西本省。當地政府部門被猜測使用行政權力，發動市民參與，以推動本地候選人入選。

節目組有權停止這兩位候選人的資格，但事實上這不能責怪候選人。一對在大火中救出別人孩子的英雄翁婿，已經是一死一傷，他們根本沒有能力操作這次投票。取消他們的候選資格，當然是一種對“感動”本質的損害，也就是節目組常常強調的，千萬不能“因辭害義”。如果王譚兩人的事跡是準確的，不管是否有網絡水軍，節目組都堅持相信推選委員們的判斷。

候選人的人物短片制作完成，在電視上播出後，又會有新一輪的意見反饋。這些紀錄片會呈獻候選人的狀態，他（她）生活的環境，周圍人對他（她）的評價，這些都是文字報道所不能完全表達的。看過短片後，一些推選委員會給出新的看法，甚至是反對自己最初的推薦。

這一輪意見收集完畢的時候，《感動中國》的大門仍然沒有最後關閉，因為這距離年底還有一段時間，該年度最後一個月中出現的人和事，會再次被提出來討論，到年底這次討論，就基本上大局已定了。

曾經有一位記者，在采訪朱波的時候，盯著他的眼睛拋出最後一個問題：“你能保證，《感動中國》的評選絕對是公開公正公平，沒有任何人為幹擾因素麼？”

朱波坦然地盯著對方的眼睛回答：“不能保證完全公開、公平、公正。但我能保證一點：《感動中國》整個評選過程到處是人為因素，《感動中國》不依靠理性、規則和數字，每個意見都是推薦人的選擇，是他們用良心作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