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上海世博的器物敘事（8）

歷史記憶的敘事障礙

本雅明早就向我們指出，所有器物都擁有一種“膜拜價值”[13]，這種價值起源於上古及中古時代的宗教儀式，器物總是在禮儀中獲得最初的使用價值，而這種禮儀根基經過漫長的世俗化道路，至今仍然依稀可辨。它所關注的是器物的“存在”，並且要捍衛器物的隱匿性和神秘性。長期以來，那些被膜拜的器物大多深藏於寺院、王宮和墓穴，成為神秘莫測的傳奇。在西藏的布達拉宮光線黯淡的密室里，到處藏匿著這樣的器物，從燭台、香爐、唐卡（宗教繪畫）到念珠，其上布滿了古代高僧的指紋，只有神職人員才擁有接近它們的權利。

本雅明所說的“展示價值”，則更注重器物的“被關照”，並且要把它從隱匿狀態中解放出來，成為公共社會的共享資源。進入消費時代後的現代器物，企圖把展示當做它的第一屬性。市場為此發明了透明玻璃制作的櫥窗、櫃台和陳列櫃，用以陳列物品，進而使用繪畫、攝影、廣告等媒體手段，繼續擴展物品展示的空間及其深度。現代器物經濟的本質就是“眼球經濟”，它要把所有制造物都投放於人類視線的範圍之內。

世博會企圖調和膜拜價值和展示價值，它要利用全球性展示來加大器物膜拜的力度。這是對本雅明學說的一種戲劇性挑戰。羅丹雕塑《青銅時代》、米勒油畫《晚鐘》、哥本哈根“美人魚”銅像、俄羅斯的登月車等，在上海世博會上分別亮相，成為各國自我宣敘的聖物。

上海世博也渴望通過展示聖器來制造新一輪的膜拜價值，以填補現代器物原創的空白。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國寶”行列中的最高代表。但此次在中國館展出的並非原圖，而是由某家數碼公司制作的百米投影動畫。那種宏大的影像觀摩形態，引起了本國朝拜者的集體驚嘆。為彌補真品缺席的遺憾，在中國館的另一角落，又展出了明代畫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圖》摹本。但仇英摹本是以蘇州為城市藍本的，跟北宋京城毫無幹系。盡管主辦者宣稱，由於真國寶無法長時間展出，只能以代用品替之，但這種說辭卻無法終止人們的學術質疑。

在中國歷史格局的演變中，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北宋京城，位於以漢水為依托的早期政治中軸線（西安—開封，又稱西軸線）上；而到了南宋，中國政治中軸發生東移，形成以運河為依托的後期中軸線（杭州—南京—北京，又稱東軸線）。這種軸線轉移，是中國歷史前後分期的重大標志。用蘇州代替開封，混淆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樣態，其結果是制造了本次世博會的文化烏龍，顯示主辦方對中國歷史的草率和無知。

中國館策展人的更大失誤還在於，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國寶”，並非這些只有膜拜價值的藝術品，而是那些改變世界生活圖景的日常技術及其器物，也即“三大發明”之瓷、茶、絲。這個日常器物的三位一體，才是中國最重要的生活發明，並因鄭和七次遠航的緣故，在16～19世紀形成強大的文化傳播勢力，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圖景。不僅如此，這些尋常的中國古代器物，也是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葉中國參加世博的主要展品。

基於跟世博的密切關聯，擁有完整進化脈絡的中國古代器物史，應當成為上海世博的歷史敘事主線，但它卻遭到了主辦方的鄙視。在某些官員看來，農業時代的文化遺存，只是一些鄉下人的破爛而已。這種觀念導致本次世博不僅喪失了推出原創器物的能力，而且喪失了必要的歷史記憶。那些重要的器物組合，沒有在面積龐大的中國館里得到集中表達，相反，它們被分散在浦西城市案例館（蘇州、寧波和杭州等）的角落里，仿佛是一些脆弱而細小的碎片，無法支撐起宏大的國族敘事。

城市案例館中的蘇州展區，用繪有寫意山水的山墻招引遊客，並指望以“刺繡敘事”來概括該城的文化特征，但因策展不力而變得柔弱平庸。整個展區簡單羅列著各類刺繡作品、幾張繡架和幾塊淩亂的繡綢。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邏輯關聯，也沒有敘述的新意，完全不能表述蘇州歷史和現代性的邏輯關系。這種敘事的無力性，彌漫於大多數本國場館，成為上海世博的最大困境。

唯一值得提及的，是中國美院為寧波滕頭案例館所做的展覽設計。整個建築外墻使用“破磚爛瓦”，而內墻裝飾則采用竹片拼貼，制造了向農業時代制作技術還原的濃烈氣氛；屋頂上有一堵散發水霧的綠墻，以及一小塊長滿水稻的土地，表達出華夏農業文明的鮮明特色。這種質樸的手法，產生了強烈的敘事效果，它舉輕若重，重建了東方文明的偉大標桿。但這座場館遭到了“邊緣化”處置。它位於世博浦西園區最南端的圍墻邊側，猶如一道泛黃的老式花邊，參觀者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才能發現這座“最後的建築”。

我們已經看到，本次世博的各國策展人，熱衷於引進那些超寬屏幕、3維、4維、IMAX和全息電影，以及各類LED照明與高清投影技術，而數千萬觀眾也為那些炫目的多媒體影像效果熱烈歡呼，甚至不惜排隊10個小時觀看沙特館，由此創造出“堅韌的排隊者”的等待奇跡。這種20世紀中後期就被發明出來的“大排檔科技”，泡沫般彌漫在整個園區，把世博會變成了尋求感官刺激的遊樂場。韓國館派發歌手演唱會門票，甚至引發一場激烈的流血騷亂。據西方媒體報道，事件中有一女死亡，十多名武警重傷。面對文化大衰退的時代，上海世博的命運就是如此。它無法抗拒來自娛樂消費欲望的強大聲浪。

這就是本屆世博留下的復雜印跡。它包含值得誇耀的成功，也擁有大量失敗的案例。但無論如何，它向中國公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堂。基於那些器物發達國家的參與，它們卓越的器物與技術、優秀的創意及敘事、嚴密的會展管理水平，啟動了中國人的文化智力。大批青少年在世博園里遊走，越過那些精心布置的器物現場，如饑似渴地吸納與教科書迥然不同的人類普遍價值，這是令人鼓舞的跡象。在強大的外部啟蒙浪潮中，中國原創基因覺醒的時刻已經到來。2010這年，有望成為中國創意元年。世博的文化啟蒙價值，比它的器物觀看價值更高。

注釋：

①關於徐榮村是否出席過倫敦世博會，學界目前尚有爭議，本文在此不一一細辨。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官方網站：http://www.mcprc.gov.cn/xxfb/zcfg/flfg/200802/t20080227_519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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