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記下來，把一切都記下來……」

使我們感到意外的是，所有4本護照的簽證申請都得到批准。我們分別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預先約好到時在莫斯科民族飯店的大餐廳見面。

埃隆和我按時到達約定的飯店，坐在餐廳里等待。可是泰勒和弗萊徹蹤影全無。

當我等得心煩意焦時，侍者一次又一次地給我杯中斟滿伏特加酒，給埃隆的杯里倒百事可樂。什麼意想不到的事都會發生，我們沒有商量好萬一這種情況不行又怎麼樣，在莫斯科實際上沒有辦法找一個美國人，因為蘇聯國際旅行社只是在旅遊者到莫斯科以後，才具體安排他們去某家飯店住宿。

等了兩個小時后，我終於聽到弗萊徹那與眾不同熱情洋溢的聲音。他們的班機晚點了，但我們終於團聚，互相交換了各自旅館的地址、電話號碼，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我們在一起吃了晚飯，聊了一會要辦的事。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早上決定去尋訪莫斯科唯一的那座猶太教堂。有人曾經告訴我，這就是可能碰見一些不准離境者的地方。這座猶太教堂很不好找，從我下榻的旅館去得走很長一段路，計程車不肯去這地方。可是以前來過的人給我一份地圖，我們終於找到阿希波夫街，看見一座古老的建築，它看起來就像是紐約下東區那座猶太教堂。

我們進了教堂，在後排找了座位坐下。唱詩班的領唱正在用希伯來文吟誦；教友們都在用意第緒語低聲交談；而教堂執事講的是俄語。呆了一個鐘頭以後，一個叫尤里的小夥子走過來，用標準的英語小聲說，你為什麼不到外面去和真正的猶太人見面? 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跟我出來，你就明白了。我們走到街上，看見滿是鬧哄哄的莫斯科小青年。尤里把我們介紹給他的朋友，我們和幾個不准離境者熱烈地談了一上午。當晚，我在日記中寫下一些對莫斯科猶太教堂的印象：

猶太教堂戲劇性地呈現出兩個不同的層面。教堂內部代表著過去：留著大鬍子的拉比用意第緒語發表著預先審批過的佈道，聽眾是一群心驚膽戰任人擺布的七八十歲老人，他們的兒女和孫兒是永遠也不會到猶太教堂里來的。用意第緒語交頭接耳的話題是即將到來的節日：麵餅會充足供應嗎? 克格勃會像過去那樣限制參加宗教節日儀式的人數嗎? 會有攜親屬捎帶的祈禱書和信件的美國旅遊者來嗎?

猶太教堂外面代表的是未來：那些不甘於二等公民生活的人；那些渴望在蘇聯之外過猶太方式自由生活的人。在教堂門口他們幾十人聚在一起，有時達幾百人，一直待到祈禱結束。

他們過去一直在路對面兩隻籃圈之間權充球場的空地上聚會，直到當局把這塊空地圍上籬笆，每到星期六就鎖起來。現在這些小青年站在街當中，有時無意之中阻礙了車輛的穿行，給警察在重要節日，或有外國人混跡其中時驅逐人群提供了借口。

這些站在外面的人拒絕進裡面，認為這是蘇聯官方的櫥窗，目的在於抑制猶太文化，使之慢慢消亡。這些人說著結結巴巴的希伯來語和英語，這種語言反映他們朝思暮想的夢幻而不是眼前的現實。他們最珍視的物品是偷運進蘇聯的《艾勒佛米林》（Elef Millim），一本初級希伯來語讀本，它在蘇聯是禁書，因為它是民族主義的；還有從美國旅遊者那裡要來的過期《時代》周刊。

他們脖子上戴著有大衛之星的飾物，上面刻著猶太人永生不死這句口號。在他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離開。大部分在教堂外面的人也是被這個制度所不容的人。他們都已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自己的前途他們都已提出申請移居國外。

只要一個蘇聯猶太人申請移居國外，他就只剩下兩條路可走了命好的話，他或許可以獲准放棄蘇聯國籍，離開這個國家。如果他的申請被否決，或者就是不給肯定答覆，他會遇到一連串的難題，這些難題差不多都會讓他落得個進監獄的結局。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人都選擇移居國外這條羊腸小道呢? 回答很簡單：作為一個猶太人在蘇聯是活不下去的。歧視無所不在，有些重點大學的專業完全不招收猶太學生，甚至沒有申請離境的猶太人也不收。

猶太人的價值觀念和理想在蘇聯到處受到貶低蔑視。蘇聯當局聲稱並不存在猶太人的問題，這話不錯，除非你是個猶太人。尤里維克斯勒，那個猶太教堂里接近我們的年輕人正面臨著被判刑的懲處，因為他拒絕應徵入伍。他成了我們的義務導遊。經他介紹認識的人之中有艾達努塔爾。

我們在離聖瓦西里教堂華麗的蔥形尖頂不遠的公園長凳上會面，她矮小，豐滿，40多歲。艾達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溫和的猶太母親，她承擔了完整地收集每個思想犯情況的任務，她對這些人的情況了如指掌：關在哪個勞改營；最後一次家屬探視的日期；他們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他們需要的治療藥品；他們在獄中所分配的工作；他們可以用來申訴的法律根據，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獄中生活的細節。

她有一個小本子上面記滿了這些情況。我問她，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當納粹屠殺我們的人時，全世界聽到的只是人數，而不是那些具體的人。

你沒辦法為人數尋求幫助，全世界必須了解這些囚徒的所有情況他們長得是什麼模樣，（她一邊說，一邊抽出一份貼著這些囚徒照片的材料，這些照片都已經被揉搓得皺皺巴巴）；他們想什麼；甚至包括他們互相之間說些什麼笑話。她流著眼淚告訴我下面一些監獄里的笑話：

有一個囚犯因為稱赫魯曉夫是個白痴而被判刑。對他的指控不是誹謗，而是泄露了一項國家機密。一個看守問一個囚犯他被判了幾年徒刑。10年，囚犯回答。你都干了些什麼值得判你10年? 看守問。什麼都沒幹，囚犯答道。看守滿腹狐疑地看著囚犯，說：我不信，什麼都沒幹應該判5年，而不是10年。

就像問所有的不准離境者一樣，我問艾達：把美國律師攪進這些政治犯的案子里來是否有用處。有用處，肯定有用處，她回答說。可是這會有什麼反作用嗎? 我問：我們的干預會不會傷害囚犯呢? 我們大家隨時都可能成為囚犯，她平靜地說，我們已經花了不少時間討論策略。我們大家在這個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必須宣傳這些事，必須得到外界的關心，這是我們的生命線。

然後，她提醒我，偉大的猶太歷史學家西蒙杜布諾夫，被納粹拖到隆布拉森林槍決之前最後說了幾句話：沉默是最大的犯罪，記下來，把一切都記下來。餘下幾天里我會見了許多不准離境者社團的成員。我們在地鐵上，在教堂里，在公園裡；在特殊情況下，還在他們的家裡見面。在家裡談話一般都不涉及具體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可能會有竊聽。不准離境者成員們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比方說離境申請獲准後去以色列以外的國家是否妥當等。但囚犯們需要外界的法律幫助這一點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有些莫斯科的律師也告訴我，蘇聯的司法機構希望得到西方的承認，並不想被人看作是一種自斯大林時代開始的無法無天的野蠻制度。他們還建議道，或許西方的律師把蘇聯的司法制度真當回事，認真嚴肅地向它呈交申請書，蘇聯當局反而會受寵若驚，忙不迭地去細讀這些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