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歷史的大視野中看，鄭氏集團的海上霸權與鄭和船隊的海上霸權一樣，都不是歷史發展大勢，而是特殊時勢機緣下曇花一現的現象，無法持續、不可挽回、難以重現。

中國內陸政權與民間海商的聯合，並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歷史必然，而是某種暫時的機緣。滿清入關，明室南渡，鄭芝龍清醒地認識到，疲弱無能的殘明皇室，已不可能挽天下狂瀾。

站在內陸皇權中心主義立場上，他在選擇對朱明皇朝的忠奸；站在海外貿易與移民擴張立場上，他在選擇鄭氏海商集團的存亡。再次入海為寇，失去陸地根據地，不可能競爭海上；明朝難免覆亡，他也難免新興內陸皇權的追剿。

局勢又回到從前，中國海商勢力將在中國內陸追剿與西方擴張的夾擊中消亡。鄭芝龍選擇了招降。1646年，清兵進逼安平，鄭芝龍派人給博洛貝勒送去降表，前往福州受招。博洛先以最盛大的禮儀歡迎他投誠，然後又突然夜間拔營，將其挾持北上。鄭芝龍明白，一直讓他忐忑不安的事終於發生，他密書鄭成功：「眾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在北京的朝廷里，鄭芝龍「終日戰兢危懼」，康熙皇帝登基那年，鄭芝龍全家11人被殺。

歷史真正的悲劇不在於有所選擇而選擇錯誤，而在於根本就無從選擇。招降不能維持鄭氏集團的海上擴張，抵抗事實上也無法挽救，即使像他那出色的兒子鄭成功那樣：「大開海道，興販各港，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鄭氏集團的結局也不可能是另外一個樣。鄭成功以反清復明大業，動員民間海上力量對抗陸上政權，使中國大陸政治軍事勢力與民間航海貿易力量再次對立起來。反清復明動員鄭氏海上力量對抗滿清內陸皇權，一方面將民間海商力量與內陸政權不可調和地對立起來，另一方面又在與內陸不斷的戰事中牽制與消耗了本來可以進行海外擴張的中國海上力量。鄭成功是內陸滿清皇朝的敵人，也是外洋西方擴張者的敵人。中國海三方勢力對峙衝突恢復到從前，格局與明朝時沒有什麽改變。西方人依舊借朝廷之勢消滅海上競爭者，中國內陸政權依舊借夷人之力剿滅民間「賊寇」。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清朝結盟，1655年，荷蘭使團從巴達維亞啟程，前往北京，向朝廷表示，荷蘭艦隊願意協助清朝水師攻剿鄭成功，並「保證肅清從廣東到天津衛所有的海盜」。清朝則再行海禁。禁海使桅桿林立的港灣空空蕩蕩，遷界使千里海岸無復人煙。鄭成功窮鄭氏「海上王國」力量反清復明，17年轉戰，進退無據，恢復無期，最後的日子里，鄭成功強撐病體，登高臺，持千里鏡，望大陸方向，搜尋海上帆影。殘酷的戰爭已使昔日帆影如雲的大海變成荒漠。

歷史的真實在於不可選擇的必然。鄭氏父子或鄭氏四世的或降或叛兩種選擇，都無法避免中國武裝海商集團最終的滅亡，都無法拯救中國海上力量，挑戰外洋西方的擴張。這是中國現代的悲劇所在。鄭氏四世海上王國的興衰，也應該在世界歷史與西方擴張東方衰落的大視野中解釋。它所揭示的殘酷的、令人痛心的歷史必然意義在於，中國帝制政權在制度與理念的本質上，是與民間海上擴張相矛盾的，天下中原政權衰落的時候，東南海商勢力興盛，皇權再度強盛時，中國民間海上擴張即被遏制扼殺。中國內陸政權將再一次消滅了具有政治組織與軍事武裝民間海外力量，再次為西方擴張讓出了整個中國海。鄭氏海上王國反清復明，是中國海外擴張事業的悲劇。當時或事後，人們沒有想過或假設，鄭氏海上王國幾十萬將士幾萬艘戰船商船，如果在收復臺灣後利用時機與中國大陸政權議和合作，將征伐大旗指向面前的東南亞，而不是身後的大陸，世界近代歷史或西方擴張歷史將會是另一種寫法，大國興衰，東西消長，世界近代歷史與今日世界格局，都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實際上，還有一種假設，並不更荒唐：如果鄭氏海上王國放棄反清復明的大業，放棄因皇權中心主義理念造成的與大陸朝廷的對立，選擇和平合作，集結起中國海商與移民的力量，向海洋擴張……

歷史上錯過的機會就永遠錯過了。堅船利炮才能稱霸海上、稱霸海上才能稱霸世界，這番道理，中國皇帝要到200年後，從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可悲教訓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國皇帝不開始禁海限船，中國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稱雄遠東水域，也不至於500年後花巨額銀兩買西洋「夷狄」的鐵甲艦又被東洋「倭寇」擊沈，把臺灣再次割讓掉。如果200年前中國不在皇權中心主義的衝突中消滅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鄭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師收復臺灣後在鄭氏武裝海上集團的基礎上發展帝國海軍力量，開拓海外貿易與殖民，中國就不可能以陸地簡陋笨拙的炮臺面對英國海軍艦艇的攻擊，輸掉可恥的鴉片戰爭。如果中國歷史上整合朝廷與民間的力量向外洋擴張，擁有競逐富強的優勢，今天的臺灣問題也不致於陷入一種國際化的困境中，將中國內部的衝突置於中國與美日的國際衝突中。可悲的是，歷史不能重新開始；更可悲的是，如果歷史重新開始，將所有的教訓與災難重演一遍。（愛思想 2008-05-03）