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著名小品文家王思任說：“今古風流，惟有晉代。至讀其正史，板質冗木，如工作瀛洲學士圖，面面肥皙，雖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態，十八人不甚分別。前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專羅晉事，而映帶漢、魏間十數人，門戶自開，科條另定……小摘短拈，冷提忙點，每奏一語，幾欲起王、謝、桓、劉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無追憾者”（《世說新語序》）。傅雷先生在一封給兒子傅聰的信中也談到過類似的意見，他說魏晉的文采風流叫人神往不已，而《世說新語》堪稱這一代風神最生動的寫真。

東漢末年，統治者自己種種殘忍卑劣的行徑，踐踏了他們自己所宣揚的那些悅耳動聽的王道，因而，隨著東漢帝國大廈的瓦解，對儒學的信仰也逐漸動搖，集中體現儒學教條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虛偽蒼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義以行不義，竊國大盜借君臣之節以逞不臣之奸。人們突然發現，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過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氣節通通都是騙人的把戲。這樣，再也沒有人膜拜外在於人的氣節、忠義、道德了，只有內在於人的氣質、才情、個性、風度才為大家所仰慕。以記述魏晉文人名士清談軼事為其主要內容的《世說新語》，生動地表現了這些士人對個體存在的肯定、珍惜、依戀和喟嘆，展現了他們玄遠的精神、脫俗的談吐、飄逸的風采和超妙的智慧。

書中所記的士人個個自我感覺良好，他們毫不掩飾地炫耀才華，愛才甚至於遠勝過敬德。曹操欣然領受“亂世英雄”之稱，全不計較“治世奸賊”之誚。桓溫與殷浩青年時齊名，二人彼此又互不買賬，有一次桓問殷說：“卿何如我？”殷斷然回答道：“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每人在才名當仁不讓，為了決出才氣的高低優劣，他們經常通過論辯來進行“智力比賽”：

許詢少時，人以比王茍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更相復疏，王復屈……（《世說新語•文學》）

這一代人富於智也深於情。“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世說新語•簡傲》），真是“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連一代梟雄桓溫也生就一副溫柔心腸：“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世說新語•黜免》）任性不羈的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決。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世說新語•任誕》）人們擺脫了禮法的束縛和矯飾，便自然地坦露出人性中純真深摯的情懷，“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世說新語•任誕》）

士人們把僵硬古板的名教扔在腦後，追求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一種任性稱情的生活：“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世說新語•任誕》）決不為名利而扭曲自我，任性而行是他們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們企慕的人生境界：“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新語•任誕》）因為有這種淡於名利的生活態度，他們才能活得那樣灑脫，那樣輕松。

在愛智、重才、深情之外，士人們同樣也非常愛美。荀粲就公開聲稱：“婦人德不稱，當以色為主。”（《世說新語•惑溺》）《世說新語》隨處都可見到對飄逸風度的欣賞，對漂亮外表的贊嘆：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容止》）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世說新語•容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