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能夠創生出另一種事件次序，以及事件之間的另類連結形式的時刻力量，在現代有了一種矛盾的宿命。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傳統將其當作「壞的時間」：短暫時刻的時間、想像未來的時間，對比於以歷史歷程的知識為基礎的行動時間性。另一方面，時間尺度中的斷裂成為另一種革命的原則，亦即被稱為文學的虛構藝術之現代革命。這種革命非常準確地質疑了亞里斯多德式的對立，即時間延續與因果連結之間的對立。這讓我想到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一篇名為〈現代虛構〉（Modern Fiction）的文章，她在文章中譴責了情節的專制，也反對作者在自己要寫的東西、與真實時間粒子持續在讀者心中的作用之間，製造了因果之間的虛假關聯。在虛構故事中，時間次序的斷裂常常被視為是文學迂迴而菁英的立場，因為她花時間去詳細描述那些悠閒布爾喬亞靈魂的各種感覺。但這樣的批評會讓我們忘記了，這種時間尺度的斷裂首先解除了兩種人類範疇間的對立。時間粒子依序落下的這種時間，正是主動之人與被動之人所共有的共同時間，這是吳爾芙筆下的女主角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與所有與她交會的無名生命共享的時間；這也是那些拼命想要粉碎次序之人的時間，那次序將他們困在時間分界上錯誤的那一邊。藏在戴洛維夫人全神貫注於宴會準備的那天之後，我們可以感受到由福婁拜（Flaubert）所描述的另一種日子：也就是農家女兒愛瑪．包法利（Emma Bovary）望向窗外的那一天，她注視著幾個小時一成不變的流逝，並企圖發明一種可以打破這種次序重複性的故事；而藏在這天之後的，則是木匠高尼將奴役的時間轉化為自由的時間的那天。現代文學虛構將這種時間——也就是幸與不幸的鬥爭會發生在一天中的任何時刻——置入虛構的核心：一個由微事件的多樣性所構成的時間，其民主的共存與民主的交互滲透被相對放置在從屬的時間對面，而這種從屬的時間則是傳統文學虛構的特性。這意味著，透過將演員棄置於徒然妄想擁有他們所不能擁有的時間的不幸之中，它從膠著於日常生活的男女那裏重新取得、並創造了自己的時間，這同時也是一種敘事的新紋理。11

為了從必然性的大敘事——也就是在管理單一可能性、與迎接最終災難之間二選一的情境——中脫身，我認為重新思考三件事之間的遊戲是有用的：全球歷程的各種敘事、各種解放時刻的時間性與文學虛構，而我發現這對於在今天重新思考個體的經驗時間、與集體宣稱的時刻之間的可能連結時，特別有用。一方面，基於在「浮動」人格（“flexible” individuality）或「新自由主體性」（“neoliberal subjectivity”）與全球歷程法則之間的一致性——基於這個法則此後會施展對我們生命時間的全盤掌控，我們似乎必須去質疑某些流行的分析。對我而言，就不可能接受哈特（Michael Hardt）與內格里（Antonio Negri）的分析，他們透過假定工作時間與生活時間之間的同一性，試圖描繪出一個逆轉的結論：未來的共產主義的時間早已出現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當下形式之中。但事實上，與他們的假定相反，當代工作經驗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其實是非連續、充滿凹陷且千瘡百孔的時間經驗：有工作到失業成為無止盡的過程、兼職工作機會越來越發達、乃至於所有形式的臨時工；而以下的人數也倍增：同時分屬於支薪工作時間與教育時間、藝術性時間和微薄日薪時間的人們；那些訓練來從事特定工作到頭來卻做完全不同的工作的人們；那些在某種世界工作卻住在另一種世界的人們。

11法譯 9：「失落大敘事的理論標示出兩種時間訴說法之間沒有解決的張力：要不是向內在目的延伸之時間串中時刻的總體化，或是生活形式的分配與再分配。有位文學的理論家，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就將這張力置放在西方寫實主義史的核心位置。他為了測量寫實主義的進程建立了兩個標準。一是將所有個體命運收束在經濟與社會關係的總體性中，一如穩定的演化；另一是容許最為樸實、最一般的人，成為虛構中的主角。在他的想法中，這兩種標準會相互應和：任一個體因為都參與在經濟與社會世界的整體能動中，所以夠格被提升為完整主體。然而，歷史卻沿著這兩種判准的瓦解而前進：就像維吉妮亞．吳爾芙在《散步到燈塔》（Promenade au phare）中，用度假晚上一個微不足道的時刻，標示出事件的發生點。也正是這種對任一時刻的堅持，讓奧爾巴赫看見一個平等世界的承諾。我們這個時代為全球時間與個體生命時間的關係所生產的敘事，似乎不急著面對這些困境。它們為我們描繪出一種個體時間與全球系統時間之間的一致，它們藉著兩種對立於馬克斯敘事的變項來完成這種一致性。一邊繼續著意識形態的馬克思視野：描繪出以自主與創意價值型塑出的靈活人格或新自由主體性，和從個體幻象汲取利潤的資本主義全球邏輯之間的完美一致性，這些個體還以為能夠自由管理自己的時間和作為，以掌握如今幾乎等同於生活時間的工作時間。另一邊則繼續著資本主義的馬克思視野，鍛造著自我毀滅與提取出另一種一致性的條件：它們將這些『靈活個體』變成計時薪的『知識無產』勞動者，甚至順理成章成為非物質資本下—等同於集體智識之共產主義—生產工具的持有者。這些讓個體時間與系統時間相應和的矛盾版本，似乎對於標誌出我們現況的這種時間經驗的最複雜形式同樣無感。連一般被用來總結上述這些問題的字『未定性』（précarité），也是既準確又不足。」（41-43）

（10月 2, 2019 道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