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改革時期

在此一發展階段，出現了路德教派及加爾文教派。這兩種教派不是屬於富有上層階級的宗教，而是屬於城市中產階級，城市貧苦人家及農人的宗教。這兩種宗教之所以能引起這些人的共鳴，是因為它們說明了一種新的自由與獨立感覺，及這種無權力和焦慮的感覺，但是這種新的宗教理論不僅明白地說明了這些受到一種正在改變的經濟秩序的威脅的感覺。這些新的宗教理論且增加了這些感覺，同時還提供種種解決辦法，使個人能夠應付一種否則便不可忍受的不安全感。

 在我們開始分析這種新宗教理論的社會與心理重要性之前，先說明我們研究態度的方法，或可使我們進一步了解這項分析。

 在研究一個宗教的或政治的學說的心理重要性時，我們必須首先記住，這種心理的分析並不含有評判此學說之真理的意思。惟有就一學說本身的邏輯結構，才能決定此學說的真理。分析某些學說或觀念背後的心理動機，決不是對此學說的正確性，和此學說所含有的價值，做一理性的創新，雖然這種分析可使吾人更明瞭一個學說的真正意義，並因而影響一個人的價值判斷。

 對學說做心理的分析可以顯示出來的是主觀動機，這些主觀的動機使人發覺某些問題，和使他循某方向來尋求解答，任何一種思想——不論是錯是對，只要不僅是一種用傳統觀念所形成的膚淺形態——都是由正在思考的人的主觀需要與利益所引起的。有些利益是發現了真理而得以增進，有些利益則由於摧毀了真理，而得以增進，但是，在這兩種情形中，心理的動機都是重要的誘因。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說，在人格的強有力需要中沒有生根的那些觀念，對行為，和對此人的整個生活，並沒有什麽影響。

 如果我們分析宗教或政治學說的心理重要性，我們必須把這兩件事加以區分。我們可以研究創造一個新學說的這個人的個性構造，和試著去了解在他的人格中，那些特征與他思想的特別方向有關。具體而言，這就表示說，我們必須分析路德或加爾文的個性構造，以便找出在他們的人格中，有那些傾向使他們獲得某種結論，和形成某種學說。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研究此一學說能引起共鳴的社會團體的心理動機，而不是研究此一學說的創造者的心理動機。任何學說或觀念之影響力，須視它引起人們個性結構中，心理需要的共鳴的程度而定。惟有當一種觀念能迎合某一社會團體的心理需要時，它才會在歷史上成為一有力的力量。

 這兩個問題——領袖的心理和他的隨從的心理——是有密切關連的。如果同一個觀念對他們都能引起共鳴，那麽，他們的個性結構一定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相似的。除了若幹因素以外，例如領袖所具有之特殊思考及行為天才，他的個性結構通常也極明顯地呈現其信徒的特別人格結構中，領袖的個性結構中含有其信徒所具有的若幹特征，這乃是由兩個因素之一，或兩個因素的合成所造成的：第一個因素是，他的社會地位就形成整個團體的人格的那些情況而言是典型的；第二個因素是，由於他生長的偶然環境，及由於他個人的經驗，這些相同的特征遂發展成一顯著的程度，而對此一團體而言，這些相同的特征則由其社會地位演變出來的。

 在我們分析新教和加爾文教義的心理重要性時．我們不是討論路德的和加爾文的人格，而是討論那些喜歡他們的觀念的社會階級的心理情況。在開始討論路德的神學之前，我願先一提的是，路德這個人是“獨裁個性”的典型代表，以後，筆者還要討論這一點，因為他是由一位非常嚴厲的父親培養長大，同時因為他在童年時沒有享受到愛也沒有安全感，所以他的人格受到一種對權威具有兩種極端相反的感情的折磨；他恨權威，並且反抗權威，而同時他又崇慕權威，有服從權威的傾向。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一直有一個權威是他反對的，同時還有另外一個權威是他崇慕的——在他青年時，是他的父親與修道院的長老們；以後則是教皇與諸侯。他充滿一種極端孤獨、無權力、軟弱的感覺，而同時又滿身是想要統治的欲望。他受到疑慮的煎熬，同時，他不斷地追求某種能給予他安全，和使他解脫疑慮之折磨的事物。他恨其他的人，尤其是“賤民”，他恨他自己，他恨生命；由這種恨，產生了想要被愛的迫切欲望。他整個的人都被恐懼、懷疑和內在的孤獨所充滿了。

關於以下的分析方法，似乎還應再予以說明一下。對於一個人的思想，或一種理念所做的心理分析，其目的在於了解這些思想或觀念所發生的心理根源。所以，從事此種分析的第一個條件便是要充分地了解一個理念的邏輯的脈絡，以及了解發明此觀念的人在意識上想要說些什麽。然而，我們知道，一個人即使在主觀上是很誠心的，也經常可能下意識地受到一種動機的驅使，而此種動機完全不同於他自信受驅使的那個動機；同時，我們也知道，他會使用某一觀念，而此觀念必然地隱含某一意義，且此觀念非意識地對他而言，表示某種不同於此一“正式”意義的事物。而且，我們知道，他可能會試圖以一種理念的建構，來協調在他自己感覺中的某些矛盾，或者試圖掩飾一個他用理性來壓抑的觀念。了解了非意識因素的活動之後，我們便知道，應該對言辭存懷疑態度。而且不可以其表面價值來評斷一事。

 分析觀念主要需要做兩項工作：一項工作是測定某一觀念在整個理念系統中的分量；第二項工作是決定，我們是否用理性來從事這項工作，因為理性可以區別出思想中的真正意義。關於第一點的例子是：在希特勒時意識形態中，特別強調的是凡爾賽條約的不公平；事實上，他對和平條約的確是憤怒不平。然而，如果我們分析他的整個政治意識形態，我們便會發現，它的基礎是對權力與征服的強烈渴望，而且，雖然他在意識上，強調對德國的不公平，但是，實際上，這種想法在他的思想中，並沒有占多大分量。至於，一種思想之自以為是的意義，及其真正的心理上的意義，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可從路德學說的分析中獲之。

 我們說，基於人的無權力，他與上帝的關系是一種服從。他自己說，這種服從是一種自動的服從，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愛心。因此，根據邏輯的推理，有人會認為，這不是服從。但是，在心理上，從路德思想的整個結構上來觀察，我們可以斷定，這種愛或信仰。實際上就是服從，雖然，在意識上，他以為他對上帝的服從，是出於自動的和愛心的，可是一種無權力及軟弱的感覺充滿了他的心靈，使他與上帝的關系的本質，成為一種服從。（正如同，一個人在意識上對另外一個人有被虐待依賴性，而卻常常以為這是“愛”。）因此，從心理分析的觀點來看，他所說的未必是真心話。我們相信，惟有在分析了他的觀念的心理意義之後，才能了解在他的體系中的若幹矛盾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