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夫之「勢」的內在線性時間的分析，雖然顯示了蕭馳拓寬陳世驤「詩的時間」內涵的意圖，但也暴露出中國抒情傳統面臨的尷尬之處。如果詩歌能擺脫詩人的時間意識，沿著文本自身的內在線性時間自我生成，就可能導致詩歌脫離個體詩人，這在根本上挑戰了中國抒情傳統所堅持的個人抒情特質。此外，詩意的文本生成表明後世詩人對以往抒情文學的有意模仿，其過程、結果具有不穩定性，甚至完全不受詩人控制，這削弱了蕭馳最開始提出的抒情傳統的技藝面向的可信度。可見，蕭馳將王夫之視為中國抒情傳統之近古發展的代表，卻在對其詩學時間意識的分析中，以文本語言自律偏離了抒情傳統的作者自律論和模仿技藝論軌道，未能實現真正的理論自洽。

結語

海外漢學以時間意識探尋中國抒情傳統的策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闡釋「詩」字和「詩」體蘊含時間特性；二是強調經驗時間的抒情主體本質為詩人；三是探尋作為主題的時間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發展脈絡。這從文字、文類、主體和文學史等層面呈現了時間意識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及其所生發出的中國抒情傳統。中國抒情傳統將個體與時間關聯起來，強調前者面向後者時表現的珍惜自我生命情懷。這種情懷並非浪漫主義式的輕浮和放縱，而是存在主義式的對人之為人的終極確認，注重個體情感抒發所承載的生命意義和永恆價值，實質是一種深重的情感責任。在此意義上說，中國抒情傳統的提出可謂是對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一種現代建構。

但是，這一現代發明建立在作者中心論的基礎之上，淡化了中國文學的多元性、複雜性。劉若愚、蕭馳等人在具體研究中所采取的方法及其遭遇的困境，已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中國文學史上的作者問題是複雜的。柯馬丁認為「關於作者及其作品起源的具體概念」，「並沒有發生在前一百年左右司馬遷（約前145年—約前85年）之前」。將著作權不清晰的作品籠統地歸為個體心靈的創造，進而展開文本分析，可能難以發現其中複雜的時間內涵。即便在司馬遷以後，中國文學史上仍有作品著作權歸屬不明或存在爭議的情況。宇文所安分析了漢魏六朝時期無名氏詩作、具名詩作、代作和擬作之間作者和敘述者的情況，認為「把一首詩和某個具體的敘述者連在一起，就會導致彼此互相肯定的循環論調」。這說明預設作者雖為個體時間的闡釋開了方便之門，但卻遮蔽了文本的其他時間面向。

總之，海外漢學界以時間意識建構中國抒情傳統，彰顯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現代性意義，以及重構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理論意圖。但由於固化的作者中心論視角，中國抒情傳統未必能夠完整揭示中國時間詩學，也未必能夠完全輻射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中國抒情傳統對中國文論話語的建構具有一定的理論症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