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偷運出來的日記

有些曾經和庫茲涅佐夫關押在一起的牢友告訴我們，他寫有一本獄中日記。在獄中，他們懷疑這本日記是否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因為監獄管理當局定期搜查，對收繳的文字材料一律銷毀。

偷運東西的唯一機會是在親屬探視時，通常是在一間小木屋裡，可以和妻子或父母待上一整天的時間，在這一天里很少有人攪擾他們。可是，在囚犯和家屬進入小屋之前，他們都被脫光衣服進行搜身，身體上每一個可以藏匿東西的地方都檢查過。

這些不相信日記可以帶出去的囚徒錯了：庫茲涅佐夫無論如何也要把他的經歷向世人披露，他對自己是否能活著離開這裡並講述這一切沒有把握，就想出一個聰明的辦法把他的日記偷帶出去。

他學會了寫顯微鏡下才能看清的小字，這使他能夠在一小塊手紙上密密麻麻地寫幾千字。隨後他把這塊珍貴的手稿捲成小球，外面塗上從集中營的藥房偷拿的蠟。

每次在小屋會見之前，他就吞下一些小球，這樣搜身時就不會被發現。會見期間，他就去廁所大便，然後從馬桶里把小球找出來洗乾淨。來看他的人再把小球吞下去，通過搜身檢查，然後回家把小球排泄出來。

剝掉蠟皮后，把小紙卷打開，把內容寫下來。用這種方法庫茲涅佐夫從獄中偷運出去10萬多字的日記。

日記的第一卷在西方用俄文、法文和英文出版，題為《獄中日記》，向人們提供了索爾仁尼琴之後的古拉格群島內幕。

這裡有些內容讀起來像但丁的《地獄篇》，其他地方讀起來又像《鱷魚》雜誌上的幽默小品。

庫茲涅佐夫的日記偷運到西方去后不久，我們就收到了副本。我們現在已掌握了不少所需要的情況：證人證詞，簽字證詞，有關文件，日記和物證。

每個囚犯的最直接親屬已經給予塔爾福德泰勒授權委託,以這些囚犯的名義全權處理一應法律事宜。可是還有些半明半暗的疑問。蘇聯政府會允許美國律師代理蘇聯人進行訴訟嗎? 這些囚犯希望我們替他們草擬申訴書嗎? 那些仍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的不准離境者對我們的干預又作何感想呢?

搞清這些疑問的唯一辦法是到莫斯科去，與蘇聯當局和不准離境者直接談談。這可不是件容易事。去以色列辦理這些法律事務是一回事，要想取得簽證，進入蘇聯去為那些被認定犯有叛國罪的囚犯申訴又是另一回事。從來沒人做過這種事。

在猶太人保衛同盟爆炸案審判中我公開為被告辯護，《真理報》和《消息報》都用大量篇幅刊登過這些案子，這使蘇聯當局已經注意到我的名字。你想進入蘇聯的困難程度，一個消息靈通人士告訴我，幾乎和你的委託人想要離開蘇聯一樣。

我們決定分兩批向蘇聯大使館申請簽證。塔爾福德泰勒和喬治弗萊徹教授他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法學院的教授，精通俄語，是蘇聯法律方面的專家兩人一起申請，在申請書上註明他們因法律事務去蘇聯。泰勒同時給總檢察長魯登科和斯米爾諾夫院長寫了私人信件，告訴他們，他希望不久即去蘇聯訪問。

他在信中寫道：自從我們一起在紐倫堡對戰犯進行審判以來，已有多年未見面，若是有機會在莫斯科與你們重逢，重溫我們之間的友情，暢談互相關心的專業問題，我將感激不盡。

泰勒將在弗萊徹的幫助下與蘇聯當局進行正式接觸，爭取他們批准我們代理被關押的囚犯，並以他們的名義寫申訴書。大家認為我應該單獨申請簽證，以免我與猶太同盟的關係牽連泰勒和弗萊徹的申請。

我本來打算一人單獨作為旅遊者去，可是我們這些律師們在一起商量以後，認為這太冒險，要是能跟什麼人一起旅行會好一點兒。我決定帶我12歲的兒子埃隆一起去。我們遞交了申請書，理由是對蘇聯的法制感興趣。如果簽證批下來，我的任務是會見不准離境者，了解他們對我們提出干預的看法，再想法收集一些有關囚犯們獄中境況的其他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